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门庆这个特殊的反面典型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西门庆既是商人,又是土豪恶霸,还是官僚这样“三位一体”的身份,使他的性格变得十分复杂,形象非常独特。作为一个商人,在他身上固然有明显的商人特点,但与我们所熟悉的商人形象又很不一样:西门庆很有身份和地位,还富有权势;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着霸气,谁也不敢得罪他。作为一个土豪恶霸,他固然有土豪恶霸的特性,但和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土豪恶霸有别:他不仅经营着大笔买卖,以主要精力从事商业的经营活动;而且在社会上他还是个有头有脸、有身份的官僚。而作为一个官僚,他更缺乏一般官僚的特征:他胸无点墨,没有一点斯文气息,只是一味地好色贪财,表现出特别的龌龊卑污。总之,西门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反面典型,贯串在这个人物性格中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流氓市侩的性格特点。
像西门庆这样一个反面典型,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他只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具体地说,只有在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叶之后,在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才能产生出这样的人物来。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曾说过:“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西门庆就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
众所周知,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明代中叶之后,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明代中叶后,在经济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比之以前来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以手工业生产来说,当时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由一家一户的个体小生产向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的趋向,它标志着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内部已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生产的大发展,改变了人们历来轻商的传统观点,这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发展国家经济光靠农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发展商业;农业和商业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重要关系。当时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张居正就这样说过:“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见《张文忠公全集》卷8)
随着人们对商业的重视,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社会上出现了士商渗透和官商渗透的趋向。
在明代中叶之前,官僚士大夫们一般都轻视商人,自己更不屑于经商。但在明中叶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官僚士大夫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甚至相互利用,彼此勾结。官僚士大夫们为满足自身骄奢淫逸的生活,支付他们日益浩繁的开支,在经济上需要得到商人的接济和支持,有时他们自己也积极参与经商和投机倒把的活动,以赚取巨额的利润,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官僚士大夫热衷经营商业的前所未有的情况。
随着明中叶后官僚士大夫们拥有越来越多的封建特权,商人们对做官也越来越眼红。他们为使自己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不断地扩大势力,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争取官僚势力的保护和支持;同时又通过行贿、请客送礼等办法去捞取官位,取得各种权势。出现了“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见《明嘉靖实录》卷153)的情况。《金瓶梅》里西门庆和翟谦、蔡京之间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正是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王锜在《寓圃杂记》中说:“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且任差遣,因缘为奸利。故皂隶奴仆,乞丐、无赖之徒,皆轻资假贷以纳。”当时官场受金钱侵蚀,已充满浓厚的市侩气,以至像西门庆这样的无赖恶棍也可以通过钻营而得官。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之后的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是出了名的,最高统治者深居宫中忙于自己的淫乐,不问朝政,大权落入权臣和宦官之手,出现了佞臣、宦官相继专政的局面。《金瓶梅》里除突出权臣蔡京(实指严嵩)的权势外,也写了大小宦官的作威作福,以及各级官吏对他们巴结奉承,不敢稍有怠慢的情景。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腐败,社会风气越加糜烂,淫逸之风十分盛行,从最高统治者皇帝开始就长年累月地纵情声色。明武宗就是个极典型的荒淫皇帝,在他即位之后,“又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房”。(《武宗外记》)他借口外巡,远至大同、宣化、扬州、南京等地,抢夺妇女,勒索财物。穆宗死于醇酒、妇人。神宗的臣下批评他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在皇帝的带头、影响之下,朝廷大臣,各级官僚、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相继效尤,社会风气极端败坏,官僚士大夫们竟不以纵谈男女淫欲和床笫之事为羞,有些无耻钻营之徒,还专向朝廷献“房中术”而获取高官厚禄。对此,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金瓶梅》里西门庆这样不顾死活地追求女色,在他蹂躏妇女时,一方面借助各种淫器、春药之类以满足其淫欲;同时又千方百计寻求种种养身、强身之道,这些描写决非作者的胡编乱造,而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及社会上地主、恶霸、富商大贾腐朽生活的如实写照。
在封建伦理道德日益失去其约束力的同时,金钱势力越来越大,而且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逐末营利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的风气,人们都在拼命地追逐金钱。明代后期著名的散曲家薛论道在他的作品里对此曾有极为深刻、形象的揭露:“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见《林石逸兴》卷五)《金瓶梅》里西门庆那样崇拜金钱和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正是上述情况的生动反映。
(原载《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题为《论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后经作者修改,收入《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本书选用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