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　顺差规模有所控制，贸易平衡逐渐改善

1978年我国尚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加快，我国生产配套能力逐步增强，具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良好基础，因而成为跨国公司首选的制造业投资基地。1990年以来，随着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增长速度超过进口，我国对外贸易由总体逆差转变为顺差。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8年达到2986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此后顺差逐渐收窄。2009年和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分别为1961亿美元和1831亿美元，比2008年分别下降34.4％和38.6％。2010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与出口总值之比为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1％，在全球贸易差额最大的10个国家中，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属中下水平。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源于美国、欧盟等终端消费市场，而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工业中间品生产国的贸易则长期为逆差。由于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分工结构大大高估了我国的贸易份额，也夸大了贸易顺差。所以，如果按照WTO的“增加值贸易测算法”，则2005年美中贸易逆差至少将会缩减一半以上，2008年也会缩小40％以上。我国的贸易增加值如此之低，是由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决定的。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拉动的，尤其在出口商品与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

对外贸易发展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我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大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壮大使我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外贸易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其中60％以上来自农村，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仅带动了自身经济成长，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2001—2009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8.8％，其中我国贡献了1.4个百分点。[5]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稳定进出口规模，成为2009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的唯一国家。我国因素支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恢复，价格止跌趋稳，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巨大推动作用。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增进了我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的国民福利，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要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则必须正视我们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六大问题：

第一，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贸易一方要向对方出口本国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改革开放30多年，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一直作为支撑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基础因素之一，但是，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适龄劳动人口逐步接近峰值，“人口红利”正在接近拐点，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6]

2012年我国人口与就业形势稳定，但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7]

2013年以来，沿海及内陆省市很多外贸企业面临用工成本上升和用工缺口问题，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涨幅在20％—30％之间。沿海地区不少企业尽管上调了工资水平，但仍面临用工难问题，工资上涨压力依然存在。工资上涨是推高人工成本占比更为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非熟练工人工资与2009年持平或下降的企业占总数的仅为14％，几乎鲜有企业出现工资下降的情况，而涨幅超过15％的样本企业接近总样本数的26％。有近50％的样本企业工资上涨在5％—15％之间。[8]

此外，由于人民币升值、土地价格上涨、出口利润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比如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向印度、印尼、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这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是必然的。2009年耐克撤离中国，2012年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全资工厂。[9]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2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指出，现在人工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在当前企业经营发展当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的问题选项中，选择这个项目的企业占到75.3％，并且“人工成本上升”连续3年都排在所有项目的第一位。这些报告表明，我国对外贸易难以继续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发展。

第二，出口产品仍处全球价值链低端。

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二、出口位列第一，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长期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大的比重，如家电、服装、玩具等；而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处于劣势，如光学、计量、医疗、精密仪器的比重较小。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我国仍基本集中在中低端，获取的贸易利益比较少。出口产品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1995年以来，机电产品成为我国出口的第一大类产品，但与贸易强国相比，我国的机电产品不是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高、精、尖机械设备为主，相反，技术、知识、资本含量都较低的普通机电产品的比重较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虽出口额分别占59.2％、31.2％，已成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主体[10]，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据测算，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11]而且我国企业的利润微薄。最典型的案例是iPhone4，研究人员对一部iPhone手机的利润拆解：美国赚取360美元，韩国和日本赚取46.46美元，中国仅赚取6.54美元。

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虽然规模增长快，但质量和效益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这种“高投入、低收益”的局面难以持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依据类似思路，提出以附加值方法重新计算全球贸易。新方法以单个商品在全球生产链上不同经济体产生的附加值为基础进行贸易统计，而不仅仅统计各经济体进出口账面数据。对于中国而言，贸易统计不啻为“顺差瘦身法”。根据新法，实际由外商赚取的价值，将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中剥离出去，中国贸易顺差账面数据将明显缩水。譬如，按附加值测算，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约减少了25％。[12]按贸易统计新法衡量，中国或许难保“头号出口大国”的头衔，却可更准确地估计自身在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分量。

中国应更多鼓励中国企业积极结缘全球知识、技术和品牌等创新要素，使整个经济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轨道，必须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推动实业走上资本、技术和服务密集型轨道，创造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第三，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仍主要依靠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等有形要素投入，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能源资源消耗大，单位产品能耗高。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13]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但能源效率不高，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状况。2009年，我国消耗的钢材占全球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我国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9倍、日本的4.9倍、欧盟的4.3倍。[14]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都超过了50％。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物等持续增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和土壤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15]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16]

第四，外贸企业规模偏小，规模效益较低，企业抗风险能力偏低。

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企业总体规模很小，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和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国内的自主企业规模都更小，不能形成明显的规模经济效益，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不能形成从零件到大型设备到售后服务等一整套的全部服务，加上有的质量不能有很好的保证，严重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警示中国必须尽快提高外贸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由于部分外贸企业竞争力及抗风险能力偏低，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弱、出口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情况下，一些出口行业订单下降，利润增长趋缓，亏损压力上升，资金周转困难。这一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突出，部分中小外贸企业已被迫关闭或外迁。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由于产品附加值低、国际议价能力差，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当前，加工贸易企业的综合成本大幅上升致使企业利润被压缩，部分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被迫调整，这些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及加工贸易行业吸纳就业人数较多，企业倒闭、出口放缓，对社会就业和稳定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把握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中应兼顾外贸企业的承受力。

第五，对外贸易发展存在失衡现象。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实施的主要是以鼓励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特定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地区差异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也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出现了失衡的现象。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出口贸易的失衡，即出口金额及增速皆大于进口，我国连续17年皆为贸易顺差，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政策的实施，进出口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善。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2012年进口超过1.7万亿美元，未来五年的总进口将达到10万亿美元左右，与出口基本保持平衡[17]。

二是区域对外贸易发展失衡，即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的90％以上，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整体较弱，但近年来，随着中央支持中西部加快发展政策的陆续出台及产业梯度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速要普遍高于东部地区。

三是贸易伙伴发展的失衡，截至2010年底，我国与最大的前十位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6％。这些不平衡现象客观上要求我国应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努力实现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

四是服务贸易发展与货物贸易发展的水平失衡。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的水平不均衡，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为12.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WTO数据库最新统计，2010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为71666亿美元，其中美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服务贸易国的地位，以服务贸易总额8728.84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中国居于第四位，但是就其服务贸易占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说，中国和其他贸易强国存在一定差距。

第六，贸易摩擦加大贸易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8]。而且还有逐渐恶化的趋势[19]，如从1993—2000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下降了13％，其中工业制成品下降了14％。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贸易壁垒。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势必会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改变，加之中国连年处于贸易顺差位置，这更加剧贸易摩擦的扩散，中国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反倾销调查目标国榜首，涉及贸易摩擦已经从单一产品扩展到整个行业。商务部高度重视应对贸易摩擦工作，建立了“四体联动”工作机制，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商协会以及涉案企业，在这项工作当中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商务部统计，2002—2012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各种形式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涉案金额736亿美元。同期，中国产品遭美国知识产权337调查共130起。2012年，中国共遭遇21个国家发起的7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发达经济体外，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例如，去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中有54起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有关，占总数的70.1％。[20]从国际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传统贸易壁垒逐步走向分化，关税、配额和许可证等壁垒逐渐弱化，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壁垒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继续存在，而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核心的新贸易壁垒将不断发展，将逐渐取代传统贸易壁垒成为国际贸易壁垒中的主体，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