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理论演变

一　经济演化

演化经济学实际上是将生物学中的演化理论借鉴到经济学当中，用于解释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种新理论。从宏观层面上，它可以解释企业理论的演化——新古典企业理论转化为企业网络理论；从微观层面上，它可以解释企业战略目标的演化——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本部分主要用演化经济学对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目标的转变进行分析。

(一)企业网络理论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借鉴了网络结构描述和研究越发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逐步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网络经济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经济现象。

网络是一种结构主义分析范式，最先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一些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它是一种超越了传统的关于市场和企业二分法的、复杂的社会组织制度。这种复杂的组织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并且依照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不断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关于社会或企业之间网络安排及其演进的各种相关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论解说。

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基础变迁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暴露了原有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供给不足。网络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原有的古典企业理论的解释力受到限制。

新的企业网络理论与传统古典企业理论相比较，表现为它将企业活动放到更宽广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该理论探讨了促使企业间形成的网络安排及其动态演进的各种要素，并且把分析的重点从对企业活动边界的厘定、企业和市场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对企业内部科层组织方式的选择等方面，转向对企业内外部各种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及其组织的研究方面，从而提出了无论是在要素市场中，还是在企业内部，市场和企业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会导致企业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和丰富的制度安排。新的企业网络经济理论实际上改造了传统企业理论有关企业和市场的二分法制度分析范式，扩展为市场、网络和企业三种划分方法的新制度分析范式，促进了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之间的“握手”。

最新出现的企业网络理论将企业运行中遇到的各种挑战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解决。企业交易中存在的，而最终将由个人承载的各种风险，一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网络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在市场经济中，由市场和企业组织组成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是短期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将网络中不稳定的网络制度安排变成长期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个人行为的系统性约束。

新企业网络理论的提出，目的是对企业的各种行为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该理论重点关注市场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重视个体行为，从而使其和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前提假设存在差异。该理论将网络，而不是将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将交易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是传统新古典理论对市场经济中稀缺要素交换关系的描述，它并不能揭示企业相互之间对同一生产要素存在的竞争性需求，但它们之间并未发生交易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基于稀缺要素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是导致企业采取并购重组等一系列网络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稀缺要素的依赖关系为分析基础的企业网络理论框架的建立，反映了企业网络理论与新古典企业理论在方法论方面的对立。

依据企业网络理论的分析范式，一个均衡市场的形成，要求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及动态适应过程，企业家应该发现获利机会，通过引进一种新方法，或者新的要素组合来满足要求。这个动态过程反映了在一个相互作用的市场体系中，存在着多种信息沟通和组织企业活动的制度安排。

企业网络理论不仅关注生产过程这一新古典主义的“黑匣子”，而且重视从企业到市场的中间性制度安排，即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降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企业战略转型

企业理论及其发展战略一直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单位，它既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又受到超越自身力量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它的目标函数不但包括企业边界内的具体目标，在经济体制演进的过程中，还不断受到整体制度演进的影响。企业的发展战略就是在内部和外部综合制度安排约束下的不断创新过程，表现为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不断演进的动态特征。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渐进式的经济制度演进，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宏观上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微观上企业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逐步转变到集约化的增长方式。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追求的利益目标与中国经济制度的渐进式变迁相一致。

1.总产值最大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1984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社会整体处于短缺状态。通过计划调拨把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转变为社会产品，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目标就是完成国家生产计划指标。总产值指标能直观反映企业生产的总产品数量，所以这时的企业目标就是总产值最大化。

2.利润最大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的政策，企业成为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法人。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变了短缺经济，市场的手段逐步代替了行政手段，由市场自发地调节供求。企业生产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品，才能销售出去，转变为社会产品。利润既反映了企业的销售收入，又体现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一个综合指标。这一时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

3.经济附加值(EVA)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到了200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经济存在的主要形式，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也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多种经济成分在企业中共存，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于是，利益相关者在评价企业个别产品转变为社会产品的竞争力时，关注到利润指标的缺陷。因此，为了消除短期行为所造成的利润额波动，计量资本金的时间价值、考虑风险报酬等利益考核标准应运而生。经济附加值(EVA)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等成为新的企业目标。经济附加值(EVA)、企业价值等指标与利润指标密切相关，所以，也可以认为该类指标是对利润最大化指标的修正。

4.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进一步走向深化阶段，我国的大中型企业大都转变为股份制企业，随着中国经营环境与国际接轨，这些企业的利益目标也与时俱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企业的利益主体包括企业所有者——股东，还包括企业债权人、企业职工、社会全体公民以及政府等众多利益相关者。企业是维系各利益主体合作的纽带，是社会经济秩序的根基。因此，企业管理者应不受各利益主体的束缚，公平、公正地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共同利益。传统的、带有典型利益主体特征的企业目标，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等不再适宜作为企业的利益目标。企业只有将自身的目标函数与社会责任函数融合在一起，才能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企业战略目标要涵盖社会责任。

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可以观察到，作为经济网络节点的企业，它的利益目标的演化遵循了由个体目标向群体目标、由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由个体利益向社会利益的逐步转型。这一方面是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股份制企业的大发展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企业社会化以后，它已经成为实现利益目标和社会责任的综合体。

二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本部分主要介绍了与本研究关系密切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中的制度创新和路径依赖，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糅合其中；由于交易费用对后来的分析影响很大，所以在这里单列评述。

(一)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也叫交易费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它是一种人—人关系成本，与人—物关系成本(即一般的生产成本)相对应。只要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费用)包括： (1)事前费用，主要是起草、签订协议和谈判、保障协议履行发生的费用； (2)事中的费用，主要是环境变化调整引起的费用、交易双方在调整过程中的讨价还价费用； (3)事后的费用，主要是纠纷发生时建立和维持规制结构运转的费用，兑现承诺引起的费用等。

交易成本的存在有三种效应： (1)减少交易量； (2)影响资源使用的边际成本和使用的密集度； (3)影响合约安排的选择。

利益相关者们将资源共同投入的企业，签订一系列契约，以长期契约代替了短期交易，减少了在市场中发生的交易量。同时，大量的资源集中于企业，由具有经营才能的经理进行经营管理，增加了资源的边际产出，降低了边际成本。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人们也会自动选择最为有利的合约安排。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交易成本的大小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组织的产生、发展和规模扩张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效率的提高也会表现为交易成本的降低。

制度变迁是一系列制度及结构发生变化，涉及的主体较多，其谈判达成一致的费用较高。同时，由于合同的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交易双方的利益在制度环境变化时会不断发生变化，就会不断发生讨价还价的费用。最终，建立新的制度，依然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并兑现最初的承诺。所以，制度变迁面临高昂的交易费用。

(二)制度变迁

制度(Institution)一般被看作公共产品，它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制度市场的均衡。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从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的过程。现实中，有四种原因会引起制度不均衡： (1)制度选择集合改变； (2)技术改变； (3)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 (4)其他制度安排改变。

制度变迁(Institution Transition)是指制度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或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只有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有主体去推动并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则会去阻止或推迟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过程分为如下步骤：第一步，形成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初级行动集团”；第二步，提出制度变迁的相关方案；第三步，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第四步，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集团”；第五步，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按主体分为两类：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由一些受新制度获利机会引诱的集团主导，以非强制性方式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以政府法令的方式强制实行。

“搭便车”(Free Rider)是制度变迁固有的问题。由于制度作为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一旦新的制度建立，制度管辖下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的服务，而不区分是否承担建立制度的费用。

当新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时，就会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高昂的交易费用和“搭便车”问题，导致新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时，政府应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制度安排的形式有：自愿形式、政府形式、半自愿半政府形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多采用自愿的形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多采用政府的形式，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三)制度创新

从制度变迁的实现途径来看，有制度移植和制度创新。制度移植主要是借鉴别国成功的制度变迁的经验。即使是借鉴别国的经验，也需要结合本国的国情，进行适应性制度创新。所以，现实中大部分制度变迁都是两种途径的结合，但其中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或自身要求提高时，人们就会对制度有更多的需求，导致原有制度不能满足需求，就会带来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中总是会存在着制度创新，无论是制度安排的创新，还是制度结构的创新。

制度创新有如下三层意思： (1)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 (2)该组织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 (3)支配行为和关系的规则的变化。

(四)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 dence)，简单说就是“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会对这个路径产生依赖，而不管最终结果的好坏。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使得制度变迁一旦选择某一路径，它的方向就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即“过去的选择决定现在的选择”。

制度变迁以现行的制度结构为基础。制度变迁过程中，许多制度安排都从之前的制度结构中承袭下来。实际上，制度变迁的过程类似于进化的过程，某些制度安排逐渐发生变化，当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就从量变到质变，整个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现实中，人们总是害怕变化，即使后来证实这种变化可以带来好处。因为变化会导致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就可能造成损失。人们不愿意变化，是避免未来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所以，当现存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的固有思维是排斥这种变化的，但若是不能抵抗制度变迁的话，就会试图在制度变迁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制度结构中的部分。

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会影响制度变迁的结果。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迅速推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沦为少数人的利益工具，就会阻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走入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三　公司财务理论

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发展为财务治理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传统的企业财务理论，如资本市场理论、资本结构理论、股利政策理论等都发展得相当成熟，且为大家所熟知，在此就不赘述。本部分主要介绍新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财务理论基础的影响。

(一)代理理论

在经济人假设下，若企业利益最大化与个人利益最大化发生冲突时，就会存在代理问题。代理理论就是研究不同主体间的代理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代理冲突。

现代企业中的代理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合同)关系。公司利益相关者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将一定的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或其他关系资源)投入企业中，由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会带来各方的利益冲突。为了解决冲突，利益相关者共同订立多种形式的契约，由此产生了代理关系。公司中的代理关系主要有三方面： (1)资源所有者与资源使用者分离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关于资源的投入和运用的代理关系； (2)不同的资源所有者由于共同向企业投入资源，他们之间以其控制权和利益目标而形成的代理关系； (3)公司中不同层次的管理者之间围绕资源运用形成的代理关系。

随着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代理关系变得越发复杂，契约各方之间存在利益不均衡、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对等等一系列问题。代理理论通过建立相关的激励监督机制，解决契约各方存在的问题，促使代理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目标。

代理理论对现代企业财务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运用代理理论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建立公司的治理机制；同时解决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与风险问题。

(二)不对称信息理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信息经济学发展兴起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economica people)和信息完全(complete information)。在对策中，一些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所不知道的信息，即称为不对称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

不对称信息理论主要研究委托代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信息传递等内容。当不对称信息发生在事前，就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在契约签订前，信息优势一方故意隐藏相关信息，以求获取更大收益，另一方因缺乏信息而利益受损) ；而当不对称信息发生在事后时，就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在签约后，一方无法对另一方监督约束，由于对方不负责导致的利益受损)。而研究委托代理，就是要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解决上述问题。

不对称信息理论中的“信号”“动机”“激励”“经理人博弈”等概念的引入形成了新资本结构理论，研究公司所有者、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公司价值角度解释资本结构问题。

(三)财务契约理论

财务契约主要用于解决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因利益矛盾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影响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事项主要有：股利支付、权益稀释、资产置换和次级投资。股利支付会使企业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减少，带来不能偿付到期债务的潜在风险。权益稀释指企业发行新债，新旧债务共享企业资产的担保，降低了资产对原有债务的担保程度，从而损害债权人的权益。资产置换指用不易变现的资产代替原先易于变现的资产作为债务抵押，降低抵押物对债务的担保价值，带来债务偿还风险。次级投资则指在经营中，企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如果成功，则企业获得高额回报，债权人并不能分享收益，只能得到固定的本息；如若失败，企业破产，债权人则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债权人一旦把资金投入企业，股东就具有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动机和能力。财务契约理论研究财务契约的设计，解决债权人与股东的代理成本问题，如在财务契约中增加转换条款、可赎回条款、优先债务条款、接管条款等。

财务契约理论认为，设计一个最优的激励相容的财务契约，可以减少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增加企业价值。在财务契约具有成本的前提下，衡量一个财务契约的好坏，主要比较财务契约节约的代理成本是否大于财务契约自身的成本，以带来成本的节约。

(四)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探讨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息优势一方如何向信息劣势一方传递所需信息。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企业的相关信息，以影响投资者决策。

拥有大量投资机会信息的企业经理，可以通过资本结构或股利政策向投资者传递信号。企业资本结构中，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对外揭示了如下信息：公司筹资行为具有一定顺序偏好：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即优序融资理论。股利的变化则向投资者传递了有关企业价值的信息：发放高股利，说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发放股票股利，说明企业在成长中，需要扩充资本；发放现金股利，则说明企业没有更好的投资机会，手中有大量的现金。企业经营者拥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而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缺乏投资决策所需信息，但投资者可以通过企业对外公布的报表、政策和事项得到企业内部信息。当然，企业经营者也可以利用信号传递理论，发布不真实的信息，误导投资者。

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与理论的融资偏好顺序相反的融资偏好，而且股利政策存在不分红或高分红等不稳定不连续的情况，这些并不能正确传递企业的内部信息。这并不是说信号传递理论在中国不起作用，反而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更善于利用信号传递理论，这与中国特定制度下企业的控制权相关。

四　公司治理理论

财务治理由公司治理而来，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财务治理必须建立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所以公司治理理论成为财务治理的基础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主要研究权利分配对效率的影响。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当契约不完全时，就存在一系列剩余收益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共同组成企业所有权，它们的结合具有激励效应，所以最优的企业所有权配置应该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称安排。

公司治理就是配置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使两者匹配，改善公司的治理效率，提高企业绩效。同时，所有权安排也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所有权形式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不同。企业所有权与公司治理相互影响。

随后兴起的超产权理论则认为： (1)产权改革并不一定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竞争是保障产权改革有效的前提条件； (2)对经营者的激励并不一定能带来企业业绩的相应提高，竞争是保证激励有效的前提条件。企业产权改革、监督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对经营者起到相应的激励作用。要完善企业的治理机制，必须要引入竞争，产权改革只是一种手段。

前后两种产权理论分别从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角度论证了影响公司治理的因素，构成了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二)委托代理理论

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高昂的契约成本，使得股东无法制定完全的契约，约定经营者行为，所以经营者可以利用各种手段侵犯股东利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委托代理理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失去控制权的股东如何监督制约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以实现股东目标。

其实，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有三层委托代理关系： (1)股东(委托人)和经营者(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2)小股东(委托人)和大股东(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3)管理者(委托人)和员工(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前两种关系在公司治理中受到更多关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就是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机制，使代理人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分离，会产生代理成本和代理收益，有效的机制设计必须保证代理成本小于代理收益。代理成本主要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抵押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代理成本的高低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取决于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安排决定；另一个是委托代理层次的多少和范围的大小，与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是指与公司产生利益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如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政府等。其中，前四种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得到了重视。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应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还应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现代企业的经营目标应该是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最大化，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应该向这些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责、权、利。

企业不再是一个由资本所有者组成的联合体，而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投入资源构成的契约联合。由此，不仅股东拥有公司治理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拥有公司治理权，形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明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向，使得公司治理由单边治理发展到多边治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制定相对完备的契约条款来进行保护。有些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产专用性不强，随时可以撤出投入其他地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承担了公司风险，但有些风险得到了契约补偿或具备优先偿付权，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公司治理。不是所有承担风险者都能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这取决于风险的特征：首先，风险在空间上不可溯(风险为公司的经营风险) ；其次，风险在时间上不可溯(风险为公司的最终风险)。

但在现实中，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存在一些问题。(1)利益相关者很难界定。与企业利益相关(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人可以扩展到所有人，但企业的治理主体不可能是所有人，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同时，相关的程度和形式也很难确定。(2)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增加交易成本。

(四)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狭义的公司治理，指公司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广义的公司治理则包括所有利益相关的制衡。公司治理通过内外部制度安排(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调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为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中存在的代理问题，建立了一套制衡制度，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形成公司治理结构。在公司内部主要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构成公司内部治理。在公司外部则是通过制度市场、证券市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等，形成公司外部治理。

为了使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合理配置权利，还需要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公司治理机制包括： (1)怎样配置和行使控制权； (2)怎样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和职工； (3)怎样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公司治理的要素有：主体、客体和原则。公司治理的主体指实施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的客体指公司治理的对象及范围。公司治理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可信赖性、透明度、公平、选举方法、最佳行为准则、长期观点。

世界上比较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有：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家族模式(东南亚模式)。英美模式是“市场导向型”的，英国、美国等资本市场非常发达，法律制度健全，对股东权益保护充分，股权分散；董事会实行分层制，下设多个委员会负责不同的专门事项；外部经理人市场、控制权市场等发展成熟，发挥了很大的激励监督作用。日德模式则是“银行导向型”的，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法人持股比例大，许多法人相互持股，董事会具有任命和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家族模式则属于高度集权式的治理模式，企业所有权或股权主要由家族控制，通过金字塔型持股、横向持股，经营决策权进一步集中，来自外部的监督较弱。

公司治理是一种将外部性最小化的机制。当公司治理的有关规则和机构不能给股东提供充分保护时，分散的股东无力保护自己的权益，集中的股权结构更具有优越性。公司治理是将所有制改革转化为经济效率的关键。如果公司治理不完善，所有制多元化、公司化，引入非国有投资者都不可能真正提高效率。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是控制权的实现。一方面，公司治理是在既定资产所有权下实施的；另一方面，所有权中的各种权利通过公司治理进行配置。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会导致不同的公司治理形式。

五　财务治理理论

财务治理(Financial Governance)是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融合中产生的。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同时与财务管理共同构成财务理论。财务治理概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公司财务治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包含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效率。其中财务治理结构是权利基础，财务治理机制是制度保障，它们都处于特定的财务治理环境中，共同达到最终目标——财务治理效率，这些都表现在具体的财务治理行为中(见图2－2)。

(一)财务治理结构

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及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结构就是财务治理。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财权，形成激励约束机制，达到财务治理的目标。

财务治理结构以财权为基本纽带，把融资结构作为基础，在以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下，合理配置财权，建立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以一整套制度安排通过企业科学决策，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从财务治理结构的含义可以看出，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派生于产权的财权体现了一定财务经济关系，是一组财务权利的集合。财权由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组成，而其中的财务控制权又可分为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与财务监督权，财务决策权居于三项权利之首。

广义的财务治理结构有财务资本结构和财务组织结构之分。财务资本结构主要从资本的角度反映公司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公司财务治理中拥有的权利，主要包括资本结构、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财务组织结构则反映公司不同组织结构设置对公司利益相关者权利的保障，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设置。狭义的财务治理结构主要指财务资本结构，此时的财务组织结构则属于财务治理机制的范畴。本书后面研究中所指的财务治理结构是狭义上的。

(二)财务治理机制

在特定的企业财权配置和财务治理结构安排下，财务治理机制是一种能够自动规范和调节财务治理活动的机制。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这三方面共同构成财务治理机制。

企业财务治理机制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在各产权主体之间有效地配置财权”。一个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可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被内部控制人(主要指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侵害。在财务契约中，对于部分财权的配置已做了明确的约定；但由于契约不完全，还有部分财权没有办法明确约定，形成了剩余财权。而企业的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剩余财权进行配置。所以，财务治理机制就是通过制度调节财务治理各要素的关系，保证财务治理结构的实现，提高财务治理效率。

传统的观点认为，股东投资建立企业，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财权也应该配置给股东。现代企业是由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投入资源形成的，是利益相关者产权契约的联结体，所以，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财权是一种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即共同治理机制。利益相关者获得相应的公司控制权并相互制衡，分享公司财务收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终实现财务治理目标，这就是共同治理机制。

财务动态治理机制更多地表现为相机治理。当财务治理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改变时，为保护利益相关者，并提高治理效率，就需要对企业剩余财权进行重新配置。在不同的情况下，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都有权获得剩余财权，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财务相机治理机制。

(三)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目标，而剩余财权配置的效率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剩余财权配置的效率要求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如果要素所有者有剩余索取权，而没有剩余控制权，这时其剩余索取权就很难实现。反之，如果要素所有者只有剩余控制权，没有剩余索取权，其权利不能带来自身利益的实现，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廉价的投票权而已。

在既定的财务治理环境及其变迁中，财务治理结构与机制有效搭配，以最低的财务治理成本取得最高的财务治理收益，就是衡量财务治理效率的标准。

财务治理收益是由于实施财务治理活动而带来的利益相关者增加的收益或效用的总和。财务治理成本指为实施财务治理活动所发生的成本总和，有交易成本(财务治理主体在财务契约中自愿承担的义务，以及在履行义务时发生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缔约成本、监督激励成本与履约成本等)、代理成本(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一类代理成本是由于股东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产生的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是由于股东间的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财务治理组织结构成本(指财务治理组织结构设置及运转的成本)、市场治理成本(市场治理体系对公司治理所发生的成本总和)、遵循成本(公司执行法律法规所发生的成本)、制度摩擦成本(由于制度不兼容带来的成本)等。

由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治理收益和成本难以衡量，其中无形的收益和成本更是难以用货币衡量，所以，本研究以企业绩效和成长指标来衡量企业财务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