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及其启示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一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有效缓解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压力，将中国的发展阶段推向工业化高级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也进入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全球市场，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承担了全球最大的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压力，迎来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为推动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人口自我控制机制逐渐形成，从而减轻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巨大压力，为人口和劳动力的平稳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实施，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在发展中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是中国的基本经验。

二是中国已经进入全面的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换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全面转型，是一个全面的结构重构过程，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各种结构转换与结构重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问题，需要全面统筹，重点突破。这一战略制定的根本还在于始终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重点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工业化推进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二）主要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启示，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形成稳定的人口自我发展与人口自我控制的微观基础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转换时期，这种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对正处于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经济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挑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制定适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一系列综合性政策，推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将解决人的发展问题放在首位。

首先，必须加强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职业训练，特别是农民工的培训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

其次，必须加快推进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使大量农民工彻底而稳定地转换为产业工人，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合法工作的权益，发挥劳动力在城乡联动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最后，进一步深化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改革，在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重大突破，解决向一元结构转换中的城乡体制分割问题，解决农村人口的发展问题。通过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在发展中实现强化人口自我发展、自我控制的微观机制和微观基础。

2.全面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工业化质量和水平

随着中国人口转换、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国际国内市场结构的变化，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换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为主，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一转换将决定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进程，是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这种转换的动力依然来自于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

第一，经济发展活力与解决民生的动力来源于大量的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动力也来自中小企业。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已经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因此，必须通过投融资制度、财税制度、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市场组织等一系列改革，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二，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市场化改革还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是消费品市场，其次是中间品市场、金融市场，最后是生产资料和要素市场。这种市场结构严重影响着价格机制的调节和信号传递功能，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与行为绩效。因此，逐步放开要素市场的价格，打开要素市场的市场准入，改革投融资体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民营资本参与到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行业和领域，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向更高阶段迈进。

第三，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机制引导企业技术进步，挖掘中国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刘易斯转折点

统筹城乡发展是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系统中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非农产业与农业这三者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公平高效、良性互动、和谐共进的城乡一体化社会。这是刘易斯转折点顺利向前推进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措施是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第一，是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推进农村要素和资源市场化进程，包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流转，确保农户的土地权益；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强化金融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改革和调整资源税，使资源税和资源开发权利向农村倾斜。

第二，必须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业技术投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必然要求。

第三，抓住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契机，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的支持，改变农业农村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市场化、社会化、商业化、组织化水平；随着农村人口的转移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适当调整农村空间结构，促进农村人口和产业的聚集，加快小城镇与农村社区建设。

总之，中国已进入全面的结构转型期，所有结构性问题背后都隐藏着体制性问题。现阶段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全局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体制改革必须进入深层次、综合配套、全面推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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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原文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

[2]田雪原：《中国人口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罗淳：《贝克尔关于家庭对孩子需求的理论》，《人口学刊》1991年第5期。

[4]《中国统计年鉴﹙2011﹚》。

[5]蔡昉：《未富先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6]田雪原：《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51页。

[7]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8]198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数据根据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数除以1985年前平均劳动参与率0.72求得。

[9]熊健益：《我国2020年以前劳动力供求状况研究》，《统计教育》2008年第6期。﹙2020年16岁的人口数=2010年6岁的人口数×2010年16岁的存活率，2020年的

[10]张永丽：《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2期。

[11]牛若峰：《发展模式、技术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海峡两岸农业科技与农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12]《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总体趋势：观测“十二五”》，《改革》2010年第8期。

[13]［美］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4]汪进、钟笑寒：《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5]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1.3％，工业化率为46.8％，城市化率/工业化率=51.3％/46.8％=1.096。

[16]栾瑾崇、栾永胜、于学花：《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及政策选择》，《经济师》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