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评论一部复杂的古典文学作品，重要的是对作品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那种离开了具体历史条件或抓住其中的部分现象作以偏概全的分析都将会导致错误结论。《金瓶梅》迥然不同于它之前的长篇小说，因为它所写的已不是帝王将相和江湖好汉们那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更不是神仙妖魔那种充满幻想式的经历;而是写市井社会里一个暴发户家庭的盛衰。这个家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它和社会各方面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小说以这个家庭为中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擅权的太师，下至市井社会里为非作恶的地痞流氓所组成的充满着黑暗和罪恶的鬼蜮世界。
在这个鬼蜮世界里，首先引人注目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它的黑暗和腐朽。其突出表现为各级官吏，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基层官吏无不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社会上贿赂公行，甚至出现了公开的卖官鬻爵。
小说写蔡京、李邦彦这些朝廷的大臣竟置国家利害和法制于不顾，贪赃枉法，公开接受贿赂。在清算杨戬种种罪行过程中，朝廷原已把西门庆确定为杨党中人而将给以惩办，右丞相李邦彦在接受西门庆的五百两金银的贿赂之后，竟采取了偷天换日的手法，把已经列入杨党名单中的西门庆，改为贾庆，从而使这个恶棍逃脱了一场覆灭之灾。蔡京做生日，因西门庆给他送去了一份珍贵的生辰担，博得他的欢心，就让这个市侩由“一介乡民”骤然登上了山东理刑副千户的宝座。之后又认了西门庆当他的干儿子，把西门庆由理刑副千户升成理刑正千户。
巡按大人宋乔年，因他在未曾发迹之时，曾接受过西门庆的接济，现在一旦身负重任就任意利用手中特权为西门庆效劳，以报答他的恩情。他亲自出面为西门庆推荐给他的荆都监、吴镗等人保奏。在他的奏本中竟颠倒黑白地大肆吹嘘，把前者说成是“年力精强，才猷练达，冠武科而称为儒将”;把后者赞美为“一方之保障”、“国家之屏藩”。
从表面看来，似乎作者的批判锋芒，最高也只触及朝廷的大臣，还没有指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实则不然。大臣们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如果得不到皇帝在背后的支持和默许能行吗?—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上述蔡京为报答西门庆所送的这份厚礼而竟破格提他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就是动用了皇帝所钦赐于他的空名诰身劄付。这就提醒人们:尽管皇帝本人不直接参与这类徇私舞弊的事情，但对大臣们的贪赃枉法是默许的，而且有时还给他们开了种种方便之门。
既然朝廷的大臣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干坏事，地方各级官吏当然也就相继效尤。上级可以公开收受贿赂，他们也就无所顾忌。蔡京、李邦彦的所为，西门庆都看在眼里，领会很深，因此他一旦当了官，就表现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他在大胆敲诈苗青的一千两银子的贿赂之后，竟胆大妄为地把他偷偷地放走了。此事做得实在太过分，因而激怒了群众，曾御史在搜集了西门庆的种种罪行后，狠狠地参了他一本，但结果又怎样呢?西门庆在蔡京的支持下，非但“一些事儿没有”，反而把弹劾他的曾御史贬谪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西门庆干出了这么罪恶昭彰的事，他非但不受一点惩罚，竟还被他的上司确认为是一名正直有为，受民爱戴的良吏。在给西门庆升官的邸报上竟作了这样的评语:“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竟被描绘为政绩卓著、才干出众的青天大老爷。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以至于此。
小说的作者唯恐人们对这种政治的极端腐败现象认识不清，体察不深，还特意在小说的第三十回里插入这样一段话加以点明并强调:“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金瓶梅》中人物姓名用的都是北宋末年的人名，这一段话所抨击的也是北宋末的政局，但实际所反映的则是明中叶后的现实。这里，作者使用了一套“借宋喻明”的手法。这种手法，早为人们所识破。明代沈德符在他的《野获编》里就说:《金瓶梅》里的“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父子)，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沈氏的这一说法，确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小说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不可能就和现实里的真人真事一模一样。因此《金瓶梅》里的蔡京形象，也不可能和现实里的严嵩其人完全相同，但作者以严嵩为模特儿去概括加工，确是符合实际的。
凡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之后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最高统治者深居宫中不见朝臣，致使大权旁落，内阁纷争，宦官佞臣相继专权，他们狼狈为奸，把政治搞得极端腐败。如明世宗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逼近京城，在朝臣固请面奏军情情况下，他才勉强坐朝一次，但仍一言不发。在皇帝不问朝政的情况下，权臣、太监当权，他们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敲诈勒索，甚至公开地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其中严嵩父子就是很突出的人物。严嵩任内阁首辅共二十一年，在此期间，他独揽朝政，专横跋扈，又特别贪婪，以至公开卖官鬻爵。《明史》说他:“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这种公开论价授官的做法，确为以往所无的。因此在他被抄家时，光他原籍江西分宜的家产、金银珠宝、书画器皿、田宅就估银二百三十六万两，可见其平时贪污、勒索之凶。上面小说所说的，“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正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政治情况的真实反映。
明代政治黑暗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宦官专权。宦官权力之大实在惊人!他们靠和皇帝关系密切，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他们乘皇帝荒淫、不问朝政就到处伸手，紧紧地控制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级官吏在他们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气焰面前，不敢稍有违忤，无不巴结奉承。《金瓶梅》对这种情况也有所反映。西门庆家乡就有个专管皇庄的薛太监和管砖厂的刘太监，他们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竟成了地方官员心目中的特殊人物，官吏们一见他俩都点头哈腰。在他俩去西门庆家赴宴时，当有人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得西门庆忙穿上衣服去仪门迎接，毕恭毕敬。当他俩对西门庆把盏让座次表示谦让时，周守备忙说:“两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巴结、奉承不遗余力。这刘、薛二人还只是职位较低的太监。像小说六十五回出现的那个当上了皇帝钦差大臣的六黄太尉这样大太监，其声势之显赫更是吓人。在他途经山东时，从巡按、巡抚大臣到下面各级官员都无不拜倒在他脚下。看他当时的那副派头:“穿大红五彩双挂绣蟒，坐八抬八簇银顶暖轿，张打茶褐伞，后边名下执事人役跟随无数，皆骏骑咆哮，如万花之灿锦，随路鼓吹而行，黄土垫道，鸡犬不闻，樵采遁迹。”太监权势如此嚣张，不可一世，这正是明代政治黑暗的真实反映。
在《金瓶梅》所描绘的这个鬼蜮世界里，另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兴盛和繁荣以及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社会上市侩势力的大大抬头，他们和官府紧密勾结，为非作恶，无所不为。这时金钱的势力越来越大，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金钱和权势在起着左右一切的作用。
《金瓶梅》故事产生地点在山东，西门庆又是山东清河县人。小说中用了大量笔墨写了山东清河、临清这一带商业繁盛情况:街上商肆林立，各项买卖兴隆，财源茂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川流不息，人们生活富足，各种娱乐场所乃至酒馆妓院到处都是。临清是当时山东有名的水陆码头，客商云集，买卖兴隆，热闹非凡。第九十二回对临清作了如下描绘:“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在这商业经济十分发达的环境内，人们头脑中历来轻视商人、瞧不起做买卖的观念在迅速改变着。商人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与官府相勾结，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于是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市侩势力，西门庆就是这股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本是个商人，是经商起家的，但他不安于仅仅做个商人，他采取贿赂权贵手段，与官府衙门相勾结，进而又混进官场，反过来又利用当官的权势，给他的经商做买卖赚取大笔利润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就这样相互作用，像滚雪球似的买卖越做越大，权势也越来越显赫。西门庆和一般商人不同，在他经营商业时，总要使用他当官的特权，采取各种歪门邪道，甚至违法乱纪以赚取巨额利润。
此时金钱魔力已无孔不入并左右一切。西门庆很懂得这一点，他就充分利用金钱来实现他的各种罪恶目的:他曾用金钱去贿赂、收买官府，使他不仅逃脱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为他升官发财打开了方便之门;他又用金钱为诱饵，达到他随意勾引和玩弄妇女的罪恶目的。小说里一再写他在奸淫各类妇女时，总是以满足她们所提出的各种物质要求作为交换条件，使她们乖乖地成了他任意取乐和玩弄的工具。
和上面这些现象紧密联系着的就是在《金瓶梅》所描绘的这个鬼蜮世界里还存有一个很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封建伦理关系已失去了它的约束力量，人们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糜烂，骄奢淫荡之风遍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封建宗法社会向来重视五伦。规定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被视作很神圣的人伦关系的准则，《金瓶梅》如实地描写出其荡然无存的情况。在西门庆与他的妻妾、女儿、女婿以至结义弟兄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中几乎看不到有多少传统的伦理观念，也没有多少淳朴真诚的感情联系，只是一味依仗自己的权势和金钱，使别人屈从于他。至于他勾结李瓶儿把她的丈夫、自己的结义兄弟花子虚活活气死，则更是个典型的不仁不义的事例。因此，当后来西门庆死了，权势、金钱都消失之后，他的家庭顷刻瓦解。原先建立在金钱、权势上的种种人际关系顷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人一贯对西门家所持的巴结、谄媚的亲热劲儿，这时不仅消失殆尽，而且还翻脸不认人。那些西门家的婢妾们也都纷纷四散，“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在西门庆的众多结义兄弟中，最为忘恩负义的要算那个帮凶兼帮闲的应伯爵。当西门庆在时，他和西门庆曾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但西门庆刚死，他就立刻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来。为巴结、取悦他的新主子张二官，竟撺掇西门庆之妾李娇儿闹将起来，嫁与张二官做二房娘子。他还主动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都告诉张二官，说潘金莲生的如何的标致、聪明，“今年不上三十岁，比唱的还乔。”说的张二官心中火动，巴不得就要了潘金莲。
在西门庆的朋友之中，那个吴恩典也是个典型忘恩负义之徒:他曾借西门庆之力，做了清河县的驿臣。其时西门庆见他穷，又主动借钱给他，让他请客、置办、衣帽等用，但西门庆一死，他立刻恩将仇报，迫害起西门庆的妻子吴月娘来。
在封建伦理关系失去约束力、金钱势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道德败坏，社会风气糜烂不堪。在小说所描写的热闹市镇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到处都是酒楼妓院。官僚地主、富商大贾、公子哥儿，在他们热衷获得权势、金钱的同时，还恣意追逐、玩弄女色。西门庆的结义弟兄花子虚就整天在妓院鬼混，每次回家时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惹得妻子李瓶儿怨气冲天。林太太的儿子王三官也是尽日和妓女们调笑取乐、狂嫖滥饮，把家里年轻漂亮的妻子气得想上吊自杀。其时在广大市民妇女中封建贞操观念已十分淡薄，有的是由于对原有婚姻的不满;有的是出于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竟心甘情愿地和别的异性暗中或公开发生淫乱关系，前者如李瓶儿，后者如宋惠莲、如意儿、王六儿等。
当然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还是暴发户西门庆。无论何种女人，凡生得稍有几份姿色，他都要想方设法弄到手。并在和她们发生淫乱关系时，使用各种淫药淫具，最后导致自身的纵欲身亡。
上面谈到小说中有关商品经济繁荣，市侩势力兴起，金钱魔力的深入各个领域以及伦理观念的淡薄、道德的败坏、社会上淫逸之风的兴盛，所有这一切正是明代中叶社会的真实反映，其揭露可说淋漓尽致。
明中叶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下，失去了他们仅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被迫逃亡，出现了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进入城市，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时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也有了普遍的改进和提高，并逐渐形成了地区间的专业分工。官场手工业的主要地位已为民间手工业所代替。当时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在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和行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这种手工业生产发展相适应，商业更趋繁盛，商品流通也更加扩大。
经济上的这些巨大变化及新因素的萌芽，必然要曲折地反映到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来，长期来统治人们身心的程朱理学的封建教条开始动摇，那时所出现的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的反道学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特别是这个学派的后期代表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强调穿衣吃饭就是“道”，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是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享乐。小说所描写的人们对权势、金钱的追求，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至于明中叶后，社会的糜烂，男女两性关系的随便，淫逸之风的盛行，在历代王朝中也是最突出的。形成这种风气的原因当然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因素，但封建统治阶级本身行为的放荡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它在社会上起着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明中叶后，皇帝长年累月纵情声色，与那些方士和尚们讲究“房中术”和探求长生不老之法则，更为历朝所罕见。最高统治者皇帝都是这样，朝廷的大臣、官僚士大夫乃至地主、商人也无不相继效尤，至使社会风气极端腐败。《金瓶梅》里所出现的大量不堪入目的污秽描写，正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
文化艺术归根结底总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人们: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是一个时代、社会的真实写照，成为某个特定时代的一面镜子。《金瓶梅》正是这样，它向人们全面地展示了明中叶后社会的特点和风貌。在这些特点里，既有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也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带来的新的时代因素，从而使它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在思想上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