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迈耶对模拟音意义理据的探究
第一节 对模拟音的对比和商榷
很多词汇充满韵律的魅力，这些韵律魅力魔术般地出现在这些词汇的意义中，这也是人们一致认可的语言美学价值的源泉之一。语言研究者曾经讨论过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列举出英语中最“美”、最令人“舒服”的十个单词和最“丑”、最令人“不舒服”的十个单词；前者包括：“chimes”“dawn”“golden”“hush”“lullaby”“luminous”“mist”“melody”“murmuring”和“tranquil”[1]；后者包括：“cacophony”“crunch”“flatulent”“gripe”“jazz”“phlegmatic”“plump”“plutocrat”“sap”“treachery”[2]。这两组词的区分中，显然有来自语音听觉的因素参与其中，迈耶认为人们对词汇的印象受感觉的左右，但是最明显触动人们的仍然是语音。
迈耶还提到荷兰人看上去似乎对语音的韵律美感充耳不闻，他们把词语当作词语所指代的事物本身，在其眼中最美的语言词汇是诸如“moeder”（母亲）和“liefde”（爱情）等字眼。迈耶分析说：每个人天生就兼具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特质，[3]也就是说，一方面对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与它所指代的事物之间的象似性在理念上有某种抽象而模糊的领悟，另一方面又主张语言符号与它所指带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任意性的，只承认象声词的模拟性。语言学界一再强调“任意性”学说，著名的语言学家利奇告诫人们“你们总是频繁地把对词语的个人主观想象投射到组成这些词语的语音上去了”[4]。
对语言符号象似性学说的否定似乎是语言学界的一个传统，关于语言起源的象似性理论，诸如“bow-wow”“ding-dong”“la-la”“pooh-pooh”“ye-he-ho”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遭到质疑和否定。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5]虽然承认语音象征意义或模拟音的存在，但是他只是把语音象征意义和语言的功能联系起来，认为语音象征意义（模拟音）仅限于人们的语言观念中，并不是语言结构本身具有的特征。对于语言符号象似性学说反对的主流观点认为只有少数象声词体现出象似性，因此并非语言符号的主体或普遍现象；此外，这种观点还认为象声词也受制于语体风格的限制，也就是说象声词只出现在口头语中，如“boing”[6]“brr”[7]“whoosh”[8]，大都是发音器官如鼻腔或口腔随意发出的声音，由于长时间的规约而成为某些意义的固定所指。语言象似性现象除了出现在人类或动物随意并经常发出的声音中外，也出现在动物的名称、人们对动物的呼语、讲故事或说书的语言、民谣和歌曲、广告和商标、漫画书以及四字俗语中等。这些领域中的象声词或语音象征意义作为象似性符号被轻易地看作原始的和初级的语言形式，因而也被认为是琐碎和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牵强的。
对语言符号的象似性还有更加深刻的批评，象声词“boum”（嘣）和“baoum”以及“braoum”表达的是同样的象声意义，据此象声词的拼写被认为是没有具体的固定形式的；还有些象声词由于拼写形式甚至不被认为是标准的词汇形态，如“hoi！”“iiih”“pst”，这些词也很难被收录到字典中去。在此先不说这些象似性将如何被标准词汇化和语法化，迈耶[9]观察到英语中有一种简单的方式能把自然的声音转化为语言中的动词：/s：/滋生出“hiss”（发出“嘘”声；发嘘声），/z：/衍化出了“buzz”（作“嗡嗡”声；东奔西忙），/∫：/引出了“hush”（发“嘘”声；使安静；使寂静），/m：/创造出了“hum”（发低哼声）。对于“合法”语音的认定标准也是对模拟音的限制，即这些模拟声音或表意声音必须是符合语言规范的语音，必须符合语音的属性、音素结合的要求，如音响度排列。罗兹[10]根据自然声音和英语标准音位的相符合程度和音位组合的要求，制定了一个等级量表把这些自然声音分为“完全不符合”语音的模拟音、“不完全符合”语音的模拟音、“符号”语音的模拟音三个等级。这其中不符合语音的自然音包括很多表示情感的感叹词，它们在字母上稍作调整就会成为准语音了，如“aha”“ahem”“hem”“ow”“uh-huh”“whew”[11]，这些音完全符合音位排列的规范；下面一组词也属同样的现象 “faugh”（呸，嘘<表示厌恶、轻蔑等>），“humph”（哼<表示怀疑、不满、轻蔑等>），“phew”（唷<表示不快、惊讶的声音>），“tut-tut”（发啧啧声；发嘘声<表示不耐烦、烦恼、轻蔑等时>），“ugh”（啊！ 唷！ 呸！咄<表示憎恶、厌恶、咳嗽声等>）。[12]
语言符号象似性或者模拟音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是同一个所指可以有全然不同的能指，即使在象声词中也是如此，例如“whisper”（耳语；飒飒地响）、“chuchoter”“flüstern”[13]。迈耶认为象声词在表音文字中的不同拼写并不能抹去或削弱象声词作为模拟音的表意特性[14]，只能说明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人们对这种模拟音的感受是有差异的，或者人们是从不同角度去捕捉和记录自然声音的。例如，“buzzing”和“humming”尽管在语音上完全不同却都指代蜜蜂发出的声音，就好像是在不同的距离内听到的蜜蜂嗡嗡声；“crack”和“bang”[15]的差异也出自同样的道理。最后一个反对模拟音的观点认为除了占词汇数目很少的象声词之外，所有的词汇无法从其语音判断其所指代的意义，在这样的反驳中，皮尔士提出的象似符号（icon）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拟像以及奥格登和理查兹[16]提出的象声词作为语言符号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嫁接的而是自然的，这两种学说都要被大刀阔斧地修正了。
然而在文学作品中模拟音被大量使用，有时候似乎是作者在刻意地运用模拟音来增加作品表意的生动性和直观性，如“buzz of bees”（蜜蜂的“嗡嗡”声）、“the beat of horses’ hooves”（马蹄踩踏路面的叩击声）、“the clash of swords”（利剑交锋时的撞击声）、“the hiss of snake”（毒蛇威胁时发出的“嘶嘶”声）、“the murmuring of brook”（小溪流淌时发出的“潺潺”声），以及“the whisper or rustle of leaves”（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沙沙”声）。迈耶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1938年一个叫约翰·克罗·拉瑟姆的人在描写疯牛病肆虐，数量众多的牛在芝加哥被屠宰时，用了这样一个短语“the murdering of innumerable beeves”[17]，这个短语被认为是拉瑟姆仿照“the innumerable bees”[18]而写的。语言学研究者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音义连觉”效果的产生并不是建立在语音基础上的，因为语音的一点点变化就会消除这种音义联觉的效果；但也有学者分析到上述例子中“murmuring”向“murdering”变化中一个字母的更改（m变为d）其实并不是轻微的变化，这一更替把短语中“innumerable”一词的拟音性给破坏了；再后来人们意识到这里的“m”和“d”的变化是音位上的替换，而这样的音位替换必然会引起词义的变化。事实上，在讨论表意文字作为拟音符或象声符的理据性时，语义是要被优先考虑的，例如“bark”（狗吠声）和“swallow”（吞咽）作为动词所饱含的象声性或象似性，在它们作为名词的意义“树皮”和“燕子”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语言学界维护符号任意性学说的深刻动机和依据，为了在理论上论证词语的意义的多样性，拟音符必须被限制在很小的数量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