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指示类型的研究
指示类型的研究是指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菲尔摩和莱文森较早对指示进行了大体分类。之后，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指示的类型研究。
一 指示类型研究概说
指示的传统分类是人称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在一个言语事件中，人称指示就是用词语表示参加者承担的角色。空间指示是指用词语表示相对于参加者所处位置的空间方位。而时间指示就是用词语表示出相对于说话时间的时间。除了这三类以外，又增加两类：篇章指示和社会指示。篇章指示是用词语表示话语中的一部分，该词语包含在话语的语句中。社会指示是用词语表示跟参加者有关的社会差异，许多语言中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地位上的微小差异都有所表示。
（一）国内关于指示类型划分的研究
关于汉语指示的分类，目前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来说，人称指示、空间指示和时间指示是三种基本的分类，另外也有关于社会指示、篇章指示（或称语篇指示、话语指示）的论述。何自然在《语言学与英语学习》（1997）一书中将指示分为上述提出的三类：人称指示、地点指示和时间指示。后来，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何自然和冉永平重新划分了指示，一共五类：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话语指示和社交指示。其中，将空间指示作为小类划入了地点指示之中。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使用了西方的五类划分对指示进行探讨。2000年，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将指示分为：人称指示、时间指示、方位指示、定冠词the的指示用法、篇章指示和社会指示。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从汉语言和汉文化的特点入手，对语用学的基本课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该书的第三章——“指示”中将汉语指示分为人称指示、时间指示、方位指示三种。王世凯在《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中认为汉语指示是汉语语言系统中的语言和语用现象，并结合汉语指示自身的特点，从言语交际功能的角度出发，将汉语指示分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人称指示、态度指示、语篇指示、事物指示和情态指示七种。刘宏川在《指示词探微》（2012）中在分析指示词的特点和范围的基础之上，将指示词分为四大类：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事物指示，人称指示下又包括社交指示的小类，事物指示下又包括语篇指示的小类。
（二）国外关于指示类型划分的研究
20世纪后期，莱文森、菲尔摩、莱昂斯等学者对指示的类型进行功能描写，使指示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根据菲尔摩的《指示词语讲义》（1971）和莱文森的《语用学》（Pragmatics，1983）的归纳，指示除了三种传统分类（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外，还有语篇指示和社会指示两种。受此启发，莱文森认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指示在语言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并将指示分为人称指示、空间指示、时间指示、篇章指示与社会指示等。后来，维索尔伦将态度指示单独列为一个小类，然后放入社会指示之下。他将指示分为四种维度：时间指示、空间指示、社会指示（尤其是交际参加者）和语篇指示（正在发生的语言活动）。
（三）指示类型研究概况
在常见的几类指示的研究中，人称指示的研究成果数量最多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各类指示进行单独研究的论文中占到了54%左右；其次是社会指示的文章，约占22%；其他三类一共占24%左右。从图2-2可见，其反映的是1994—2012年关于各类指示研究成果的数据统计情况：
图2-2 1994—2012年各类指示研究成果统计
二 人称指示的研究
（一）人称指示的类型研究
人称指示是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人称指示，包括说话人；第二人称指示，包括听话人；第三人称指示，既不包括说话人，也不包括听话人。对于这三类人称指示，何兆熊从person（人称）的拉丁词义——戏剧角色得到启示来帮助理解：戏剧中的主角为第一人称，次于主角的角色则为第二人称，这两个角色之外的则均为第三人称；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正在说话的那个人处于交际的中心地位，是生活戏剧中的主角，听话人则是次于主角的角色，但这个角色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话就必须要有人听，否则就构不成生活中的戏剧，即言语交际了，但除了说话人和听话人之外的其他人却不是绝对不可少的，而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显示，1994—2012年，专门研究（即全篇论述某一人称）第一、三人称指示的论文分别为32篇和14篇，其数量约占人称指示研究成果数量的91%，但呈逐年递减趋势；第二人称指示的研究成果较少，约占总数的9%。具体数据如表2-1所示：
表2-1 1994—2012年人称指示研究论文统计
1.第一人称指示
第一人称指示的基本作用就是对说话人，有时也包括听话人在内的指称。第一人称指示分为单数第一人称指示和复数第一人称指示。汉语中，第一人称单数指示形式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有代词，也有称谓；有普遍使用的，也有受条件限制的。关于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索振羽指出可以分为包括式和排除式两类。例如汉语存在两种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包括听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和不包括听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在汉语普通话里，“咱们”是包括式；“我们”多为排除式，但有时也是包括式。在英语中，这两种不同的第一人称复数之间的分别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体现出来：Let us的缩略形式Let's只适用于us作包括式理解。
在人称代词用法的问题上，何兆熊指出在由三个人称构成的人称代词体系中，第一、第二人称的指示功能基本上是文外照应；反之，第三人称代词在大多数情况下用于文内照应。但是实际使用中，却存在一些非常规现象，特别是第一人称的用法，只能从语用的角度借助语境去解释。例如：汉语的“我们”和“咱们”等。这一点，何自然和冉永平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也有所论述：第一人称代词单指说话人，在语境中的指称是确定的。第一人称指示如用复数代词表示，在许多语言中都有两个用法：包括谈话对方和不包括谈话对方的。有的语言用不同的方式表示这两种用法，例如马拉地语和汉语。
关于第一人称指示的探讨的文章主要有：罗良功的《汉英诗歌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比较》（2001），周雷、牛忠光的《从语用距离角度诠释第一人称指示现象》（2007），王天华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非指示现象分析》（2008），洪牡丹的《浅谈第一人称指示语常规用法及其语用功能》（2008），钱宝的《〈水浒传〉第一人称单数指示语初探》（2009），杨石乔的《英汉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的语用功能》（2009），聂达的《第一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及语用分析》（2009），郑红艳的《汉语复数第一人称指示语用法探析》（2010），蒯冲的《英汉第一人称指示语语用对比分析》（2010），刘扬的《英汉复数第一人称指示语使用与语用距离》（2010），郭晓群的《特殊语境下的第一人称指示语异化语用功能》（2011），李瑾香的《对比语用学视角下的第一人称指示语》（2011），郭剑的《与第一人称相关的“对应指示”现象的语用解析》（2012），张国强的《学术论文中第一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探讨》（2012）等。
2.第二人称指示
何自然、冉永平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分析了不同语言中第二人称的特点，他们认为很多语言中的第二人称都会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例如汉语，在非正式场合，在朋友间，往往用“你”称呼，而在正式场合，特别当对方是尊者时，就会改用“您”来称呼了。其他一些西方语言，如法语、俄语等，则以第二人称复数代词作为兼表单、复数的敬体。只是英语发展到今天，第二人称代词只保留唯一的一个you了，而敬语则使用疑问句式和情态助词shall，could等。他们还指出，第二人称代词you可以指一个或多个听话人，既可以单指又可以复指。而第二人称指示信息有时却可以通过第一人称指示表达。汉语的“我们”和“你们”都可以用来借指“你”或“你们”。例如：
［1］我相信，我们（=你们）每个青年同志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对我们（=你们）的期望。
［2］同志，咱们（=你们）这儿有万宝牌电冰箱卖吗？[17]
这种用法都给人亲切感。第二人称指示还可以泛指任何人，一般用单数代词表示，多见于启示性的格言警句中。另一种第二人称指示是称呼语，将在本章第三节中说明。
3.第三人称指示
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第一和第二人称指示的语用意义进行了研究，而对第三人称指示的语用意义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何自然认为，在谈话双方不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在作自我介绍时往往改用第三人称指示信息。例如英语中的this作为第三人称借指第一人称，但它要依照以下准则：（1）在不是书面通信交谈的情况下；（2）在不是面对面口头交谈的情况下；（3）说话人知道对方能够根据名字辨认。而菲尔摩说的情况违反了上述准则的第三条。所以陌生人的电话用语最好用以下话语：“My name is XXX”。第三人称it在“It's me”中使用，这也是说话人向听话人介绍自己的用语，但只限于说话人认为对方能从他的声音中认出他时才使用。另外，何自然也指出，第三人称借指说话人不一定只限于代词，专名和称谓名词作为第三人称指示借指说话人也很普遍，例如父母与幼儿之间的对话等。格伦迪认为第三人称指示因常用于前照应，所以它总是属于非指示用法的。何自然、冉永平（2006）也举了例子：
Let him have it，Chris.
这里的him和it都是指示用法，它们的指称关系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当特定的语境一出现，它们就会被理解为前照应用法，就是非指示用法了。例如：
A：Look at John over there——I bet he drinks brandy.
B：Let him have it，Chris.[18]
俞东明在《什么是语用学》（2011）中提到，有时说话人可能用一个指称第三人称的名词短语而不是第二人称代词来指听话人；或者用一个指称第三人称的名词短语而不是单数第一人称代词来指自己，例如：“宝宝乖，宝宝不哭。”这种用法大大地增加了话语的亲切感。
另外，李超在《浅谈对第三人称的指示》（2011）一文中认为，使用第三人称指示时，最基本的标准是说话双方与第三者之间不同的关系和地位，但这并不是永恒的。说话人有时会根据自己的主观情感、偏见、喜好使用指示异常的表达方式。
（二）人称指示的其他研究
徐阳春在《汉语人称指示语的语用考察》（1998）中从语用的角度出发，对不同类别的人称指示在汉语中的基本用法及人称间的转换进行考察。他在相关文章中提到，人称指示的基本属性包括：（1）都可通过添加后缀“们”表示复数；（2）都没有主格和宾格的区分；（3）一般都可在人称代词后加“的”表领属关系；（4）一般都可与表示所指称对象的名词连用。另外，人称活用包括：（1）变数用法；（2）变称用法；（3）泛指和虚指用法。人称转换包括：（1）人称转换的理据；（2）对话过程的人称转换；（3）陈述过程的人称转换。
关于语法上的代词和语用上的指示是存在差别的，何自然、冉永平首先在《语用学概论》（修订版）（2006）中用举例的方式探讨了两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李捷、何自然、霍永寿在《语用学十二讲》（2011）中也区别了纯语法的人称代词和语用的人称指示代词，并认为人称指示是言语事件参与者角色关系的客观体现。语言结构形式上的人称代词是语用学上典型的人称指示，但纯语法的人称代词的使用和理解不需要启动语境参数，因而存在差异。
运用文本来研究指示是一种常见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利用文学名著作为语料，对指示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指示的属性和用法。中国无论是古典还是现当代的文学成果都不胜枚举，其经典规范的语言是语用学的重要语料来源之一。例如，钱宝的《〈水浒传〉第一人称单数指示语初探》（2009）和李超的《从〈围城〉中看人称指示语》（2011）等文章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对人称指示进行探讨。
陈辉、陈国华在《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中（2001）通过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分析，发现人称视点的选择至少受两条语用原则的支配：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亲疏原则即根据关系的亲疏决定视点的选择，说话者一般选择语境里与第三者关系最亲密的人的视点；地位原则即根据地位的高低决定视点的选择，说话者在地位比听话者低时，一般选择第一人称视点，在地位比听话者高时，一般选择第二人称视点。此外，人称视点的选择还受到文化传统、说话动机、话语照应等因素的影响，出现违背以上两条语用原则的情况。[19]关于人称视点的文章还有马阿婷的《人称指示语在动态语境中的交际视点选择》（2009）等。另外，广告也是常用的文本之一，它贴近生活，好的广告词用简短的语句表达丰富的内涵。学者们也纷纷利用这一文本作为语料进行研究，主要有：赵一凡的《浅谈广告语中的人称指示》（2004），杨舒的《广告人称指示的语用分析》（2010）。其他涉及人称指示的文章还有：谢霞的《人称指示语违反合作原则的语用理据分析》（2012），刘函的《人称指示语的语用距离研究》（2012），张艳的《从语用距离看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2012）等。
三 时间指示的研究
（一）时间指示的概念
在交际中，人们谈及某些事物或事情，总要涉及时间的表述。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确定具体的时间用以记事，人们会选用一个参照点，作为计算所有时间的依据。
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索振羽指出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要谈论各种事件、活动、动作发生的时间：正在发生，已经发生，将要发生。正因为如此，语言中就必定有用来表示相应时间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或语法范畴。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提到，在语言活动中，指示性的时间表达是以说话人在说话的那一刻作为参照点来计算和理解的。另外也存在非指示性的绝对的时间的表达式，比如以日、夜、星期、月份、季节、年份等自然周期和钟点为基础的时间表达。戈玲玲在《教学语用学》（2002）中指出除了表示时间的词语传达时间指示之外，也可用动词时态来表示时间信息。例如英语动词的16种时态。
王世凯认为，汉语中有关时间指示的研究在以前都是沿袭西方的研究。事实上，从广义上说，汉语时间指示也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他将汉语时间指示定义为：指在汉语言和汉文化的语言环境里，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交际主体用以传递时间指示信息，具有指示功能的语言成分。[20]何自然、冉永平在《新编语用学概论》（2009）中提出，时间指示指谈话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提到的时间，并从时间单位、日期和指示修辞语、时间指示副词、时间指示介词短语、时态指示等角度对时间指示作出了说明。
（二）时间指示的用法分析
余维在《时间指示的语用对比分析——汉外对比语用学的尝试》（1997）中从语用学的角度指出时间指示的两种情况，一是“时间移动的类型”；二是“空间移动的类型”。而许多时间指示是“时间移动的类型”，再进而对比汉外的时间指示，并得出英语的时间移动是水平方向的移动，而汉语的时间移动则包括水平方向的移动和垂直方向的移动。另外，他还对比了汉外的“时间指示副词”，讨论了形容词“大”在表示时间上特殊的语用意义。以时间指示为主题就时间指示的体系、语用学时间指示类型差异、时间指示的对比分析，以及汉语时间指示的语用特征作了对比语用学的尝试性分析。其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找出汉语语用学的规律，应用于语言教学。何自然（2003）认为时间指示所指的时间通常是以说话人说话时刻为准，但时间指示表达的指示信息却会因语境不同而各异。要理解这些时间指示所指示的时间，或要用这些时间指示来表达时间信息，就必须注意语境的配合。他也列举了一些时间指示：
谈论时间指示，必须区分编码时间和接收时间。所谓编码时间是指说话人将其想要传递的信息进行语言编码的时间；所谓接收时间是指听话人收到说话人所发出的信息的时间。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解释到，“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人们只能人为地选定一些参照点作为计算时间的依据。在交际中，时间指示是以说话人在说话的那一时刻作为参照点来计算和理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编码时间和接受时间等同或一致（因为音速很快，交谈者当面交谈，编码时间和接受时间之间差别甚小，可忽略不计）。但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写信，预先录制的广播节目等），时态、时间副词或其他指示时间的语素的使用就比较复杂了。
任何语言中都存在指示性和非指示性这两种时间表达方式。但何兆熊（2000）指出指示性的时间表达方式是基本的。从人们习得母语的过程看，孩童总是先学会使用指示性的时间表达方式（“现在”“今天”等），再掌握非指示性时间的表达方式（“星期日”“七月七日”等）。这两种表达方式的选择和说话时间与所要表达的时间之间的距离有关。一般情况下，距离越小，用指示性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越大；距离越大，用非指示性的时间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越大。此外，语体也是影响时间表达方式选择的因素，语体越正式，使用非指示性时间表达方式的可能性越大。[22]
这里就涉及了时间指示的先用现象。李军、蔡晓丽在《汉语时间指示的语用倾向》（2006）一文中谈到指示时间的先用现象。在话语中，既有绝对时间，又有指示时间，而指示时间的“先用”受几个因素的影响：口语化的语体、“易感知和方便”、模糊的时间表达、工作领域、语用的习惯及特定时间词的性质。另外，汉语时间指示的选用受语体、易感知和使用方便程度、时间估计的模糊程度等的影响，而且工作的密切情况、语用连贯性和具体时间的特性等也可以为指示时间的被替代提供条件。2007年，吴婉湘《时间指示语映射现象的礼貌解读》（2007）中讨论了时间指示反先用的五个条件，分别是：接受时间慢于说话时间、语言风格的正式性、有规律的行为、传递准确信息的交流目的、便于查证。同一年，谢慧蓉研究了“时间指示+时间指示”的组合，并进一步详细讨论了“说话时间+说话时间”“说话时间（前）+说话时间”“说话时间（后）+说话时间”三种情况的语义及语用。第一种情况在语用上达到对比凸显的作用，而第二、三种情况在语用上可以强化“现场感”，扩大指示时间的范围。[23]
李捷、何自然、霍永寿在《语用学十二讲》（2011）中对历法时间单位和非历法时间单位进行了区分，更好地帮助了我们对时间指示信息的理解，他们还分析了时间指示的语境性和语法机制。傅恒倩在《浅析语言体验性视角下的时间指示语》（2012）中指出，语言指示语内涵丰富，表达形式多样，蕴涵人类认知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方式，是亟待突破的热点、难点。时间指示更是深刻反映和描画了语言这一感性活动，以及人类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核心本质。
四 空间指示的研究
空间和时间有许多相近之处，都是无边无际的，同样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与时间一样，空间的表达也要借助参照点，才能被确定。
（一）空间指示的概念
空间指示又称地点指示。关于空间指示词的概念，利奇早在1969年就已经使用了语义特征成分分析法对空间指示进行研究，随后，莱昂斯也提出此方法，并指出了空间组织结构在人类认知领域的重要性。1975年，本涅特用成分分析法对英语的介词进行了语际关系等的研究。
1983年，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归纳指出，空间指示就是指明言语事件中相对于指示中枢的方位。一个事物的方位可以根据它相对于其他事物的处所或者固定的参照点来确定。莱因哈特指出空间指示真正的语用学基础是心理距离。总体上说，物理距离较近的物体通常也被看作是心理距离。他简要的叙述了心理距离对于空间指示词的功用。而这一理论早在布朗的礼貌策略中便有所涉及。
何自然在《语用学与英语教学》（1997）中指出，空间指示是靠语境决定其准确方位的。他引用了国外语言学家关于达勒姆大学的例子：通过描述达勒姆大学语言系所处的方位来解释英语的空间指示。他还指出空间指示要看以什么作为参照物，从而决定是指示用法还是非指示用法。空间指示包括一些具有移动意义的动词，如come和go，bring和take等。这些动词的内在指示关系要特别注意，它们的移动方向和意义往往要参照语境，参照说话双方所处位置才能确定。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将空间指示定义为指明言语事件中相对于指示中心的方位。王世凯（2005）也指出，汉语空间指示是指在汉语言文化背景下，在具体的交际活动中，说话人用以传递空间指示信息，具有指示功能的语言形式，并分析了汉语空间指示的分类及多向性、模糊性的特点。
（二）空间指示的用法
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先区分了两组都以说话人所处的空间位置为参照点的表示空间和方位的指示词语：一组用于表示近于说话人的位置或朝说话人的位置移动，另一组表示远于说话人的位置或朝着离开说话人的方向移动。然后又举例说明选用指示词语时说话人并非总是以此为原则，并对异常的情况作了解释。他指出，实际上，决定空间指示词语选择的并不完全是实际距离，在相当程度上是说话人心目中的心理距离。
尤尔认为心理距离是空间指示的语用基础。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在不少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他举出了关于香水的例子：说话人闻到一股香水味，他不喜欢，尽管这个气味在他鼻子底下，实际的空间距离很小，但他的评论可能是：“I don't like that”，而不是“I don't like this ”。可见，方位指示词语的选用并非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基础，它可以表示说话人的心态、情感等。莱文森和布朗在讨论表示礼貌的语言策略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说话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利用使用指示词语过程中的心理基础，来缩短自己和听话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或者说是感情距离，以表示友好、亲近和礼貌。[24]
徐默凡在《“这”“那”研究述评》（2001）中提到“这”“那”在语用上的作用是“区别”和“承接”，因此，他们的应用使语句简明、逻辑清晰。另外，还从语用的角度解释了“这”“那”在使用上不对称的情况。何自然在《语用学讲稿》（2003）中认为结合语境来正确理解和表达话语的空间指示，已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他分析了空间指示的三种用法：（1）手势用法；（2）象征用法；（3）前照应用法。吴一安在《空间指示语与语言的主观性》（2003）中从语言主观性的角度，讨论了汉外空间指示。指出汉语和英语在利用空间指示表主观性上有两种不同的特点：汉语的“这”“那”是“指示性嵌入”，英语的“this”“that”是“指示距离调整”。刘澍心、袁涤非讨论了在构建语境中空间指示的作用。当使用空间指示时，说话者并不以人或物的实际位置为参照点，而是根据自己所要构建的语境来选择不同的空间指示，例如“这”与“那”。无论说话人与言语所及对象的实际距离如何，当说话人想拉大与此对象的心理、感情距离时，他就会选择空间指示“那”，当说话人想表达亲近的感情，缩小距离时，他就会选择“这”。所以，在语用研究中，空间指示的基础是心理、情感距离。[25]文旭在《运动动词“来/去”的语用意义》（2007）一文中分别详细地讨论了“来/去”五种典型的与较典型的语用意义以及七种不典型的语用意义。总的来说，以说者的位置为参照和不以说者的位置为参照分别是“来”的典型与不典型的语用。以听者的位置为参照是“去”的典型语用。徐学平、宋俐霖在《空间指示语多维视角研究述评》（2011）中指出语言哲学家侧重分析了空间指示的意义特征。语用学和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者讨论了空间指示的用法、语篇功能、语法化及影响空间指示选择的因素，并从哲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五种视角对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一一作了述评。其中，在语用学角度对空间指示的论述中，他们指出学界将它们大致分为两大类：外指用法和内指用法，主要区别在于外指用法有三个特征：一是以说话人为指示中心；二是在远近距离上表现出指示对照；三是常常伴随手势。
关于空间指示的文章还有：吴一安的《空间指示语与语言的主观性》（2003），夏海波的《言语交际中空间指示语的语用意义》（2006），徐学平的《指别距离和指别方式对空间指示语选择的影响》（2009），阎涛的《空间指示的认知心理过程和语用功能解析》（2009），程淑芳的《心理距离对地点指示语的影响》（2009），徐学平、周榕的《自触和他触情境对空间指示语选择的影响》（2010），马晓宇的《空间指示语的认知基础分析》（2011），田慧芳的《空间指称参照与相对距离探微》（2011），易鑫的《俄汉空间指示语对比探究》（2012）等。
五 篇章指示的研究
（一）篇章指示的概念
篇章指示也是一种指示现象，与其他指示现象相比，研究得并不充分。其中概念的界定至今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或大多数人承认的定义。
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指出，话语指就是用词语指话语的一部分，而所用的词语就包含在话语中。由于话语随时间而展开，自然可以用时间指词语指话语的一部分。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指出，语篇指示就是用词语指语篇的某一部分，而所用的词语就包含在这语篇的话语中。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何兆熊、冉永平对篇章指示的定义更加详细：指的是一句话中某些词语被用于指包含这句话在内的整个篇章的某一部分，或用来表明这句话语和同一篇章中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在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中，参照点分别是说话人、说话时间和说话地点；在篇章指示中，参照点是正在被产生的话语在整个篇章中所处的位置。唐善生认为：“在语篇中用需要以说话人为参照才能确定意义的词或短语指向篇内或篇外另一个话语对象的语用现象。”[26]
（二）篇章指示的其他研究
关于篇章指示的分类，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以英语为例，将英语中的篇章指示的词语归为三类：指示代词this和that；在篇章中用以表示某一话语和上文之间语义关系的一些词语和短语，如多数出现在话语开始位置的but、therefore、in conclusion、to the contrary、still、well、besides、above all等；用于时间指示的一些形容词，如last、next等。他还指出，篇章指示相较于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后三种指示的参照点分别是说话人、说话时间、说话位置。这些参照点都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语境之中，而篇章指示的参照点都存在于篇章的语言之中。这就使我们对于篇章指示的语用性质产生疑问。实际上，关于篇章指示所表示的文篇内部句子与句子之间、句子与一部分篇章之间、或篇章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着重研究篇章结构的学者已经把这一类指示方式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范围，例如韩礼德和哈森等。
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也探讨了语篇指示的三大分类：用时间指示词语，如last、next、preceding、following等指示语篇的一部分；用空间指示词语，特别是指示代词this、that指示语篇的一部分；在语篇中用来表示前后话语之间关系的一些词和短语。之后，他指出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这三类指示的参照点都存在于语言之外的语境中，而语篇指示的参照点则存在于语篇的语言之中。而王世凯的《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将汉语语篇指示分为逻辑关系、位置关系、功能关系三类，并说明了其参照点内置性、口语中出现低频性等特点。何自然和冉永平指出，语篇指示在言语交际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1）篇章指示传达话语的前述部分或后述部分，可使用next和last等常见的篇章指示；（2）It作为篇章指示，表示指前和指后关系；（3）话语中第一次出现的事物如果用带定冠词the的名词短语表示，则定冠词the可以看作一个篇章指示，用以传达涉及场景的前述话语中的某一具体事物；（4）英语中的某些感叹词可以用作篇章指示，例如uh。[27]
六 社会指示的研究
（一）社会指示的概念
社会指示，也被称为社交指示。何自然、何兆熊等对社会指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何自然从语法形式和社会指示、言语功能和社会指示、社交语境和社会指示三个方面对社会指示进行分析。何兆熊在《新编语用学概要》（2000）中重新定位了社会指示，为社会指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框架，社会指示是指语言结构中能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面貌和相对社会地位的那些词语和语法范畴。并具体指出社会指示反映的内容：（1）语言活动参与者的社会面目；（2）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3）说话人和所谈及的人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在《社交指示语的文化渗透》（2000）中，庞好农指出，在过去的口语和书面语中，有一套带有宗法意识的礼节性谦称词作社会指示，并认为性别角色、社会习俗、社会忌讳等对社会指示语有重要的影响。
国外方面，菲尔摩在《指示词语讲义》（1971）中首先提出，社会指示是指具有下列特征的语句：即这些语句能够反映或者建立起某些产生言语行为的社交现实情景，或者后者具有确定这些语句的功能。而且认为社会指示是交际双方意在适应社交现场的不同需要，体现在谈话双方所使用的各种言语手段中。菲尔摩的研究开拓了社会指示的范围，但莱文森在《语用学》（Pragmatics，1983）中则认为不应该把大量当属言语行为研究范围的东西纳入了社会指示，并限定了社会指示的范围，认为社会指示应具有如下特征：能够将言语活动参与者的社会身份、角色，他们之间或者某一参与者同所指人或实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编码。莱昂斯从理论上阐述了“master”等名词及“Would you please？”的句式属于社会指示手段。他还指出，在很多语言（例如日语和韩语）中，社会指示手段呈现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特点，他的理论突破了以往人们将社会指示等同于代词T-V的局限。维索尔伦认为，社会指示将语言与语言使用的直接互动语境衔接起来，并把社会指示分为人称指示与态度指示。
另外，社会指示的运用还涉及了礼貌问题，利奇、布朗、莱文森等都作了专门的研究。
（二）社会指示的用法
社会指示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相对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对相互之间的相对的社会地位是很重视的。何兆熊在《新编语言学概要》（2000）中指出，在现代英语和其他主要的欧洲语言中，社会指示并不典型，甚至在严格意义上说，一些语言如现代英语中是不存在社会指示这一语用现象的。但在亚洲语言中，却十分典型。例如在日语、朝鲜语中存在着反映交际参与者社会地位差别的某些语法范畴，敬语就是典型的反映交谈者社会地位的表现形式。在这些语言中，哪怕表达很普通的思想内容，说话人可以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社会身份，采用不同的语言结构，而不直接提及听话人。戈玲玲在《教学语用学》（2002）中指出社会指示有两类表示方式：人称代词和表示称谓的词。人称代词表示社交信息最常见的是第二人称，如法语中的tu和vous；德语中的du和Sie；意大利语中的tu和Lei；西班牙语中的tu和vos；汉语中的“你”和“您”。称谓是表示社会指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本章第三节中将有详细论述。
俞东明的《什么是语用学》（2011）将社会指示分为绝对型和关系型两大类。绝对型社会指示专门用于那些具有权威地位的说话人或听话人，例如汉语中的“朕”为皇帝自称。而关系型社会指示则表明了说话人与听话人、被谈及的人、旁观者、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还提到，社会指示可以通过人称代词、称呼、词缀（韩语中的-na表示亲昵）、词汇（汉语中的“令尊”“贵府”等）语言手段来实现。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社会指示进行了研究，例如，李克、李淑康从上/下方位隐喻认知模式来分析社会指示现象，进而探讨其对人们交际的影响。[28]尹倩在其论文《小议数字的指示性》（2012）中提到，学界关于数字指示的研究还不多，她从数字指示的含义、分类、形成原因、作用和局限性等方面对数字这一特殊的社会指示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