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的历史性诞生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套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问世，即便是他们的著作集、通信集都屈指可数。具有代表性的只有以下几部，即马克思的女儿女婿爱琳娜（Eleanor Marx Aveling）与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合编的《东方问题》（1897年），梅林（Franz Mehring）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以下简称“《遗著选》”，1902年）、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以下简称“《通信集》”，1913年）。虽然这几部著作在当时都具有重大的文献意义与理论价值，但是在今天看来，它们都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缺陷。

首先，就《东方问题》而言，它所涉及的只是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以下简称“《论坛报》”）发表的关于东方问题的一些英文文章，涵盖面很窄。更重要的是，它存在着许多的错误和疏漏，如收录了既非马克思又非恩格斯的文章，漏掉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论坛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因此，这一版本并不全面可靠。其次，就《遗著选》来说，它虽然被视为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是也仅仅收录了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一直到185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它只能被看做一部文集。另外，尽管梅林在这部遗著选中收录了许多不为人知或已被人遗忘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如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莱茵报》中的文章等，并且写了导言，作了注释，但是梅林的最大问题在于，他犯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前三卷）同拉萨尔的著作（第四卷）合并在一起出版，因此，这套文集的题目变成了不伦不类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绝不会容忍他这么做。最后，就《通信集》来说，虽然它名义上是由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共同主编的，但实际上，伯恩施坦才是它的真正负责人。尽管这套书信集收录了纵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通信，但是其内容却遭到了很大的删节和修改。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保留的一些书信根本没有被收录；另一方面，一些被收录的书信在语言、文风和措辞上遭到了修改、弱化，个别地方甚至遭到删除。因此，这套通信集其实只是一部不全面的、不忠实于原文的篡改版。^[1]

除了以上几部著作集或通信集外，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那就是由MEGA¹的创始人梁赞诺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年）。众所周知，梁赞诺夫毕生所从事的最伟大的事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尽管这项波澜壮阔的宏大事业真正肇始于十月革命之后，确切地讲是20世纪20年代初，但是，就梁赞诺夫本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书信等的搜集、研究、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最初原点。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早在20世纪之初，梁赞诺夫就已经投入宏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事业中。正是通过一系列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出版工程，如“东方问题”（其最终成果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第一国际资料卷”、《资本论》第一卷普及本等，梁赞诺夫不仅获得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继承人劳拉·拉法格夫妇、遗产保管人伯恩施坦等直接交流、密切接触的难得机会，而且也得以一睹常人根本不可能接近的、直至当时还完全不为人知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书信的真容。由此，梁赞诺夫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专家，他甚至比梅林、伯恩施坦等更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总体面貌乃至个别具体细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列宁才在十月革命后亲自任命梁赞诺夫担任新成立的马恩研究院院长，领导MEGA¹的出版事业。

因此，当我们在本章中着手探讨MEGA¹编辑出版工程的具体诞生过程时，不妨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为引子，回溯到梁赞诺夫一生的一个至关重要时期——前MEGA¹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历史地决定了梁赞诺夫未来的个人命运，而且也客观地为之后他所领导的MEGA¹编辑出版工程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同时，通过全面地考察梁赞诺夫本人在前MEGA¹时期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活动，我们也可以发现梁赞诺夫的前MEGA¹时期与MEGA¹时期的密切联系，进而揭示出MEGA¹编辑出版工程与梁赞诺夫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历史渊源的必然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