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要观点、创新与不足

（一）主要观点

（1）布洛陀文化是壮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和核心，是壮族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和现代化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布洛陀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社会被解构，解构的基本形式表现为布洛陀文化系统的破坏与文化断裂、布洛陀文化的“解构阅读”与“解构记述”和建构的解构。

（2）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是民族文化自觉、民间社会文化消费欲望的复苏、文化产业发展特别是文化旅游发展与商业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重构在当代是对文化解构的反动，其在中国的普遍性说明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3）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作为一种实践行为，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其内在逻辑即其包含的理性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理性、社会理性、政治理性或文化理性中的某一种理性进行解释，它是一种综合并超越了各种理性特质的实践理性。布洛陀文化当代重构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布迪厄式的场域，在这种场域中，各类行动者的惯习、资本与权力得以充分地运用。而正是各类行动者惯习的表现，资本与权力的展演，各种力量的博弈，才维持了文化重构场域的存续。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

（1）在研究视角上，本书针对学界多关注布洛陀“文化产品”研究的现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布洛陀文化生产过程与重构实践研究。

（2）在观点上，本书应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解释布洛陀文化重构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尝试用布洛陀文化当代重构实践的田野资料反思布迪厄实践理论的相关概念。如针对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的局限性，把文化重构看作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本书认为，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的内涵不再局限于文化的自我创造，它还包括文化的重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复合理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布迪厄提出场域的概念，其目的是反思“社会”概念的抽象性，但其场域概念太过具体，以致影响了这一概念的解释力。从布洛陀文化重构实践的具体事实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布迪厄场域要大，比社会要小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社会空间，这就是复合场域。这一复合场域，也可称为社会的中层结构。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布洛陀文化重构的实践理性归结为某一种理性，特别不能将其归结为如布迪厄所言的象征性实践理性，它是在复合性的场域中展现出来的“复合理性”。正是这种“复合理性”使我们发现了当代文化重构实践的内在运行逻辑。

（三）本书的不足之处

（1）由于本书是关于文化重构实践的研究，田野表述是一种挑战。尽管本书尝试用新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的方法进行表述，但由于对这一方法驾驭能力有限，因而在表述方面仍有许多不足。

（2）本书虽尝试提出社会的中层结构、复合理性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未能进行进一步的学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