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景气状况的社会差异及影响机制

(一)社会平等状况与社会景气

我们对社会平等状况的考察主要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与客观平等状况不同(如基尼系数、洛伦兹曲线等)，人们对自身不平等状况的感受与认知更为真实、具体，所谓“冷暖自知”，就如同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收入水平去测度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消费水平一样，对不平等的主观感受可以排除区域、经济发展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干扰。[2]如有研究者指出“权力、收入、声望等理想事物在各阶层内部分配的趋同性和在各阶层之间分配的差异性，使得不同的阶层相互区别开来，不同的人由于对各种理想事物的占有不平等，被划到不同的阶层中去，所以无疑是社会分层的客体;不但如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一种‘分层意识’，即关于自己和他人地位的看法，所以也是分层的主体”[3]，所以从受访者对其自身地位的主观判断来衡量社会的平等状况有着更为贴切的意义。

在此处，我们将分析主观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相对经济地位和相对社会地位几个方面的平等状况在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状况评价上的差异。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将被划分为5个等级，即低、较低、中等、较高、高。

就主观经济地位而言，较高层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好(均值为67.13)，最低层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差(均值为59.42)，总体分布呈现倒U型关系。[4](见图3.2)多元比较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各层的相互比较上，较高层与中间层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高层与其他各层间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见表3.2)

在主观社会地位上，同样是较高层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好(均值为66.84)，最低层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差(均值为58.82)，总体分布呈现倒U型关系。(见图3.3)多元比较检验的结果显示，最高层与较低层、中间层和较高层之间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见表3.3)

在相对经济地位与相对社会地位上，那些地位更高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状况更为景气，相互间呈线性关系。(见图3.4)在对受访者的主观地位与相对地位进行相互比较后，结果表明，人们的主观地位与相对地位有一定的差异，与“比上不足”者相比，更多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比下有余”。其中48.65%的受访者主观经济地位与相对经济地位不一致，39.88%的受访者在相互比较时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更高，8.77%的受访者在相互比较时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更低; 47.96%的受访者主观社会地位与相对社会地位不一致，在相互比较时，38.7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更高，9.1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更低。(见表3.4—3.5)

总体而言，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们所感知到的社会状况更不景气，这也符合实际与常理，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是结构性的，亦即人们主观上的地位分化与客观地位分层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那么则表明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固化，更乏上下的流通渠道，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整合。对主观地位与客观分层间的关系，我们将在后文关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析中详加论述。

(二)社会关系的和谐状况与社会景气

任何社会个体都“嵌入”于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之中，其自身在构建各种关系的同时也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与制约。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个社会的主要关系和谐与否可反映这个社会的结构特征、秩序状况以及景气程度，如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劳资紧张、干群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等群体间关系问题正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间利益不一致、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在我们的调查中，为了深入分析社会关系状况对社会景气水平的影响，设置了专门的量表用于考察我国目前主要的社会关系状况，包括社会总体关系状况、老板与员工关系、穷人与富人关系、城里人与农村人关系、汉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信教与不信教者关系、干部与群众关系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间的关系等。

从受访者的回答比例来看，多数受访者对当下的总体社会关系状况比较满意，但同时认为，贫富关系(认为穷人与富人关系和谐的比例为13.56%，不和谐的比例为44.89%)和干群关系(认为干部与群众关系和谐的比例为19.74%，不和谐的比例为27.98%)仍趋于紧张(见图3.5)。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的和谐状况影响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状况的认知与评价，那些认为社会总体关系、不同群体间关系更为和谐的受访者对当下的社会景气状况也更为满意。(见图3.6)

事实上，对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不满意的主观感受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相一致。据报道，目前在中国，不足10%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5]在干群关系上，2011年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再次刺痛了“干群关系”的神经，人民日报撰文称“乌坎事件折射部分基层干部滥权严重，也折射出当前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干群关系紧张”[6]。这些状况的存在，在很大的程度上恶化了社会环境，影响国家的社会景气。

(三)社会参与类型的差异与社会景气

社会参与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社会的事务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景气状况与发展程度。从下面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经常参加各项活动的受访者比例较低，参与的各项活动的比例仅徘徊在5%左右。46%左右的受访者未参与到下面所列的任何一项社会活动中。这样一种消极的参与状况，既值得我们深思，也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变。

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对社会景气状况的认知上，那些现实社会活动参与程度高的受访者比参与程度低者对社会景气状况评价更高一些，两者之间相差约4.3个数值。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对社会景气的总体评价，经常在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等发表评论或转发消息的受访者比不经常上网者要低，两者之间相差约1个数值[7]。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状况，我们把信息获取方式与人们对社会景气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分析。结果显示，与主要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方式获取信息的受访者相比，那些主要以网络、手机信息等现代媒介为主要信息获得方式的受访者对社会景气的评价明显要低，两者之间相差约2个数值[8]。

我们知道，信息网络化与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与速度，使人们有可能从正反两个角度、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迅速地放大与传播信息，这既为社会管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一方面，网络使人们找到了一个参与以及发表意见的渠道，在事实上起到了实践社会参与，通过“网络民主”吸纳和整合不同群体诉求与利益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同时也使得人们找到一个宣泄极端情绪的虚拟空间与舆论平台，引导得当，就会起到“安全阀”的积极作用;引导不当，就会使极端的声音更容易放大与传播，形成一种可怕的“网络暴力”，进而威胁一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9]我们的调查数据也反复地说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人们行为与主观感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并以此作为我们研究与实施制度安排的依据，都会使我们的行为造成偏颇和失误。

(四)社会态度与社会景气

社会态度是个体对某一社会事实的主观反映，既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又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与价值判断。这些价值观念虽可能是个人的心理气质或性格使然，但在整体层面上却更多地与当下的社会结构相关联[10]，持有不同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个体对社会景气状况会形成不同的判断。分析结果显示，持有积极态度观念的个体认为社会景气水平更高;压力大、态度消极、情绪低落者认为社会景气水平更低。而认为“前途渺茫，对未来缺乏信心”、“社会上是非标准模糊”、“时常觉得很累”、“时常心情不好”的受访者满意度更低、相对剥夺感更强烈;而认为“工作有成就感”、“工作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受访者满意度更高、相对剥夺感更低、对政府信任度更高。事实上，个体的社会态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那些态度积极的个体收入水平更高、职业声望更高、主观社会地位更高。

(五)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与社会景气

此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从韦伯的理论出发，将其操作化为经济、权力和声望三个维度。[11]虽然韦伯认为此三个维度各自都可以构成社会分层的依据和标准，但毫无疑问采用多元的视角更符合社会现状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自身所蕴含的实质意义。经济维度将通过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测量，权力维度将通过受访者的行政级别与管理级别两个变量测量，声望维度事实上指的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将通过受访者的职业声望进行测量。此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分析与前述社会平等状况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对社会平等状况的测量主要侧重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并认为主观感知更能反映社会的平等状况;而对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从客观层面出发，即依据人们的经济收入、权力地位和职业声望对其进行分层。事实上，客观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间的关系已多被研究者所论证，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二者之间存有着较大的差异，客观的标准更易于划分与描述社会的分层结构，标准化程度较高;而主观的地位认知更能反映社会的平等状况，准确性较高。

1.收入水平越高，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愈好

我们将受访者的月收入划分为1000元以下、1000—1999元、2000—2999元、3000—4999元、5000元及以上五个层级，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月收入水平越高，认为社会景气状况越好。这意味着物质经济基础对个体的主观感受有很大的影响。随后的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的月收入水平越高其满意度越高、相对剥夺感愈低。(见图3.10)

由于收入水平与教育程度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我们在对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社会景气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后，统计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好，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相比，差异不是很显著。对此种统计结果，我们认为通过文化程度划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并非层次清晰，由于大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初高中及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异性已不具有绝对的层级意义(截至2011年，15—24岁的中国人口的识字率达到了99.37%)。再加之近年来大学不断扩招(每10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12]，获得大专及以上学位已成为获得一份较为稳定职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各自的职业声望得分上，除大专及以上学位的受访者外(职业声望平均得分为51.80)，其他教育程度的受访者并无显著的差异性(小学及以下为43.56，初中为44.66，高中为45.32)。

2.权力地位越高，认为社会愈加景气

在权力地位上，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行政级别越高，认为社会景气水平更高(F =10.46，sig.=0.000)。在管理级别上，管理级别越高，认为社会愈加景气(F = 22.62，sig.= 0.000)。(见图3.11—3.12)

3.职业声望越高，认为社会景气水平越高

职业声望是一项综合性的指标，是在综合考虑了各种职业的权力、地位、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各种职业赋予一定的声望得分，所有职业都被赋值为0—100取值区间的数值，数值越大，表示职业声望越高。[13]我们对职业声望与社会景气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后，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职业声望越高，认为社会愈加景气(相关系数= 0.10，显著度=0.000)。(见图3.13)随后的分析表明，职业声望越高，受访者的满意度越高、相对剥夺感越低。在对具体的职业类别与社会景气指数进行均值分析后，结果表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认为社会景气状况更好(均值为68.59)，农林牧渔劳动者认为社会景气水平更低(均值为58.66)。(见图3.14)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的收入水平、权力地位、职业声望与对社会景气状况的判断均呈正相关关系，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各个方面也具有一致性?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把握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变迁流动状况。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上，某些受访者的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排名具有差异性，其中企事业单位领导的职业声望较低，但经济收入较高;村/居委会干部的职业声望居中，但经济收入很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职业声望最高，但经济收入较低;其他职业类别上，职业声望与经济收入地位差距并不明显。(见表3.7)在一般的意义上，一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程度上的地位的不一致性，有利于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14]一个教授的职业声望要比一个企业家的职业声望要高，但一个教授的收入则要比一个企业家要低。这种状况能够形成人们在努力过程中有差异性的选择，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良性的结构。而当经济差异导致了社会差异，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相一致时，社会分层就会“结构化”，从而形成固化的阶层结构，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流动变迁。[15]

如果多数人对自己的主观地位判断与其客观地位相一致，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具有“一致性”特征，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测量标准测量出来的社会成员地位水平基本相当。而地位一致的视角可以对社会阶层的形成作出较为明确的判断，可以认定某个阶层边界清晰、地位定型。[16]我们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34.75%的受访者在主观经济地位与客观经济(收入水平)地位上相一致; 34.66%的受访者在主观社会地位与客观社会地位(职业声望)上相一致，(见表3.8－3.9)也意味着我们国家当下社会阶层分化的一致性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同样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一个地位一致、阶层定型、结构固化的社会也是一个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的社会，一旦形成某种意义上“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社会态势，将不利于我们的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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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区域的划分，我们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8个省(市)归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甘肃5个省(市、自治区)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和黑龙江两个省。

[2]李路路等:《“患不均，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3]聂元飞:《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感》，《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

[4]倒U型曲线(inverted U curve)又被称做库茨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或库茨涅茨倒U型曲线，是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提出的关于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曲线。此处与库茨涅茨提出的曲线关系在内涵上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变化趋势上相似。

[5]丛亚平等:《新华社:中国基尼系数已超0.5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

[6]《乌坎事件折射部分基层干部滥权严重》，《人民日报》2012年1月10日。

[7]F值为6.58，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8]F值为23.87，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9]据报道，2008年，因一条“某地发现生虫橘子”的新闻被网络转载，引发人们恐慌，导致中国第二大水果——柑橘严重滞销; 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一则“吃碘盐可防辐射，受日本核辐射影响，国内盐产量将短缺”的谣言在微博上散发，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暴”(《跑偏的自由》，《中国青年》2012年第14期)。此类现象不一而足，但恰恰说明网络这把“双刃剑”在虚拟世界和现实社会都具有巨大的能量，需要审慎对待。

[10]李汉林等:《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2]资料来源:CEIC亚洲经济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grkpc/dlc/yw/t20110428_ 402722548.htm.

[13]Harry，B.G，Ganzeboom，Donald，J.，Treiman，1996，“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

[14]Wuggenig U.，1990，Eine Strukturelle Version der，Theorie der Statusinkonsistenz.In:Opp K，Wippler R (Hrg) :Empirische Theorievergleich，Westdeutscher Verlag.

[15]Giddens，Anthony，1973，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London:Hutchinson.

[16]董运生:《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