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恩格斯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构想和努力（1883—1894年）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出版马克思文献遗产的重任就落到了恩格斯的肩头。面对大量未经整理的马克思遗稿，再考虑到尚未完成的《资本论》，恩格斯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工作计划：首先，必须完成《资本论》；其次，撰写一部马克思的传记；再次，撰写一部德国工人运动史以及第一国际史；最后，出版马克思的全集。

在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恩格斯写道：“现在，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14]显然，此时恩格斯考虑更多的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传，前一项工作因为其本身的未竟状态而亟待完成，后一项任务则由于马克思的离世而显得日益迫切。因此，在恩格斯这里，出版全集的计划还远未进入他的工作日程安排。毕竟，仅《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整理就需要占用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且不说时时还会有计划之外但却必须完成的校对、修订工作。在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贝克尔（Johann Becker）的信中，恩格斯再次重申了他的工作计划：“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15]可以看出，尽管恩格斯非常看重撰写马克思的传记这一任务，但是完成《资本论》是他为自己设定的、应当为亡友完成的首要任务。在完成《资本论》之前，绝不考虑进行这些后续工作。

然而，尽管恩格斯一心想尽快完成《资本论》，从而拿出足够的时间撰写马克思的传记，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但是，各种各样的出版任务，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三版、英文版等的校对修改事宜，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通信包括与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的广泛书信联系，再加上身体的不适尤其是晚年的眼疾，都夺去了恩格斯大量宝贵的时间，从而使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编辑活动中。我们不妨看看下面几封信：

1883年6月中旬，恩格斯致信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讲述了自己繁忙的工作情况：

我要做的事简述如下。

（1）整理遗物，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这些东西一大堆，而且非常乱。缺的还很多，许多纸包和箱子甚至还没有打开！

（2）准备第三版^[16]，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

（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我今天为这件事访问了这里的一个大出版商），然后亲自校订译文（由穆尔来译，他是很出色的翻译……）。

（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全部誊清。

……^[17]

可以看出，在马克思去世后，尽管恩格斯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整理和编辑上，但是他依然需要为各种重要任务分心操劳，如引文中提到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三版，还有英文版。另外，身体的不适也会干扰他的工作。在1884年1月底致《正义报》编辑查理·菲兹吉拉德（Charles Fitzgerald）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不仅在最近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工作已经排满，我要再答应为贵报撰稿，那就太轻率了。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18]

尽管身体刚刚恢复，尽管要马上集中精力展开《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但是恩格斯的工作日程依然满满当当。在1884年4月11日致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恩格斯谈道：“这以后我将立即转入第二卷的工作，此外还要：（1）校订你们的《贫困》；（2）为该书法文版加注写序；（3）校订英译稿，该书现在必须加劲赶出来；（4）现在还有《杜林》以及法国方面还可能送来校阅的东西。”^[19]显然，恩格斯虽然想集中全力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但是需要由他亲自过问、亲自进行的重要著作的校订、写序工作依然很多，这种情形实际上也成为他晚年工作的常态。因此，出齐《资本论》这一他为自己设定的首要工作任务没有能够像他最初预想的那样在两三年内完成，而是一直拖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于是，随着《资本论》出版工作的一再拖延（尤其是第三卷），出版马克思全集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也就被恩格斯相应地顺延到了未来，成为“将来的事情”。^[20]

不过，尽管在1883年至1894年间恩格斯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上而不考虑马克思全集的出版事宜，但是他仍然在一些场合因为某些人的询问而谈到了他对全集的考虑。我们不妨在下文中梳理一番。

在马克思去世不久即1883年4月30日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李卜克内西谈过出版马克思全集的事情。一切都很好，但是这方面的事情和狄茨出版第二卷的计划一样，人们忘记了，第二卷出版权早已交给迈斯纳了，其他一些较小的著作也应首先交给迈斯纳出版，因此只有在国外才能办到。要知道，还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之前，就认为甚至《共产党宣言》也不能在德国刊印，——除非作为一个在你们的审判案中宣读过的文件刊印。”^[21]可以看出，对于全集的出版，恩格斯已经有两点考虑，第一，由于迈斯纳（Otto Karl Meißner）是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出版商，因此，全集中的其他著作最好仍由迈斯纳出版；第二，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仍然有效，因此，为了避免查禁的命运，马克思的全集只能在国外出版。在1883年8月27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的一部分遗著必须在国外发表”的想法，并强调对此“无论如何要做好准备”。^[22]正因如此，他才希望能够与伯恩施坦采取面谈而不是通信的方式，商讨可以接受的处理办法。

在1884年2月5日致彼得·拉甫罗夫（Петр Лавров）的信中，恩格斯也谈到了马克思全集的出版，“在出版马克思全集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困难，而且这仅仅是我们要克服的许多困难中的一个困难。我手上大约有六十个印张（每个印张合十六个印刷页）马克思和我在1845—1848年间的旧稿。在这全部稿子中，只能发表摘要，但我在把《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整理完毕以前，还不能动手做这件事。所以就只能等了”^[23]。这里所谓“同样的困难”，恩格斯是指在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马克思全集同未来的《资本论》第三册都可能在德国遭到查禁。这里，恩格斯再次强调全集的工作要让位于《资本论》，只有在《资本论》完成后才可能进行全集的工作。同样，在1884年6月致叶甫盖尼娅·帕普利茨（Евгения Паприц）的信中，恩格斯谈道：“至于我们过去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现在难以找到了。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在马克思遗稿出版以后，我有了充分的空闲时间，就准备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加上注释等等，予以出版。但这是将来的事情。”^[24]

尽管恩格斯由于忙着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而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进行马克思全集的工作，但是，在1885年5月至8月与海尔曼·施留特尔（Hermann Schlüter）的书信往来中，恩格斯还是与施留特尔讨论了出版马克思短篇著作集的具体事宜。1885年5月13日，施留特尔致信恩格斯，表示他打算把马克思的一些短篇著作和文章包括国际里的一些文献合成一个集子出版。对于施留特尔的这一想法，恩格斯并没有表示反对。他在5月15日的回信中谈道：“至于说到马克思的短篇著作，那末除我以外，其他人也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意见，我自己则应该在这方面注意，使拟议中的全集出版工作不受任何妨碍。”恩格斯指出，关于国际的文献，如《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海牙报告等，他都没有算在内，尽管他想保留为这些著作写点引言的权利。同时，他建议施留特尔，要仔细鉴别《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确定哪些是由马克思写的。另外，恩格斯强调，尽管不反对出版马克思短篇文集的想法，但是他想在作出明确答复前，看到施留特尔提供的更为确切的计划。对于施留特尔目前的出版设想，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马克思《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同有关国际的著作放在一起出版不太合适，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前后相差了15—20年。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就可以单独编成一个册子，恩格斯愿意为之撰写一篇引言。^[25]

可以看出，对于施留特尔的马克思短篇著作集计划，恩格斯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不仅提供了相关文章的一些细节，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愿意撰写一些引言性的文章。在1885年6月16日致施留特尔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对施留特尔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之声，并表示愿意承担重要文章的序言写作工作。首先，恩格斯指出，如果施留特尔准备出版《新莱茵报》审判案和民主主义者委员会审判案，那将是非常有益的，他愿意为之撰写序言；其次，如果重印《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也是有益的，恩格斯再次表示愿意为之撰写序言；再次，如果准备把《新莱茵报》上有关1848年巴黎的六月起义的论文收集在一起，也是一件益事。恩格斯愿意在有关地方作某些补充，并从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那些论文中选出必要的段落。最后，《新莱茵报》上其他的文章也可以这样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其他一些短篇著作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由于恩格斯忙于《资本论》第三卷而无暇挑选文章，因此他希望施留特尔能够提供那些文章。^[26]

实践表明，恩格斯对施留特尔的计划非常地支持。尽管忙碌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还是很快就给施留特尔寄去了第一篇他所许诺的序言。在1885年7月1日致施留特尔的信中，恩格斯写道：“随信附去《审判》一书序言。其余的将依次去做。《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和注释，我大概只有在9月初才能搞完。整个7月份我都忙极了，而在8月份我得去海滨稍事休息。在这之后，才能动手搞六月起义。”^[27]这里所谓的《审判》一书的序言，即《〈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书序言》，《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即恩格斯后来完成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两个小册子最终都于1885年当年在瑞士出版，而关于六月起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则最终未能实现。

此后，在19世纪80年代的后半段时光中，恩格斯都无暇顾及马克思全集的出版事宜。尽管如此，他还是考虑到了他离世之后后人阅读马克思手稿时会遇到的困难，因而决定以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作为接班人，教他们辨认马克思的手稿。在1889年1月28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谈道：“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28]在恩格斯看来，“归根结底，问题涉及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29]。可以看出，由于日益年迈，再加上眼睛的病患，恩格斯已经不得不在旷日持久地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同时考虑身后的事宜，这首先就涉及出版马克思全集的问题。于是，辨识马克思的手稿成了他最为关切的问题，寻找接班人的想法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在1889年7月4日致尼古拉·丹尼尔逊（Николай Даниелъсон）的信中，恩格斯就提到了这件事，“我打算同两个内行的人商量一下，让他们把第四卷手稿中我的视力不允许我自己口述下来的那些部分，给我转抄下来。如果这一点我能谈妥，我将同时教他们辨认那些现在除我以外（对于马克思的笔迹和缩写字我已经看惯了）对谁来说都是天书的手稿。这样一来，不管我是否在世，作者的另外一些手稿，也就可以为人所利用了”^[30]。这里所谓的“两个内行的人”自然就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他们欣然接受了恩格斯的提议，学习阅读马克思的手稿。在1889年12月1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谈到，在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考茨基帮着恩格斯一起工作。考茨基先读手稿，把它抄下来，然后由恩格斯根据其他手稿进行补充。恩格斯很满意这种工作方法，而考茨基也能很好地辨认马克思的原文。^[31]恩格斯的信也证明了考茨基的进步。在1890年4月12日致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信中，恩格斯谈道：“目前我已收到考茨基寄来誊写好的第四册……的部分手稿。他已经学会很好辨认笔迹并且在空的时候继续做这一件事。”^[32]

总的来说，在准备《资本论》第三卷的过程中，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进行关于马克思全集的工作，但是在不同场合下他也表明了自己关于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想法。针对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打算出版马克思同卢格（Arnold Ruge）的1843年通信的想法，恩格斯在1890年12月18日激烈地回应道：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发表这些混乱的、用黑格尔语言写的、现在无法看懂的通信。你是想把凡有马克思名字的一切统统加以发表呢，还是在开始出版你同保尔·恩斯特所设想的用小册子或分册形式出版的《全集》？

我在这里对此已提出过抗议，而且今后还将提出抗议。

我乐于同意把马克思的一些个别的、现在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就可以看懂的作品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而且只同意这些作品不加任何附注和解释简单地重新发表。如果你准备把你在这里向我叙述过的那个计划付诸实施，那我将立即表示反对。^[33]

同样，在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也谈到，他拒绝了“狄茨出版一卷马克思短篇著作的计划”。而这一拒绝立场还是要追溯到李卜克内西。恩格斯回顾说，李卜克内西早就打算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了，因此他特别重用保尔·恩斯特（Paul Ernst），以便让他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且还想让恩格斯协助恩斯特。但恩格斯拒绝了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因此，对于狄茨（Johann Heinrich Wilhelm Dietz）的计划，恩格斯也只能再次拒绝。他指出：“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导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34]

总的来说，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因为忙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未能实质性地展开马克思文集乃至全集的编纂活动。但是，他仍然把这一项任务看做自己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视为只能由自己来承担的责任。当《资本论》第三卷在1894年出版的时候，恩格斯终于可以抽出身来展开实际的马克思文集出版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