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农村建设理论
一 农业基础理论
（一）重农学派的农业基础理论
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弗朗·魁奈。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以农业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收入的基础，以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为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魁奈认为：“农贫则国贫，国贫则王贫”[1]，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才能增加物质财富，生产纯产品。他在《谷物论》中指出：一切利益的来源实际上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着原材料，给土地所有者及君主以收入，给耕作者以利润。正是这种不断地再生产的财富，维持着王国其他一切阶级，发展商业，活跃工业，维持国家的繁荣。在魁奈看来，农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一切利益的本源，农业是社会一切成员收入的来源，农产品是维持人们的生存并使人口繁殖的源泉，即农业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业给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以活力。尤为值得肯定的是，魁奈不仅将农业社会的农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把非农业社会的农业仍旧视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魁奈的农业基础理论仍旧是我们目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扩大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亚当·斯密的农业基础论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在批判和吸纳重农学派思想基础上，对农业在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进一步认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农业作了如下论述[2]。
第一，农业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首先，亚当·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必须先有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然后才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在亚当·斯密看来，只有粮食、肉、蛋、奶等生活资料才是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便利品和奢侈品等工业品，则不能成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农业是城乡居民乃至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第二，一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先有农业的发展，然后才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只有当农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才有可能发展起来。亚当·斯密认为，只有农业和剩余产品增加了，才能以这些产品去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只有当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要增设城市、发展工业等也必须先改良和发展农业，以增加农产品剩余，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绝不能超过农业增产的剩余产品所能承受的限度。
第三，“农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基础”是一条普遍的经济规律。亚当·斯密指出：“所以，假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这就是说，假设各种人为制度不对客观经济规律进行干扰，那么，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发展的结果，而且还将按照农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下一步发展。农业能够提供粮食和原料，还能提供资金和就业机会，农业不发展，工业化就不能实现。即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同时，亚当·斯密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以及在工艺上的运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他主张对劳动者辅以必要的教育，使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不仅包括机器、工具和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也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也隐含了人力资本的思想。亚当·斯密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扩大财政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尤其是扩大财政对农业、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投入非常适用。
（三）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奠基性理论之一。刘易斯（A.Lewis，195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系统地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两者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不断增加的现代工业部门吸收的非农化转移过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而逐渐演变为一元经济结构。此后，费景汉、拉尼斯（H.Fei and G.Ranis，1964）对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进行了修正，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拉尼斯—费景汉理论则强调必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和关键环节，这也是当前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按照刘易斯等的理论，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由二元结构变为一元结构，就必须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又与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等的完善紧密相关，这些都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也就是说，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将加快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二 农业工业化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一）张培刚的农业工业化理论
我国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3]，他认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仅包括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工业化的农业”的发展。同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与刘易斯的不同在于他强调了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工业化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发展，而要改善农民、农业、农村的状况，要把农业工业化放在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张培刚农业工业化理论的意义在于要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或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如果此时城市工业部门收入能够明显高于农业，则可以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如果在户籍等制度上不对农村人口流动构成障碍，这一“推”一“拉”则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及城乡的统筹发展。相比张培刚的农业工业化理论，刘易斯模式只强调“拉”，而忽视了“推”。
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理论对当前我国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首先，农业与工业化理论要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不能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工业，要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推力。因此，必须像重视工业发展一样发展农业，切实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的持续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释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应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其次，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理论还要求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来实现，即通过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土地流转及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消除农村人口流动的制度、社会保障及环境等各种障碍，尤其是消除农村人口流动内生性阻滞因素，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20世纪50年代，重工轻农思想非常盛行，许多发展中国家片面发展工业，而忽视农业，农业部门缺少现代要素的投入，导致农业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部分国家甚至以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针对这种重工轻农的思想，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发表的《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4]。首先，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的定义及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阐述。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应该被称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传统农业的特点在于：一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二是如果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的来源，那么获得和持有这种生产要素收入的来源和动机长期不发生变化，农民没有增加传统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动力；三是传统生产要素的供求由于储蓄为零而达到均衡。其次，舒尔茨探讨了传统农业停滞且不能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原因就在于，传统农业中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刺激，对于这种状况，他提出了“收入价格流”理论进行解释。最后，舒尔茨认为，要改变落后，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生产技术，提高人的素质和人口质量，增加智力资源供给和加大技术投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传统农业贫穷但还是有效率的，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就必须向农业提供现代投入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包含了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等思想，而这些都是外溢性非常明显的公共产品，有赖于公共财政的投入。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对加大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提高农村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深刻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三 农业发展三阶段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尔将农业发展划分为三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传统农业阶段、低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和高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投入方式是划分农业发展阶段的关键标准。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阶段。梅尔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停滞阶段，农业生产的增长取决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供给的增加。因此，传统农业阶段农业生产尽管有所扩大，但实质是通过各种投入物的增加来实现的，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第二阶段是低资本技术农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节约或劳动使用的，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第三阶段是高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技术进步方向是劳动节约、资本使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第三阶段的基本特征包括：资本以大型机械代替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改进了作物和动物的适应性，从而增加了生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资本积累已经足以支持非农部门发展；资本在农业部门的运用日益集约化。
根据梅尔的划分方式，可以认为对于像我国这样的二元经济国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其农业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成为可能，预示着农业进入阶段升级的转折点。
四 农村制度变迁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发展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和熊彼特创新理论基础上，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创立了以制度结构、制度变迁和创新为主轴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制度及其创新，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制度而不是技术，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制度认知、选择、演变和创新的历史，制度创新就是对能使创新者获得额外利益的现有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能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能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功能，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在结构包括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过程及路径。其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认为，利益诱致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一种制度如果能使各方利益最大化，人们就不会有改变这种制度的动机和要求；反之，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和变革就会十分强烈。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目的就在于现存的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部化，以求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当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达到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有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时，就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就要实行制度变迁，这是制度变迁的原因。
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政府在影响制度变迁路径和经济效应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设计的一项制度安排同自身利益目标相冲突，或设计的制度不当，就会使制度变迁走向“封闭”的道路，导致经济发展陷于停滞衰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发生多次以土地变革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就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等制度变迁。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不仅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益，而且将促进农村生产及生活方式、村民自治等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变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农村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和管理制度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必将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必将加快农村各种旧有制度的变迁，加快农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基层管理制度的建立，从制度创新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新农村建设中缺少财政支持（或不足）等外在因素的驱动，农村旧有制度的变迁及新制度建立速度将减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将受到影响。因此，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
五 新农村运动理论
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有关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国民经济“二五”、“三五”计划时，中央就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有过基本相同的提法，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每一次出现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当时农村发展的重要探索，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自江西赣州率先在全国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先后对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了相关研究。
在新农村建设运动理论研究方面，对全国新农村建设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他自1999年以来，先后在《农业经济问题》、《经济参考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论文，建议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启动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是一个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使我国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是一石数鸟的政策。林毅夫在《关于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中梳理了他对新农村建设的两条逻辑：一方面通过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农民增收；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消化过剩产能。他认为，依靠政府的力量可创造巨大的社会需求，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恢复供需平衡。这不仅可解决产能过剩，还可以改善消费环境、转移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为此，他专门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建设资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林毅夫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有相当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应该由公共财政提供，新农村建设虽然包含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大方面，但真正的着手点应该放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要从村容整洁入手，增加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说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理论比较符合我国实情，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影响较大。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在新农村建设中把重点放在改水、改路、改厕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环境整治方面，主要就是源于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理论。
目前，国内有关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这种观点认为，应通过财政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拉动内需，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第二种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这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重点应放在农业化合作组织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第三种是以政策部门为代表的观点，主要以陈锡文为代表，他认为新农村建设主要是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及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