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唐·伊德 石溪大学哲学系教授

庆峰在中国第一部关于我的作品的解释性作品中采取了我的信天翁比喻并且较好地使用了这一比喻。我在《追踪技科学》（2003）中最先使用了这一比喻，用它来说明所有美国小学生需要读的著作《老水手的诗韵》^[1]。在那个故事中水手射中并且杀死了伴随他航行的信天翁——杀死信天翁被看做带来厄运的行为。因此，为了惩戒，船长将鸟的尸体绕在水手的脖子上。在其中的章节“如果现象学是信天翁，后现象学是否可能？”中，我一直在反思，这30多年来非常错误地将现象学看做“主体论者”与“反科学”的类型哲学的观念。为了除去我自己的信天翁，我开始转向对古典现象学的修改，这种修改出于对科学技术——或者技科学长久反思的历史上。庆峰采用了我的信天翁并且又一次激活了它，让它“飞翔”了起来。

他进入我的作品的方法是独特的：他选择了我的思想中作为原初动力和早期思想的起点，即关于听觉现象和人类倾听的体验、听与声音。这一点是正确的。在中期，我的第一部现象学著作是1976年的《聆听与声音——声音的现象学》，2007年再版。书中我首先使用了一些例子，第二版中使用了更多的例子来进行分析。但是，这一中期生涯实际上还更加具有创造力。1977年，我出版了我最知名的著作《实验现象学》，此书再版于2012年，题目调整为《实验现象学：多重稳定性》。后来，“多重稳定性”成为后现象学的一个标志。之后不久，我的《技艺与实践：技术哲学》（1979）出版，这是技术哲学领域第一部被引用的英语类著作。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2004年，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当时和安德鲁·芬伯格、兰登·维纳一起，我们三个人分别面向中国听众做了关于西方技术哲学主题的讲座以及报告。随后，2006年在北京大学、2007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还去了两个地区的其他高校）。我又一次面向大学听众作了报告。作为回报，我的几本书被翻译成汉语出版。但是庆峰首次对我的作品全集做出系统的解释，为此我表示感谢与敬意。

在结束这个序言之前，我希望强调一下我的学术生涯从现象学中发生转向的结果。后现象学是从20—21世纪STS学科（科学—技术研究）实践中获得的。我以前的技科学研究团队，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举办科研讨论会（1998—2012）。我们做了知名的跟随“经验转向”的技科学方面的案例研究。这一实践有助于发展出既有关技术也有关人类身体性的物质性的维度。把这一维度放入交互关系本体论的框架之中，这意味着仅有“关系现象”成为焦点。因此后现象学放弃了主体—客体思考而成为实践性的。而且，正如我以前所发现的，如果我实践现象学，我发现了多重稳定性（与今天许多科学相似的）。这与发现本质的胡塞尔恰恰相反。而且，作为技科学研究中的累积性作品，这一点已经变得明白起来：西方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宏大叙事非常有缺陷——在我近期的著作中，它已经在多重或者多元文化方向中被加以校正。

[1] 注：Rime来源于法语，文学界多采取“诗韵”的译法，所以这里也采用同样的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