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刘新成

当前，受全球化、“文明冲突”以及国际争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文明和民族国家三者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发布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文明对话也好，保护文化多样性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异同关系”问题：世界同一，而文明和国家各异，因此必须处理好“异”和“同”的关系。

西方的“异同观”曾颇为“直白”：以异化同，亦即以西方文明同化世界，这与西方传统有关。西方自古典时代起就自视甚高，自称文明民族的同时，将毗邻的波斯人和日耳曼人等称为野蛮人。柏拉图设计的国家体制号称体现“普遍理想”，罗马法则以标志“人类共识”的“自然法”冠名。基督教取代犹太教也具有用普世宗教替代民族宗教的性质。中世纪教会宣称，世间全部生命毫无例外地服从上帝意志，（信仰）异端即属异类。宗教改革后，西方新兴阶级又恃其财富自称“上帝的选民”，睥睨所有“现世生活中的失败者”。1548年西班牙人胡安·金斯·德·塞普尔维达写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西方人的海外征服完全正义，因为在非正义君主统治下的印第安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欧洲人是来解放他们的。在这些人看来，欧洲的海外扩张乃勉为其难的“白人负担”。启蒙运动后，宗教说教不再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进步观和目的论，西方发展道路被说成人类发展必由之路，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再是类别之分，而是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西方对世界的同化理所当然，而且非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靠拢。总之，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长期的唯我独尊加上近代以来视简化为美德的科学思维习惯，已经把西方导向“政治学摩尼教陷阱”，在他们眼中，世界永远是“我方”与“对方”对峙的世界。时至今日，虽然许多西方人对“西方中心论”已经有所警觉，但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仅从近年出版的中译西著《国富国穷》（［美］戴维·S.兰德斯，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和《文明》（［英］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非西方世界，尽管如中国等有古代文明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不乏“求同存异”“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等思想，但这些思想一般仅就本族内部而言，与营造“世界秩序”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态度“看世界”。他们与世界“碰撞”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被西方侵略的屈辱史连在一起的，他们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陷于承认劣势又不甘于劣势，反感西方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矛盾之中，“体用心态”并非中国专利。从中国的“师夷制夷”到日本的“西方技术加日本精神”，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到俄罗斯的民粹派，从沙特君主“要现代化，不要西化”的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语言不同，说法各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运动后果也不尽一致，但都表达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定式”：在这个定式的一边是本土，另一边是西方。本土一方最初可能是某种文明，但随着时代进展越来越多指向民族国家。

有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但殊不知历史学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受时代局限的史学有时非但不能使人明智，反而会制造认识误区。西方的世界史学就曾经起过误导作用。西方“现代历史科学”源于19世纪末的兰克学派。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盛行，唯心史观大行其道。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理性发展史，但各民族理性发展不均衡，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精神，而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民族精神（如日耳曼民族精神）则代表世界精神。按照这种历史观，只有理性民族才有历史可言（黑格尔认为东方民族尚未进入理性时代，所以没有历史），而世界历史就是理性民族史。黑格尔哲学中聚合不同民族精神而成的“想象世界”，在历史学演绎下成为以国家为本体的“历史世界”，这就意味着，西方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不承认“整体世界”的历史，而只承认“分割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世界”的历史。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所有人物、事件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国家之间彼此隔绝、互无联系，整体世界更无从谈起。这种“化整为零”的世界历史观凸显欧洲国家的理性先行者地位，与西方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相契合，与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主义相呼应，是一种地道的西方产品，但是伴随西方的海外扩张和“文化殖民”，其影响遍及全球。今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教育都采取本国史加外国史的模式，汤因比式的推崇民族文化纯洁性、视文化混杂为没落标志的“世界史”编纂方式在在留下痕迹，以至堆积国别、忽略整体成为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突出区别、淡化同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多是一个分裂乃至对立和冲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的发展却与世界史学叙述的传统脉络背道而驰。国际交往空前频繁，人员、商品、资本空前流动，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空前活跃，现代化过程固有的规律限制了文化孤立存在和自我维护的机会，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发展简化了文化互动过程，静态的文明差异逐渐淡化，全球化趋势有目共睹。人们正是在对当代特点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中，产生了对传统世界历史观的怀疑。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能力如同生产能力一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我国学者费孝通不失时机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观念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现代内涵。在国际史学界，布罗代尔、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或呼吁或力行，以宏观视野审视世界史，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各部之和加以考察，所谓“全球史观”一时蔚然成风。全球史观内容繁复，“互动说”是其核心理念之一。该学说认为，人类属于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物种，而他们为获得地球有限的能量必然彼此竞争，因此各人类群体不得不认真体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对合作与竞争理解最深入者通常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与他人、他者、他方共处与交流能力是导致人类整体成功生存与繁衍的力量；在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推动历史变化的车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引起双方重新思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令其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最初正是这类接触和反应导致文明的产生，此后文明之间或国际势力之间的互动乃是促成世界历史从文明的原初状态向当今状态演变的动力和基础，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互动说”容有不周之处，但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种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或许会带来新的启发。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十余年来我们除译介全球史论著外，也尝试做些研究工作。2008年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该中心获得教育部资助，承担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重大攻关课题。本套丛书就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有专家问我们：你们怎么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冲突？强调“共生”是否掩盖了国际冲突？我们承认世界历史上冲突不断，并无掩盖之想。我们也不相信互联网理想主义者尼葛洛·庞蒂所说的，“互联网的普及将改变我们的国别概念，国家会像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转为气体那样蒸发掉”，而对于当前国际上有关淡化民族利益的政治图谋，我们也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这些研究在重现历史上曾经发生却在世界历史学中被忽略的和平共处现象的同时，并不回避冲突，只是把冲突放在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相遇、碰撞、交往、交流、互动、共处、互容、相融等诸多方面中间来呈现，避免唯冲突论。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如何相处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反响与争议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作者亨廷顿原书涉及的内容。如何认识所谓“全球社会”才是关键所在，杜维明先生说，当前，“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出自我利益辞藻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已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本套丛书倘能使读者对世界的同一性和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增加一点儿认识，我们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