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理论建构与中国学术的国际化：王宁的文化理论与学术贡献述评（2）
七 走向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
从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诞生的19世纪末到如今，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比较文学这一术语的提出则是在19世纪初期由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并因为法国文学批评家维尔曼的使用和丰富而得以流传开来。而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德国，也诞生了世界文学的概念。[54]在王宁看来，世界文学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或曰雏形，是经济全球化对文学与文化产生影响后的一个产物。但比较文学在随后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却没有沿着这条开放的路子走下去，结果导致了该学科领地的日益狭窄和萎缩。[55]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者们——尤其是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56]——将世界文学一词重新翻出，并以信息化时代的速度与效率传播至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研究界。世界文学的旧话重提其实与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和受到挤压之后的反弹与疆域拓展大有干系。在当今文化研究盛极一时的全球化语境中，人文学者尤其是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大都不再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在单一的学科或者单一的国别文学研究了，而是广涉相关的大人文语境或者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诸领域，文学研究因此也带有了“区域的甚或全球的特征”，而研究者自身也应当“在世界文学的重新构图过程中……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同时也意味着‘跨国的’（transnational）或‘可翻译的’（translational）或全球的意义，因为它具有共同的审美品质和深远的社会意义”。[57]在王宁看来，世界文学的复苏“有助于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困境和危机，它同时也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可能。此外，世界文学本身也可用于说明文学的客观影响及流通范围”；此外，王宁还区分了两种世界文学概念，一种是单数的、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指的是一种具体的、带有文化普遍主义色彩的（甚至是世界主义的）共同美学和评价标准，另一种是复数的、具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s），指的是具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表现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接受的形式。[58]而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多国学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学者——积极参与世界文学讨论及其学科建构的意义在于突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单一模式，让国际同行听到并认可我们的声音，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战略，也有助于这一学科的建设和完善。按照当今国际世界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西奥·德汉的说法，王宁的世界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上面这些观点的含义均出现在王宁最近的一系列论文中，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最多产的一位中国学者，他对中国文学研究之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解释带来的几乎是‘令人震撼的’效果”。[59]笔者想这样的评价无疑准确地说明了王宁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
实际上，世界文学概念的死灰复燃，并不是简单地回归和重复，而是比较文学学者们在全球化深度波及全球各个领域、信息化时代来临的后工业社会中对比较文学反思后的一种选择。王宁就此指出，“此时的世界文学之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它逐步摒弃了早先的‘乌托邦’色彩，带有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和审美意义”。[60]因此，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王宁提出了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产生、流通、翻译以及批判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61]世界文学也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一个动态的、旅行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和语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世界文学的标准问题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
在王宁看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首先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公认的标准，其原则包括：它是否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它是否被收入了文学经典文集；它是否成为教科书并进入了大学课堂；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了批评和关注，亦即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作为世界人民的多民族“文化记忆”，世界文学作品的经典性与可读性缺一不可，经典性是指世界文学所应具有的审美品质，可读性则指向个体作品的影响力和流通性。因而在具体操作中，王宁尤其慎重地提醒我们，这些评判世界文学的标准既具有绝对性，又会因民族、地域、时代的差异性而具有相对性：如果“仅仅强调其普世性而忽视其相对性就会走向极端；反之，过分地强调世界文学的相对性而全然忽视其共同的美学原则，也会堕入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泥淖”。[62]世界文学一词在新世纪的复苏和概念更新意义何在呢？《诺顿世界文学选》第三版总主编、哈佛大学的马丁·普契纳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想象性来建构世界，同时也借助世界性来弘扬文学；[63]而对第三世界的学者而言，世界文学则有助于消解长期以来占据学术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模式，使全世界的学者能够从一个全球性的视野来考察文学与文化现象。在中国语境内重提世界文学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它除了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外，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考察我们自己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大语境中的地位和价值”。[64]与此相关，王宁还多次深度阐释了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再度进入当代研究视域的世界主义概念之间的关系，此处由于篇幅所限不另赘述。
八 纵横国内外学界的文化活动家
王宁教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着力有加、著述丰厚，每年都会发表大量的论文、出版专著并完成研究项目，他还是一位在学术界、文化界交往广泛，对国内外很多事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的文化活动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曾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任教（1986—1997），这一经历无疑奠定了他在国内学界的地位，并开始了此后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就在他的学术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毅然离开诸多青年学子向往的北京大学，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1997—2000）。当时的北京语言大学是一个连比较文学硕士专业都没有的文学研究的“不毛之地”，但在他以学科带头人的远见卓识集中了全校的文学研究力量，创建了跨院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并在短短的三年内亲手创建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并担任首席导师。他的这一具有开拓精神的大胆举动无疑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可和称道，从此中国的高校里又增加了一个培养比较文学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和一个对外学术交流的高端平台，而他自己原本也可以坐享清福了。但王宁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墨守成规者，他与一般的学者所不同的一个地方恰恰在于：他不仅敢于放弃一个老的阵地，而且还善于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世纪之初的清华大学正处于一个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刻，当时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领导深知，要实现这一愿景需要一批具有国际眼光的优秀学者去实干。这时，在校、院、系三级领导的再三邀请下，王宁又决定放弃在北京语言大学已经建立的学术基地和高端平台，来到刚刚在申博中败北的清华大学外语系，开始了新的草创工作。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和系里的两任领导密切合作，带领他的学术团队于2003年建立了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博士点，并将其建设成北京市重点学科。2008年，在尚未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情况下率先建立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并担任站长，2010年又在原来的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建立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广泛影响，他在2000年离开北京语言大学时，当时的校领导仍然为他成功地申报了该年度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以表彰他为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继续聘请他担任比较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名誉所长。2012年，他入选外语界为数极少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先后应邀赴欧洲、北美、亚洲、南美、非洲和澳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近百所大学访问、讲学、从事学术研究或出席国际会议，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世界名牌大学。王宁除了担任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长期担任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外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之外，还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及兼职教授）等国内二十多所大学或学术机构担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在国际学界，王宁曾应邀担任耶鲁大学福特杰出学者讲座访问教授、华盛顿大学杰出访问研究员、伊利诺伊大学杰出访问教授、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员、多伦多大学弗莱研究员、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员、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访问教授、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人文中心梅曼迪高级研究员等职。此外，王宁还担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由于他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威望，王宁还应邀担任国内外多家知名学术期刊（SSCI和A&HCI）的主编、顾问或编委，包括：《视角》（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主编之一（2002—）、《易卜生研究》（Ibsen Studies）编委（2002—）、Neohelicon国际顾问（2009—）、《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国际顾问（2012—）、《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顾问编委（2009—）等。同样，鉴于他的学术声望和国内外影响力，王宁还应邀担任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的评审专家，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审专家、国家留学基金委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收录刊物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专家、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项目评审专家、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项目评审专家、欧洲科学院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点评审专家等。
王宁一向重视与学术界同行的学术联系，与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学术交往。一方面，他主张走出国门，积极出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接受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邀请去讲学或者担任客座教授等，代表中国学界在世界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地将国际上的学术大师请进中国，展开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话题如比较文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全球化、文化研究、翻译研究、世界文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与未来等展开讨论和辩驳，为当代中国的学术肌体输入新鲜血液，在波澜不惊的学术界不断地荡起涟漪，刺激着学者们不断地思考、创新。这主要体现在组织一系列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单独邀请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或者顺访讲学等方面。王宁于1993年担纲组织了第一次国际会议“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大获成功之后，他感觉到这是一种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将中国学术研究和学者推向世界、让国际知名学者了解中国进而重视中国的绝好形式，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主办或者合办一到两次高水平、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比较有影响的包括：诺思洛普·弗莱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北京，1994），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大连，1995）、翻译与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北京，1997）、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北京，1998），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北京，1999），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北京，2000）、第三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北京，2001）、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北京，2002），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上海，2002）、“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际研讨会（北京，2004）、多元对话时代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北京，2004），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北京，2006）、第四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北卡罗来纳杜伦，2006），超越梭罗：美国及国际文学界对自然的反应国际研讨会（北京，2008），翻译中国：建构现代性的他种模式国际研讨会（北京，2009）、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海，2010）、中国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高峰论坛（北京，2011）、拉丁美洲科学院第25次学术研讨会暨“人文价值与文化差异国际研讨会”（北京，2012），跨民族的美国研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012，北京）、中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高峰论坛（2013，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全球化与中国国际研讨会（北京，2014），21世纪的文化对话：欧洲与中国的人文主义暨中法人文高峰论坛（2014，北京）等。这些国际会议都邀请了国际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中国的一流学者展开对话和交流，既让国内学者了解了国际最前沿的理论发展动向、获取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知识，也让国外学者了解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以前对中国的负面或偏颇的看法，对于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和中国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大有裨益，这都是我国学界有目共睹的。
除了组织大型国际研讨会批量邀请知名学者来华交流以外，王宁也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声望、关系和资源，相继单独邀请了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学者来华演讲。近十年来王宁邀请过的学者包括当代著名的文学或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J.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乔纳森·卡勒、大卫·达姆罗什、W.J.T.米切尔、杜威·佛克马、罗兰·罗伯逊、司各特·斯拉维克、马歇尔·布朗、赛奥·德汉以及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和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等，总计达100位之多。这些著名学者来到中国讲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一方面同我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给我国的学者带来相关领域内的新知识、新动向，扩展了我们教师和研究生的知识面，丰富了我们的思维视角和观察视角；而另一方面也让国外专家了解了我国学术界的发展状况，认识到中国学者也正在为世界学术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达到了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知识共享、学术共建的目的。2006年，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汝信主编的《中国学术年鉴》（人文社会科学版）中，王宁被选为2005年度国内人文学科唯一的“影响力学者”，2010年王宁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3年又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种种国内和国际性的学术荣誉，无不见证了王宁作为一名中国人文学者一步步踏实地向国际学术界迈进并获得认可的足迹，显示了中国学者走出封闭自足的国门、敢于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和接轨的勇气，透露出新一代中国学者自信的心态和乐于合作、善于合作的开放精神，真正代表了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术的水准和风范，表达了中国学者不拘门派之见、不分国别与阵营、寻求沟通、虚心学习、促进世界学术发展的良好愿望。
九 继续新的探索与理论建构
王宁教授的学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其实还有很多，他曾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提出挑战，他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现状实在堪忧：从事西方文学理论评介的很少致力于理论建设，对本国的创作及批评也置若罔闻，缺乏批评实践，或者妄图靠着几本二三手资料盲目构想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从事批评实践者又缺乏必要的理论装备和批评武器。[65]于是，他对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上主张一种“学院派批评”模式，亦即一种理想化的严格的学术批评：“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文学研究理论化，其目的在于针对当时文坛上充斥的印象式批评和浮华的文风作一反拨。”[66]除了不断地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思考与建构外，他对英语国家现当代文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都有着细致精深的研究；对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和加拿大当代文学都发表过深刻的见解，他因此还被聘为多伦多大学弗莱中心的研究员并多次获得国际加拿大研究理事会项目和加拿大政府的项目资助；他对北欧文学如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的文学等也多有著述并数次获得该国的项目支持，他对易卜生戏剧的研究在90年代尤其引领风气之先并获得了国际易卜生研究界的认可和赞扬；他对海外华裔写作和流散文学的理论化和实例分析也发人深省；他对世界主义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并试图将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概念相关联，做出富有新意的阐释；他在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试图提出“后新时期”（Post-New-Period）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他一直对诺贝尔文学奖十分关注并为中国作家终能获此殊荣早就做出了有力的推动和热切的期待，而且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测。王宁的学术视野之宽、所涉领域之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但限于篇幅关系，我们在这里无法一一展开详述了。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王宁教授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学术特点：“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理论热点和焦点话题，跨越学科的界限，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语境下来考察”；简言之，王宁的学术特点总体上具有“理论性、前沿性、跨学科性和全球本土性”。[67]这无疑是十分确切的概括。从王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起，他已共计发表中英文论文450余篇，其中有近70篇被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A&HCI和SSCI收录，有些影响极大的论文还被译成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塞尔维亚文等外文在相关国家发表；出版著作（含编辑、翻译、合著的理论著作）30余种；主持并完成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20余项；先后应邀赴全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70多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演讲。但功业居伟的王宁教授至今仍不倦地奋战在学术科研的第一线，而他的这一切工作其实都与他怀揣多年的一个学术理想有关，那就是推动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并发展出具有中国视角的创新性理论。
多年以来，王宁从未在学术道路上休息过一刻。他总是马不停蹄地发表论文、参加国际会议、组织国际会议、到国外讲学、邀请学者来华演讲或者讲学、为国际知名期刊编辑特刊。他始终沿着一条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路径开展国际学术活动；他也始终怀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接纳新事物、新理论；他总在不断地补充、修正、改进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延展完整地体现了他不断思考、勤于思考的过程。在其学术事业开始时，王宁的学术切入点是外国文学研究，但他很快就开始在比较的视野中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其主要研究领域就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这在他看来根本不是相互矛盾的，反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致力于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则将包括大众文化在内的所有当代文化现象都纳入考察研究的视野。[68]王宁积极引进国际学术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及时把握国际学术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介绍给国内的同行，以便启动国内的理论争鸣气氛，同时也相应地提出我们的对策，对西方理论做出回应和修正。[69]数十年来，他都是同时从多条学术“战线”出击作战：一是跟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及时而准确地向国内理论批评界进行介绍。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王宁所涉猎的西方文艺思潮或者文化理论就包括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解构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流散文学、全球化、翻译研究、世界主义、世界文学等，其中大多数理论思潮都是他率先向国内理论界做出介绍和评价，而他对其中的多个领域如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全球化、翻译理论、世界文学等都有着独到而谨慎的研究和发现，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高度。其次，他也积极在国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英文论文，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人文学者当中，王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用英语向国际学界的介绍、批评和论述是最多的。作为一个外国文学出身的学者，王宁却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十分熟悉。从中国现当代小说到戏剧、诗歌，从20世纪初的现代文学如现实主义文学和新感觉派到“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派诗歌，再到当代的先锋派文学等，王宁无不十分熟稔，不论是对其进行文本解读还是理论阐释，都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很多中文系的教授著作等身，但是只有极少数国外的汉学家能阅读他们的中文著述；而大多数外文系的教授对中国文学即使有所了解也缺乏深度，更遑论就其撰写外语论文并发表在外文期刊上。在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这一点上，王宁教授真是功不可没，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推手”，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此外，王宁向来主张并身体力行地积极推动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但是“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对话、交流并且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争鸣”。[70]因此，他也十分热衷于参加或者以东道主的身份主办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来建立中外学术对话的平台。每年经王宁邀请来华讲学的国际知名学者不下20位，每年由他召集并主办（或合办）的国际高端学术研讨会也至少有两次之多。而在这些研讨会上，王宁不仅邀请西方主流的学者参会，更注意邀请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印度等的学者参会，以求与西方学界建立起一种平等的、旗鼓相当的学术对话关系。
在1988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慕尼黑年会上，当谈及刚刚起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荷兰著名学者、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佛克马先生就满怀希望和信心地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东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认为，中国人在历经数十载的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的潜力的最有希望的征兆之一”；作为一位资深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汉学家，他期待这种新兴的东方视角、中国的理论血液和创造力能够给“文化荒芜”的西方理论界带来“希望”。[71]而作为其忘年之交的王宁教授，正是用其学术实践之路完成着亦师亦友的佛克马先生的遗愿。中国学术走出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空话上。王宁过去近三十年的学术跋涉，是一位放眼世界学术、心系祖国文化的中国学者的辉煌见证。在当今世界的学术舞台上，我们终于可以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了，人们终于可以看到东方学者的身影了。当然，王宁的学术脚步不会停止，虽已年近花甲的王宁其实正值其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段，多年的学术积累、丰厚的研究经验、国际化的学术交往、世界性的学术声誉，无不预示着王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将会有更加卓越的学术建树。多少年来，我们就希望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领域创造出具有中国视角的、能够影响世界的理论，建构起自己的理论创新体系，彻底摆脱理论界“失语症”的困扰，真正为世界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做出独特的贡献。我们相信那一天已经不远了，我们甚至相信这一目标在王宁先生的有生之年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