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 现代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概念辨析

现代性，作为理论形态的现代社会自我意识，是现代化质的规定性，表征着“新的时代”（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时代”的时代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因此，现代性就是西方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它关涉“理性”和“资本”两大主题。马克思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基于相同主题，提供了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

1.现代性

现代性（modernity），最早是一个文艺美学概念。“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newness），这个词从十七世纪起在英语中流行，将近十八世纪结束时霍勒斯·沃波尔首次将它用在美学语境中，在由查特顿伪作（他假托的中世纪罗利诗歌问世于1777年）引发的讨论中，霍勒斯指出任何有耳朵的人通过‘语调的现代性和观念与措辞的晚近倾向’都很容易辨认出这些诗歌是查特顿所作。”[1]“语调的现代性”指的是查特顿的诗歌风格，强调富于晚近倾向的新颖性，反映出18世纪欧洲文艺审美领域的“古今之争”。“古典/现代”、“古典/哥特”、“朴素/伤感”、“古典/浪漫”、“古典/巴洛克”、“古典/风格主义”……它们之间的对立可以追溯到“古代/现代”的基本区分。没有这些对立，现代意识的发展演变将变得难以理解。[2]

1859年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出了一个广义的和极其精微的（美学）现代性概念，它将现代生活和现代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现代性是转瞬即逝、捉摸不定和随机偶发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总之，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最终变成古老性，人类生活无意识地给予它的那种神秘的美就必须从中蒸馏出来。”[3]这段话出现在很多关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作中，例如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戴维·弗里斯比的《现代性的碎片》、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戴维·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等。波德莱尔“现代性”的独特性在于，不再只是对个人艺术作品风格的简单描述，而是对艺术作品背后的东西进行追问。他没有回避“古今之争”的老问题，并且着力回答和解决“古典/现代”的矛盾。“现代”表明在现实性中就能实现永恒性，瞬间即是历史，并成为古典。

美学现代性天然地有一种自反的理性意识。20世纪以来，影响广泛的反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大多秉持着某种美学现代性的精神特质。然而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事实上他们（作者注：后现代）仍然滞留在由黑格尔所阐明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的前提之中。”[4]我们不能用结果去说明原因，并且反现代性依然处于现代性之中。希尔贝克和伊耶在《西方哲学史》之《现代性和危机》中指出：“德里达遇到的问题是著名的自我指涉问题。”[5]不仅德里达如此，全部的后现代主义都如此。因此，哈贝马斯对利奥塔这样的“新保守派”（后结构主义）评述道：“新保守派重述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他们坚持揭示去中心（decen-tered）的主体性的正当性，这种主体性免除了工作与效用的使命。保持这样的经验，他们走出了现代世界。他们基于现代主义态度，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进行正当化论证。他们把想象的诸种自发力量、自我经验和情感移置于遥远和古老的场域内部。他们以一种摩尼教的方式将工具理性和这样一个原则对立起来，这个原则只有通过召唤才能呈现，无论它是权力意志还是主权、是存在还是诗性的狄奥尼索斯力量。”[6]作为哲学范畴的现代性，是“新的时代”和“现代意识”的理论表征。与美学现代性不同，它是启蒙现代性；并且启蒙现代性统摄美学现代性。我们讨论的现代性正是启蒙现代性。

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新的时代’（neue Zeit）就是‘现代’（moderne Zeit）。”[7]所谓“新的时代”的开端，哈贝马斯按照黑格尔的意图总结为1500年前后西方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我们把它概括成三大发现：人的发现、世界的发现和科学的发现。文艺复兴的思想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发现了人”；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打破人们狭隘的地域，“发现了世界”；一系列天文学、物理学大发现和一大批科学研究成果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信心和勇气，“发现了科学”。同时在编年史意义上，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诞生的文艺复兴首先宣告欧洲中世纪阴霾逐渐散去，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到来。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思想文化基础，那么另一场“现代风暴”——启蒙运动，则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高潮，主张“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描绘“理性王国”蓝图，唱响轰轰烈烈的现代社会革命进行曲。理性是“新的时代”的时代精神，为现代性奠基。

与提出响亮的“现代”口号相比，关于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则是最难的。康德和黑格尔做出了卓越贡献。康德实现了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通过逻辑论证提出“知性为自然界立法”。康德认为，人有三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理性。感性能力根据先天时空形式整理现象杂多，从而为知性提供经验内容；知性能力通过十二个先天知性范畴作出判断，最终形成知识。他超越以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地方在于，克服综合的不确定性和分析的无新内容，用先验知性范畴为自然界立法，形成普遍知识。为了能够追求事物本质，人仅仅具备感性和知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理性能力，它是思维的最高形式。知性的逻辑机能是判断，理性的逻辑机能是推理。推理能够扩充知识，但是当理性追寻事物之一般性、普遍性时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因此康德设定了“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在知识论范围不可知。在实践领域为了保证康德提出三个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人的自由意志能力为道德立法。康德的理性最终还是为信仰留下了一块地盘，也因此饱受黑格尔诟病。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物自体不可知是对理性的蔑视和侮辱。“这个时代之走到对于理性的绝望，最初尚带有一些痛苦和伤感的心情。但不久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兴趣。最后所谓批判哲学曾经把这种对永恒和神圣对象的无知当成了良知，因为它确信曾证明了我们对永恒、神圣、真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臆想的知识甚至也自诩为哲学。”[8]所有的“现代”哲学，以康德哲学为代表，不是发扬了启蒙精神，而是削弱了启蒙精神。既然理性不能把握物自体，那么知性何以为自然立法？科学的客观原则、伦理的自律原则、美学的自主原则、经济的自由原则、政治的民主原则……如何能够寻找到最后的根据？带着时代的任务和责任，黑格尔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他打算从主体性哲学内部将主体性哲学击破。”[9]

黑格尔认为，经验知识和经验科学不具备构成绝对真理的条件首先在于思维和存在的分离。在思存分离条件下，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定无法解决，并且还导致不同存在者之间的联系的不可认知。所以，哲学“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这个统一，就是某一假定客体的进入意识”。[10]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关于思维的问题，也不是关于存在的问题，而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然思维和存在同一，那么它们的源头是思维还是存在？如果是存在的话，这将导致神秘主义，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黑格尔欢迎、接受、赞赏“新的时代”，把新世界比喻为“新生儿”，“时代精神令黑格尔心醉神迷”（哈贝马斯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在思维中去寻找，黑格尔把它发展为“绝对理念”。

“理念作为主观的和客观的理念的统一，就是理念的概念。——这概念是以理念本身作为对象，对概念来说，理念即是客体。”[11]理念以概念的方式构成世界，世界也只能用概念的方式来把握。概念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理念就是理性的概念。绝对理念既是绝对真理的根据和前提，又是理性活动的目的和结果。“绝对理念首先是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因此同时也是生命的理念与认识的理念的统一。”[12]绝对理念以自身为根据和起点，“外化”为生命的理念，进而发展成认识的理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构成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的统一”解决了康德哲学留下的难题。黑格尔指出：“生命的缺陷即在于才只是自在存在着的理念；反之，知识也同样是片面的，而且只是自为存在着的理念。两者的统一和真理，就是自在自为存在着的理念，因而是绝对理念。”[13]自在自为的理念就是生命和认识的理念统一的理念，也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理念，即绝对理念。哈贝马斯对此评价道：“他的绝对概念克服了所有的绝对化趋势，仅仅把自我关系囊括一切有限的无限进程当作绝对者而保持下来。凭着这个绝对概念，黑格尔就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原则来把握现代性。黑格尔这样做，其目的是要把哲学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力量，克服由于反思本身所带来的一切实证性——进而克服现代的分裂现象。”[14]黑格尔把启蒙现代性发挥到了极致。可惜的是，“从主体性哲学内部将主体性哲学击破”的方案，最终却走向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形而上学。

2.马克思的现代性

任何现代性的反省，首先都要面对“当代的普遍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15]政治解放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和财产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实现的是市民社会成员（bourgeois）的权利，而不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政治解放完成的只是资本的解放，资本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职能是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斗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实现资本增殖。因此，“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当代的普遍问题”。耗费马克思毕生心血的《资本论》在最直观的意义上就是“论资本”，主要内容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6]。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是资本批判，资本批判构成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资本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激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与之匹配新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的生产力需要。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发起挑战，“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8]资本为政治解放提供动力，政治解放和现代国家进一步解放资本；人的理性解放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统治，却又陷入货币拜物教的“沼泽”之中。

客观来讲，“资本的生产力”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对立结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依然处于支配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缩短和减轻”这种“分娩的痛苦”[19]。“‘对现实的描述’即揭露资本运动的逻辑，构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构成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20]资本批判之所以是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其原因在于它一方面从现实性和历史性出发，抓住了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特质；另一方面又没有停留于对现实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刻领会到现实的存在论根基，构成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学说。

资本的增殖逻辑要求最大收益和最小投入，资本和劳动（雇佣劳动）的矛盾突出表现为利润和工资的矛盾，在两者之间固然可以采取缓解、调和的措施，但无法根本消除。它的现实反映除了不断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外，就资本自身而言更为致命的是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自酿苦酒、自食恶果。“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21]资本是否会导致生产过剩，取决于资本在生产环节中的价值增殖是否能够现实地转换为流通环节的价值增殖。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通过对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所持观点的反驳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李嘉图认为，商品只要生产出来，就能流通出去，资本就能增殖。他对资本持乐观态度，尽管生产到流通可能会遇到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偶然的、可控的，资本具有克服所有限制的能力。西斯蒙第认为，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一定能够流通出去，资本增殖会遇到阻碍。他对资本持谨慎态度，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习惯、法律等外部条件确保资本增殖。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就李嘉图来说，他没有真正认清现实的现代危机，在绝对意义上资本的固有矛盾不可调和；就西斯蒙第来说，他依靠外部手段来调控生产，在绝对意义上必然会被资本推翻。“资本的生产力”控制着现代社会，资本主宰生产力，而不是资本作为生产力要素起作用，资本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增殖。资本的增殖逻辑必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演变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且越来越严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调节生产、调控资本和扩大市场，可以缓和矛盾，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资本曾经为资产阶级革命注入强大动力，但是资本并不会随着政治解放的完成而停止步伐，只会越走越快。“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个人的劳动所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22]资本的无限运动把社会的一切要素都变成工具，人成为被资本利用、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资本家也不过是资本的执行者。“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3]在资本的统治下，人和人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别无其他。资本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人的尊严、良心当作商品交易，把一切高贵的品质贴上价格的标签“自由”买卖。资本造成现代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

马克思不仅对现实进行深刻批判，而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人类解放的蓝图。更应该指出的是，他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断不是仅仅付诸道德判断和人文关怀，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进行客观研究，在资本内部寻找到瓦解资本和超越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变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24]对资本来说，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对人本身来说，剩余劳动是剩余使用价值。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前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会大大缩短，劳动强度将会大大减弱。人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人只有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才能充分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现实的历史’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结论。”[25]关于资本的批判和人的解放的全部认识，都必须放置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社会基本事实的双重维度中思考、衡量，共产主义之于资本主义不是断裂而是超越，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26]。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现代社会正处于第二阶段，我们要向第三阶段迈进。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对人类解放道路的科学探索，是“思想成为现实”和“现实趋向思想”的统一。所谓现代性出路问题，就是人如何摆脱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对立结构，就是如何驾驭“资本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批判之路。“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7]“自由王国”和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价值理想，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奋斗目标。

3.中国现代性

无论启蒙现代性还是美学现代性，它们最初的思想源头都是一种以告别中世纪、走进“新时代”为内容的现代意识。现代性最突出的精神特征是人的理性解放，现代社会最本原的现实基础是资本的出现与膨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8]以理性和资本为主题的现代性，使国别史变成了世界史。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性”，一方面不可能脱离现代性的视阈范畴，另一方面又必须显示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特内涵。中国现代性，是理论形态的现代中国自我意识，是中国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具体而言，中国现代性包括作为发展线索的中国现代性和作为时代主题的中国现代性两部分。

就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演进来看，它经历了现代性启蒙、现代性觉醒、直接跨越现代性和建设中国现代性等过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华民族被动地开启近代化（现代化）历程。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固然可耻，但是在客观上促使封建王朝瓦解和现代中国启蒙。“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9]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8世纪中期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瓦特改良蒸汽机，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然而，中国直到1840年英国的大炮对准珠江口时，还依然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一批先进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内反省封建专制制度，对外开眼看世界。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从一开始便与西方现代性不尽一致，“救亡”和“启蒙”占据其核心位置。

龚自珍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也是中国近代最初一位诗人和思想家。他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呼吁社会改革，开启“中国近代思潮”。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发动洋务运动。洋务派包括以爱新觉罗·奕为首的中枢系；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活跃在通商口岸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王韬、郑观应、冯桂芬等为主要代表，被称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没有进入仕途或者没有身居高位，同时又具有十分丰富的西方知识，能够从相对客观的角度审视中国现状，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还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1895年甲午战败，一方面宣告清廷的洋务运动失败，另一方面使民族自尊心极度受挫。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文化制度，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启蒙现代性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尊为中华民国的思想纲领，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复杂性，现实结局只能是乌托邦。

五四运动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30]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31]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主要反封建；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的思想界非常活跃，也异常复杂。“西学东渐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釜底抽薪般的冲击，在它的影响下，不少知识分子对待中国文化建设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总在天理与人欲框架里兜圈子，启蒙理性使人们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内跳到传统外，不再理会传统话语，用自由、平等、民主话语来思考制度设计。由于启蒙话语并没有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脱离了下层广大群众，它始终处在边缘地位。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脱离了救亡。”[32]从技术、工业、军事，到制度、思想、文化，中国学习西方由浅入深，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却始终不得要领。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例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才真正跳出启蒙现代性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圈套”，实现中国现代性觉醒。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批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李达、邓中夏、恽代英等，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革命不能代替现实革命，在与现代世界“错位”的旧中国，救亡才是当务之急。只有民族独立，才能为更好地启蒙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效保障。中国告别了“前现代”，走进了“现代”。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毛泽东以“赶超”为内容对国际形势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浪漫主义情怀，错误推动“大跃进”，而后得以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内容对国内形势的阶级斗争观念和浪漫主义情怀，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中国试图直接跨越现代性，却陷入“左”倾唯意志论，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受挫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人为地消灭资本到对资本的综合利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短短三十多年间中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发展迅速，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备受关注，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投资家、金融学家吉姆·罗杰斯反复强调，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学者们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的形成和初步确立，意味着既有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释和改写。”[33]建设中国现代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重构全球现代性，既是一种必然的理论诉求，又是一种必要的实践行动。

从受尽屈辱的近代中国到最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中国现代性亦经历了自觉、自省、自强、自信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内，“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区别而言，“现代中国”指告别“前现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当代中国”指时间意义上的现在中国。就联系而言，“现代中国”是中国现代性进行理论表征的对象，是中国现代性具体内涵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具体来说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新阶段，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内容。在完成“救亡”主题之后，中国现代性必然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传统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理性”（抑或“启蒙”）和“资本”问题。两者分别对应着并囊括了人的思想界和现实界。在思想和思维方面，中国现代性坚持辩证理性，一方面超越传统现代性的理性同一性，克服“本质主义的肆虐”；另一方面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克服“存在主义的焦虑”。在现实和存在方面，中国现代性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林毅夫语），一方面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另一方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34]因此，建设中国现代性既是一种民众认同，又是一种民族使命，还是一种世界担当。

注释

[1]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7—338页。

[2]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页。

[3]同上书，第339页。

[4]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5]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25—626页。

[6]转引自朱国华《现代性视阈与批判理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页。

[9]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页。

[1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21页。

[12]同上。

[13]同上书，第422页。

[14]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0]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5]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30]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32]《李景源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621页。

[33]侯才：《“中国梦”与“中国现代性”的塑造》，《理论视野》2013年第6期。

[3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