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主实践领域的开放性

民主内涵及其实现形式的丰富性还因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在非政治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而变得更加复杂。“民主一词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以后大约直至一个世纪以前，它一直是个政治概念。也就是说，民主只意味着政治民主。但是今天我们也从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上谈论民主。例如我们听到过社会民主、工业民主和经济民主。”[46]

经济民主既是政治民主实践的重要成果，也是政治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民主的概念最初是以“工业民主”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后者是19世纪末韦伯夫妇发明的一个概念，用以强调打破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改变资方在企业管理中的特权地位，建立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47]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企业的管理模式是由企业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的，企业主建立的是排他性的专制式管理模式，工人普遍被排除在管理过程之外，成为纯粹的劳动力出卖者。这种压制性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工人主体意识的泯灭，形成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状态。“二战”以后，为了缓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西方许多国家都开展了以允许职工参与管理、强化团队意识为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在工业民主的倡导者们看来，将民主理念贯穿到企业的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之中，不仅有利于改善劳资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微观形态的民主正是民主体制得以真正巩固的重要基础，是推进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重要途径。索尔·埃斯特林指出:“通过增加工作场所工人的权利和给予他们参与决策的机会，工人的自我管理就会有助于政治民主。”[48]卡罗尔·佩特曼认为，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将一个社会转变为参与型的社会，而“在关于参与性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工业领域占据了关键性的位置”[49]。在佩特曼看来，大部分人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工作中，工作场所的参与活动不仅提供了国家政治生活层次以外的主要参与机会，而且提供了一种最为广泛的民主教育功能。

将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扩展到经济政策过程之中，是工业民主向经济民主转变的重要路径。奥塔·锡克认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经济政策的决策权越来越操纵在不具名的官僚机器之手，基本上已经社会化的工人同少数权力精英的决策之间的矛盾正在增大。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必须从经济民主化的新办法中去寻找，不但要维护政治民主，而且要使之扩展到经济中去，才能实现广泛阶层人民群众的真正利益和发挥他们的责任，这代表着一种决定性地深入每个人的生活的发展……”[50]锡克主张“全社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进行民主决策，在此过程中，至今被小小的权力阶层所享有的责任可以转移给人民的最广泛阶层。”[51]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施韦卡特甚至进一步将经济民主理解成为一种非集中化投资的计划与“车间民主”相统一的“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可以保证更高的效率、更合理的增长以及更多的平等、民主和富有意义的工作。[52]

同经济民主相比，社会民主的概念更为宽泛。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实践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国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民主的，美国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显得在财富和学识方面更近乎平等，或者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53]这其中，乡镇自治特别是人们对此表现出来的参与精神，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防止民主向专制蜕变的基石。

平等、自由与自治，是美国最重要的精神传统，它为民主演变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创始人，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杜威突出强调了民主的教育功能和道德价值，认为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意味着人们在家庭、教会、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在一切生活过程之中，在处理问题时普遍养成尊重别人的个人尊严和自由选择，养成征求别人的意见，不独断专行的信念和行为习惯。在杜威看来，只有当民主深入到了生活的细节之中，成为每个人的基本生活信念时，民主体制才会真正得到巩固。当民主成为某种生活信念甚至精神气质时，民主也就成为文化领域的社会交往以及个人成长的基本准则。杜威强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民主的关键，在我看来似乎可以表述为要求每个成熟的人参与形成用以调节人们共同生活的价值标准:无论从普遍的社会福祉还是从作为个人的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这都是必要的。”[54]相对于人格的完善和社会道德的进步，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促进人类理智和道德进步的社会环境。“民主的基础是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的经验之力量的信赖。这并不是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完美的，而是相信，只要给它们机会，它们就能够成长，并不断创造用以指导集体行动所必需的知识与理智。”[5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民主价值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催生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强调平等的权利不能仅仅限制于以往各种民主观所关注的选举、被选举、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而应当包括生存、工作、休息，以及住房、医疗保障、受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认为只有这些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生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民主才是真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将“民主”问题转化为公众关切的民生问题，不仅丰富了民主的内涵，而且使民主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具有了可以切实感知的内涵。在经历了短暂的理论低潮之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再度出现了要求民主“重返日常生活领域”的新动向[56]，主要表现为:由同性恋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和女权运动所表现出的对个人私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诉求成为政治表达与参与的目标之一，民主政治决策深深地涉入经济、医疗、教育、居住等日常生活领域，通过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民主文化建设来影响政治决策构成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念，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学者从微观社会生活领域拓展民主发展空间的努力。在吉登斯看来，从近代到现代的政治，在本质上都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吉登斯的“解放政治”概念与马克思的“政治解放”概念有很大的相通性，指的是将人从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之中解放出来的宏大社会变革。“解放政治关心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57]“解放政治”使人类社会摆脱了那些具有明显的压迫性的枷锁，使社会成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活选择机会，但它却不足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为此，吉登斯主张将政治实践的重心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联系到吉登斯所关注的“生活政治”的具体问题，大体上我们可以说，相对于“解放政治”的宏大叙事，“生活政治”关切的是“解放政治”不曾关注甚至不屑于关注的相对微观的现实生活问题，如生态、身体、性、自我认同等等;相对于“解放政治”“脱离”(摆脱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状态)的姿态，“生活政治”是对“我们怎样生活”的反思，是在高度现代性条件下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多元尝试，是一种“朝向”的政治。在“生活政治”的视野中，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等都被纳入民主实践的范围，通过在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各种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话、协商渠道，促进相互的尊重和理解，“民主”就不再是逐渐离我们远去的政治标语和投票箱，而是一种越来越贴近于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的制度和文化。

民主实践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理论从单纯的宏大叙事演变为包含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在内的庞大话语体系，预示着民主实践将是一种无止境的尝试过程，民主理论则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开放系统。尽管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生活政治等在今天充其量都只停留在初步尝试阶段，但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未来民主发展的想象空间。那种将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制度建构，进而又将其等同于西方主要国家在特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社会背景中形成的制度形式的一元式民主理论，已经完全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