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研究现状
一 研究思路
当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思路：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基础的研究
回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和形成过程，强调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和历史发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思想追溯和理论基础研究。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脉络来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终极目标；从邓小平高度重视价值观建设到江泽民提出“三观”教育、胡锦涛提出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表明了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正在越来越深入地触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就为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任务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2]有学者认为，“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理想之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其他三个方面内容，都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思想的认识。”[3]另有学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但对这一体系的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却都有着深刻的论述。”[4]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5]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依据和基础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理论关联上，并且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二）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背景、重要意义及地位
在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成果中，这方面的论述最多。诸多学者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学者认为，“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是由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决定的，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任务决定的；二是由我们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的；三是与认真总结我们党在价值及价值观建设方面形成的优秀思想传统，积极吸取国外思想建设的有益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6]另有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的紧迫需要。”[7]还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一是国际格局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新挑战；二是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新任务；三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多样化提出了新问题。[8]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并从多方面阐述了它的重要意义。
（三）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内涵与结构关系
这种研究思路主要是从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理论定位和把握。也有学者从语言应用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理解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也要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前者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一个体系；后者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9]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四个方面内容之间的关系上，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观念层面，包括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导向，现阶段共同理想作为目标追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作为精神支撑；二是行为层面，即社会主义荣辱观。[10]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理论和前提性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性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性内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性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规范性内容和操作性切入点。”[11]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路径研究
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问题，就如何推进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了若干议题。路径设计与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环节，研究者最为关注，成果最多。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有科学的灌输理论，必须有上下良性互动的路径创新，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还需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社会机制。[12]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应为：先决条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含义与意义；第一要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利益基石：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制度保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制、制度、机制；终极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和谐发展。[13]
二 国内学术界的相关争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的相关争论
有学者认为，当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功能性解读，目前还比较弱，应引起足够重视。[14]笔者认为，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无论是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性解读方面还是功能性解读方面，都存在需要解决和改进的问题。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产生了相关的争论，主要有三：
1.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的内涵需要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比如，当前学术界并没有阐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应该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这一点，目前学术界并未完全表述清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必须要回答清楚为什么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一起被称为“精髓”。有学者把集体主义看作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来理解，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学者认为，荣辱观是人的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道德观集中体现在它以集体主义为根本原则。“八荣八耻”涉及爱国与卖国、为民与背民、科学与愚昧、勤劳与懒惰、互利与利己、诚信与欺诈、守法与违法、勤俭与奢华等各种关系，归根到底就是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对于三者关系的认识与处理是判断人的价值观、荣辱观的根本尺度。[15]笔者认为，社会主义荣辱观虽然在内容上与集体主义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我们需要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集体主义基本原则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对集体主义的抛弃，而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关系。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
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有必要进一步提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对于如何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笔者认为，这时，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是“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留有余地的，并未就此断定这24个字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正式确定了在十八大提出的24个字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表述。这24个字的表述，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思想宣传工作的重点，但这并不表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概括就已经盖棺定论，到此为止。恰恰相反，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还有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尚待解决。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概括，这24个字的概括是否精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目前就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学理上分析，并不是价值观念，国家层面的这8个字的概括倒更像是我们在现阶段应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此外，有学者认为，这24个字的概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则更是在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解释清楚，避免引起歧义和误解。因此，有学者提出应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是不分民族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共同的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应进行广狭区分。“广义上，它指的是‘本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它以‘三个倡导’为代表，但又不限于这24个字的概括。狭义上，它指的是‘宣传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仅指24个字的‘三个倡导’。”[16]而之所以区别狭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了在便于宣传教育的同时，开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研究。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成长变化的，因此，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的概括也不代表这方面的研究就此止步。
3.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衔接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重要理论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就是与原来理论的衔接问题。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容上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表达并不明确。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与先进文化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不解决好这一问题，容易产生误解，引起表述上的混乱。
4.关于转换话语体系的问题
目前摆在学术界面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宣传性话语体系与学术性话语体系相互转换时产生的矛盾和冲突，这就使有的地方难以自圆其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应该属于真理观层面，把真理观放到价值观层面来讲，提法欠妥。真理是确信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价值则往往是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选择。真理是一元的，而价值却是多元的。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必然引起价值评价也日趋多元。如何处理真理和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的关键问题，本书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性解读的相关争论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17]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的判定，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从低级向高级的逻辑递升顺序排列为：社会生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伦理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18]笔者认为，这两种代表性观点各有千秋。后面一种观点，更符合唯物史观的原则。但是，把社会生活、经济、政治、伦理等领域的价值观单独列出，那么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以上这四个领域之外的吗？那样的话，恐怕就只剩下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学术界分歧也很大，有学者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阐述了其中包含的几个基本要素：“个人与人类的发展的统一，人的发展与生产发展、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发展的有机统一，人的发展与自然、社会关系发展的统一。”[19]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形态。[20]也有学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结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应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国情。因而，共同富裕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21]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我们都必须处理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普遍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关系。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国体、政体、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时社会主义也有与之相适应的指导思想、共同追求、普遍理念、道德标准。”[22]相对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首先，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价值支撑，是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它是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的价值体系，不是其他国家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征，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要求。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2013年年底，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文中，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从中不难看出，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意图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提炼，是为了满足现实社会中思想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因为从内涵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构成要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24个字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从两者的内容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的共同点即国家层面的倡导是一致的，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并没有直接反映出作为世界观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倒是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对应，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也并没有在24个字中直接体现出来。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理论关联还有待加强，既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又要阐述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的具体含义，尤其是“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词汇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也经常出现，并且代表特定的含义如何冲破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语言陷阱是个巨大的挑战。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概括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证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的是谁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少数统治阶级，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2.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西之争
要解决中西方的核心价值之争，首先要解决“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问题。在伦理学界一直存在关于“全球性伦理”“普遍伦理”的讨论。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就发布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1997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伦理计划”讨论起草，并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会议上提出《世界伦理宣言》。中国古语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很多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社会应该达成“普遍伦理”的共识作为全世界应该遵循的道德底线，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对话，以及共同参与应对全球性问题。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才应成为“普遍伦理”，尤其是孔子倡导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作为“普遍伦理”的消极限制应该成为普遍的伦理约束。这时，“普遍伦理”的影响虽然不局限于伦理学领域，但是关于“普遍伦理”的问题仍是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中进行的。
而近年来，舆论中出现的“普世价值”的争论并不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而这样的争论源自2007年8 月30日《南方周末》刊出的唐逸的《什么是“普世价值”》的文章。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南方周末》刊出了名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提出了中国和全世界形成底线共识的期许。自此，“普世价值”一词被炒热，各种声音也纷至沓来，争论沸沸扬扬。有人极力鼓吹我们应该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也有人声称，“市场经济容纳不了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各国都必须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去行事”，“什么又要改革开放，又要四个坚持啊”，“这些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统一要求”；并声言：“要实现现代化，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这些“普世价值”的观点，在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普世价值”外衣下包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实质，也陆续发表了一些重量级的文章：《“普世价值”问题研究八人谈》、《提出“普世价值”的依据不成立》等。我们承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某些领域内人类有共同的需要，比如面对后代、面对大自然时，不可否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地球作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只有一个，我们应该爱护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但这并不代表人类社会中“普世价值”真正存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而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阶级没有被消灭之前，妄谈“普世价值”只是痴人说梦、虚晃一枪。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谁的核心价值是“普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侯惠勤研究员就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指明它的基础在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缺乏共同利益的支撑，“普世价值”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关于“世界大同”及各种乌托邦的追求），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今天，通过否定阶级性话语而抽象地谈论“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其目的是割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社会主义的联系。[23]中国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认为，一些人使劲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鼓吹“普世价值”的目的是想改变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他认为，鼓吹“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一股势力，想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的集中表现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种斗争将长期存在。[24]对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们应该揭穿其真面目，所有关于支持“普世价值”的观点其实质是赞成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而把西方的“核心价值”看作是“普世”的。2009年6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为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文。文中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述“普世价值”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同时，文中写道：“作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形成一些共同的需要，产生一些共同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存在较多共同利益的领域，如环境保护、防灾救灾、卫生防疫、预防犯罪、体育竞技等领域，更容易达成价值共识。但是，这些价值追求或价值共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利益冲突较多的领域，价值的共同性就较少，特别是在核心价值体系上，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既要看到价值领域存在共同性，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要看到不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区别，决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普世价值”的争论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我们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西化”、“分化”中国的思潮，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会付诸东流。“普世价值”的争论也恰好从反面证明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价值体系的古今之争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古今之争，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的。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倡导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可能离开自身的文化土壤而存在，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要完全割裂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亦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传承，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它早已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之中。而在今日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民族都会本能地保持和延续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所以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变成了迫切的时代课题。进入21世纪之后，兴起的“国学热”、“儒学热”其实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对于2008年汶川地震，中华大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震救灾的精神，有学者认为，这既不是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也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起作用，而认为“这是‘民族情意结’的体现，它的后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儒家价值观使然”[25]。诚然，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倒有国外学者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将儒家纳入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26]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思想资源呢？答案必须是否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在儒学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或极其微薄的。我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来看，儒学所能提供的资源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起码一点，它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27]“儒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其内容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内涵。所以，对其应该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虽然“国学”、“儒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思想资源，但是不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需要加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中华民族自身的风格和气派。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作为“支援意识”，但有个大的前提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28]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文化”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对接互补的。“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29]也有学者提出，“作为中华文化长期积淀下来的价值理念，仁义礼智信融合了中国人久远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处世智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30]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一文中，特别提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文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31]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2]所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土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文化强调道德理性的传统，养成了中国人崇尚道德至上、崇拜道德圣人的品格。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教化并不依赖于宗教传统，而是文化传统。以儒家伦理为主体，整合了几种文化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生长发育，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这些精神品格最终合力铸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集体追求的道德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先秦诸子的伦理观点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奠定了重要基础。儒家注重“修身”，强调“仁义”、“正义”、“自强”等观念，最终形成中国特有的“君子文化”。法家关注国家，强调“公平”、“公正”、“公开”等观念。墨家关注社会，主张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而道家关注人生，主张追求“真实”、“自由”、“宽容”的人生。自两汉以后，儒术独尊，“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体系逐渐形成。后来，玄学的兴起，隋唐佛学的传入，再到后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最终形成以“儒释道”三家为基础，多元文化共存的中华文化。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演进的过程。“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体系中，既有时代性、阶级性（主要是封建性）的内涵，同时又有某些普遍性、民族性的因素。封建性和民族性的区分是准确把握和认识中国伦理思想的关键。”[33]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轨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时至今日，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可能脱离自身民族的文化土壤而独立存在，必须从传统的伦理价值中汲取养分，尤其是那些已经融入中国人血液的高尚品格。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带有封建性质的价值观念，则必须加以摒弃。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34]他指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就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5]。自新文化运动始，“德先生”“赛先生”作为西方的先进价值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幕的五四运动，也使得“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深入人心，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共认的价值理念。“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36]随着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这些时代精神也逐渐积淀为我国社会判断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由此积累凝练而成的，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3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础之上，加入符合历史潮流、时代发展的新的精神风貌，才能真正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