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记忆”种种

苏联文学的“历史记忆”，就是苏联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创造性地追溯历史，从时间的纵向来透视人们当下的生存状况，思索人类的未来发展。显然，苏联文学的“历史记忆”不是单指生理学、心理学学科体系里的保存印象和回忆储存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理学、心理学的概念与现象，而是作家思考现实、揭示未来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蕴涵着社会现实意义和文学审美价值。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往事的追溯已成为作家的一种创作思维，而这又因现实的推动。“外界的一个微小的刺激也会震动我们的头脑，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一系列完整的历史画卷和历史现象。只有极其深入地回首往事，这种发现才会永远不失其新颖之处。”[3]苏联文学的“历史记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苏联作家描写民族实有的历史和虚幻的历史，从历史寻求现代人需要的精神道德传统，在追溯历史中总结现代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苏联作家在文学作品中追溯和发掘世代相传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表达人们对传统美好精神道德的眷恋。面对动荡的当今人类社会，现代人精神道德的缺失，苏联作家苦苦寻求生命的价值，探索世界和谐的途径，在“半欧半亚”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批作家表现出对土地的深深眷恋和对良心道德的坚守，他们追溯和发掘世代相传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从古朴的民俗民风中寻求改变现代人精神缺失状况的途径，自觉负起拯救人类精神道德的重任。拉斯普京是具有深厚历史道德观念的苏联著名作家，他创作了在苏联具有影响的小说《活着，可要记住》、《告别马焦拉》和《火灾》等，表现了人们对生之故土的深深眷恋和对传统道德良心的苦苦坚守，充满了浓厚的故土情感和根源意识。作者在世代相传的文化精神和道德传统的发掘中，潜藏着对人的良心道德这一亘古真理的永远坚守。邦达列夫在小说《人生舞台》中，呼唤传统道德感的复归，重新树立人类个体的高贵价值品格。小说主人公克雷莫夫面对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为了找回人类那片失落的精神家园，以弥补日益扩大的道德“漏洞”，乘坐直升机去寻访古老的普斯克托泽尔斯克，而被遗弃的普斯克托泽尔斯克正如被时代所遗弃的道德信念一样，在偏远的地方独自荒芜着。克雷莫夫最后转而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寻求答案。

显然，作者呼唤用俄罗斯传统的道德和生活信念挽救深陷道德困境中的人类。契维利钦题为《追忆》的作品追忆历史，追本溯源，旨在激发人们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怀。别洛夫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了反映苏联北方人民生活、探索俄罗斯的农村传统文化的特写集《和谐》，作品描绘了乡村一片祥和的氛围，农民和谐劳动的场面，作家力图从传统民俗民风中发掘民族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苏联文坛这类作品大都谴责现代人精神堕落之现象，作家们因对科技发展和商品经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负面效果的激愤，有些作品追踪宗法社会恒久风尚习俗，还不同程度流露出怀旧的伤感情调。但应该看到，在人的精神道德缺失的现代社会，对传统美好的精神道德眷恋本身就具有现实性的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作家不仅立足于现代追忆民族古朴的美好品德，还追溯民族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形象地反映民族光荣的历史进程，以激发民族精神，但更多的是揭示悲痛的历史教训，譬如通过肃反的扩大化、反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等历史，以警示当今社会的人们。苏联作家在追溯民族的历史中，最突出成就最高的文学是反映苏联20世纪40年代的卫国战争题材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人民被迫卷入这一世界大战，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苏联人民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终于把侵略者驱赶出苏联国土，但为此，苏联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著名作家鲍·瓦西里耶夫曾痛苦的回忆说，他与同时代的苏联青年一样，属特殊的一代，“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光荣地走过这一历史，用生命的代价遏止了，然后是彻底粉碎了世界反革命阵营中无比残忍，非常强大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德国法西斯”。“‘用生命的代价’——这并未夸大，亦非比喻，……每一百个上前线的小伙子只有三人生还。”[4]卫国战争结束的苏联，进入一个相当独特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人们还沉浸在卫国战争所激发的那种英勇豪迈、一往无前的气氛中，人们因卫国战争的胜利处于斗志昂扬的激奋状态，另一方面，人们又感到新的战争阴影日益临近，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即将在明天爆发。四年的卫国战争，成为苏联人民永远的历史记忆，他们不会忘记，国破家毁的悲惨情境，历史的悲剧不仅仅让他们流泪，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们在追忆历史的伤痛时理性地思考人类的未来命运。“战争不仅给那些经历过战斗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而且对于我们那些只通过‘遗传记忆’而记住他所不熟悉的战争的孩子们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如此……战争中所经历过的一切同今天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可分割的。”[5]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作家以民族的历史记忆警示现代人们，令人们思考人类的今天与明天，苏联文坛涌现一批具有人类意识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以凝重的色彩、在悲怆的风格中反映苏联人民在历史战争中的辛酸苦辣，表达人们期望这血与火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鲍·瓦西里耶夫的《未列入名册》（1974）、《遭遇战》（1979）、《后来发生了战争》（1984）、《和平，惊叹号》（1985），阿列克茜叶维契的纪实性长篇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1984），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叶甫图申科的诗歌《妈妈与中子弹》（1984），伊萨耶夫的诗歌《第二十五点钟》（1984），等等。这类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在追忆卫国战争历史中呼唤人类的和平，作家们把形象描绘与哲理思考交汇起来，通过独具特色的悲剧性历史的描绘，催人探究今天与明天人类和谐的途径。

苏联作家不仅追忆实有的历史，还虚构了幻化的历史，在苏联文学虚幻的“历史记忆”中，最突出的是作家们在反映现实的作品中创造性地运用古老的民间传说和神话。神话和民间传说是一种虚拟性的艺术，叙述神奇迷离的历史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苏联作家透视现实、思考未来的独特方式，在瑰丽多姿的神话和传说的世界中，蕴涵着作者对人类美好世界的追寻，对现实生活的哲理思考。

苏联作家根据现实描写的需要，或复活古老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在对原有的传说与神话加工过程中尽可能保持原来的特点与风格；或创造具有历史原型、但更具有现实意蕴的神话和民间传说。著名作家卡里姆在诗体悲剧《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1975）中，以沉重之心情活用一个古老的希腊神话，作品描写天上神殿与地上人间发生的一系列悲剧故事，影射当今精神道德堕落的人们。扎雷金在长篇小说《委员会》（1975）中插入了古老信徒派的神话故事，古为今用。

艾特玛托夫在许多小说中活用了丰富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他小说中的神话和传说优美动听。他的小说创作始终让人感受到在他的艺术血脉中流淌着吉尔吉斯族民间文学的血液。他在60年代创作的《永别了，古利萨雷》（1966）是一部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小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我得以描绘出吉尔吉斯民族现代生活的图景”，但作者插进了骆驼妈妈的故事，小说不断吟唱着一首古代民歌《骆驼妈妈的哭诉》，小说以历史悲剧折射现实悲剧。在七八十年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几乎都流传在艾特玛托夫的每一部小说中。在《早来的仙鹤》（1975）中，吉尔吉斯民族关于鹤是神圣的这一美丽动听的传说被作者活用；在《白轮船》（1970）中，虚构了“长角鹿妈妈”的传说，成为作品表现善恶冲突主题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花狗崖》（1977）中插入了野鸭鲁弗尔的传说、引用了“鱼女”的神话故事，鱼女造人的行为映衬三个尼福赫人在生死抉择紧要关头的自我牺牲高尚精神；在《一日长于百年》中巧妙地融入了古老的赖马雷与白姬梅的民间传说，古老的历史传说中的赖马雷与白姬梅的感情悲剧与现实社会的人们遭受折磨心灵孤寂形成对应，烘托现代人叶吉盖情感纠葛的痛苦。

显然，苏联文学中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实有的历史，还是虚幻的历史，都是因现实而设置，有着深刻的思想内蕴和现实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