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综述
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效应如何，关系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规模、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效应及财政支农效应在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这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基础。但由于新农村建设及新农村建设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属我国首创，加之新农村建设开展时间较短，目前国内外系统研究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效应的文献较少，已有的研究文献也基本限于财政支持农业方面，而对财政支持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的效应研究比较少，且大部分偏重于经济效应，对社会效应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效应综合评价方面的研究，这给本书的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同时也给本书的研究创新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在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部分，对国内外有关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效应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综述。
一 理论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有关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效应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公共财政理论、财政政策效应及新农村建设等理论。
（一）财政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
关于财政对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经济学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认为财政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有之，认为没有效应的学者也有之。公共财政理论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社会发展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经济的运行，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社会最优，不断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经济以完全自由。他反对国家干预，忽视政府公共投资作用，主张自由竞争，廉价政府应成为财政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3]。新古典外生增长理论，即索洛—斯旺模型（Solow，1956；Swan，1956）[4]认为，经济中存在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这意味着财政干预不能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而只有水平效应和暂时效应。卢卡斯（Lucas，1976）断言，随着人们预期的不断调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无效。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奥尔森运用再分配—效率损失理论分析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存在负效应。
但更多学者研究认为，财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西方经济学说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经济自由主义学说逐步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扩大政府需求的财政政策进行了理论说明[5]。凯恩斯认为，生产过剩、大量失业甚至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缺点不能自发地扩大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必须动用政府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扩大财政赤字，调节有效需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凯恩斯等还利用乘数理论说明扩大投资可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连锁反应，并认为不仅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而且政府购买、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同样具有乘数效应。此后，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财政效应进行了理论研究。哈罗德（Harrod，1948）[6]、多马（Domar，1957）[7]从储蓄率与投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研究了投资对于增加生产能力的影响，认为投资增加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投资具有双重性，即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收入而产生对产出的需求效应以及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产生的供给效应，但他们主要论述了私人资本积累，而对公共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1970）[8]认为，通过公共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存量具有生产性效应，他们首先将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将公共资本存量作为决定产出水平的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并考察了公共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格雷纳（Grenier，1996）[9]将阿罗和库兹（1970）提出的公共资本存量引入生产函数，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和公共消费的增加降低了平衡增长率，而由非扭曲性税收提供的公共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巴罗（Barro，1990）[10]首先将公共投资流量纳入宏观生产函数，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具有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形模式，说明存在最优的公共产出水平。研究还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巴罗指出，从长期看，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无重要影响。Aschaner（1989）[11]强调，要区分政府消费与政府资本积累的不同作用，政府资本存量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效应，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要小很多。
罗默（Romer，1990）、卢卡斯（Lucas，1998）[12]在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重新思考基础上，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对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进行重新探讨，构筑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并从新的角度诠释了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技术外部性、知识外溢效应等问题，因而可以刺激和增加人力资本、研究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以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
Nadiri和Mamuneas（1994）认为，政府通过公共资本、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能够提高要素生产率。巴罗、萨拉·伊马丁（Sala-i-Martin，1993）认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其原因在于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内生作用于经济增长。Tanzi（1995）认为，教育支出提高了一国从他国吸收技术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萨拉·伊马丁（1992） [13]通过7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转移支付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呈正向关系。卡欣（Cashin，1995）验证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认为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
国内许多学者主要从投资理论、乘数效应理论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角度出发，对我国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进行了分析。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2003）[14]把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生产性支出又分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科学研究支出。他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得出：财政支出总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用于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用于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高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马栓友（2001）认为，财政投资除具有乘数效应外，还具有关联需求等效应。赵志耘、吕冰洋（2007）[15]则认为，财政投资不仅有需求效应、乘数效应，还具有外溢效应，即财政投资通过为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或缓解市场拥挤，从而促进民间部门生产率（包括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提高和民间部门产出增长的正向效应，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市场规模、市场拥挤程度、财政投资占政府支出比重和政府支出比率。尚长风（2005）[16]认为，财政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有两个：直接推动和政策引导微观经济行为主体间接带动经济增长。娄洪（2004）[17]通过建立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公共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经济增长中，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是其中重要内容，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就财政对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研究。Antle（1993）构造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科学研究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Binswanger（1993）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及R&D对农业的影响。樊胜根、张林秀等（2002）[18]构建了一个包含农村道路、通信、教育等多变量内生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测算了各种公共支出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各变量相互影响，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具有更好的说服力，也更加科学。彭代彦（2003）[19]利用湖北省的统计数据检验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考虑了农村公共投资中的农业科研、农村道路、农村医疗卫生设施投资等重要变量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虽然经济学界和理论界对关于财政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和看法还不尽相同，但在实践中，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宏观目标，总是不知不觉地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对农业、农村经济的财政干预更为常见。
（二）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研究
就理论研究而言，财政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属于公共产品理论研究范畴。公共产品理论是各国制定财政政策和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财政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西方学者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农业生产过程需要公共设施的支撑，如农田水利、生态环境保护等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农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很强的外部效应，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手段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农业和工业一样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业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政府在决策中应充分认识农业的重要性，公共部门必须在发展、改造农业过程中出一臂之力[20]。
国内许多学者对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和路径、方式进行了研究。吴厚德（2003）[21]、何平均（2006）[22]认为，财政政策是解决公共产品外溢性的主要措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农业科技应用及推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卫生的提供等，其受益面广、投资规模大、期限长，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而具有外部效益、牵涉面广、规模大的产品，其供给成本完全由农业生产者承担，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通常难以提高。要改善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协调投资成本及收益之间的关系，以解决外溢性问题。苏明（2003）、侯石安（2004）、邓子基（2004）[23]、陈锡文等（2005）认为，财政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支持“三农”过程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职责和任务。朱钢、贾康（2006）[24]认为，未来中长期运用公共财政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切实加大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建立规范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机制，着力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化解乡村债务，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温铁军（2005）[25]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统领农村工作全局的新提法，与以往对农村工作的强调相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要对两方面进行调整：一是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等；二是不再单纯强调加快城市化，要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放在农村。李友志（2006）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创新财政制度，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减少直接针对农民和农业的一些税费，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负担，通过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和农村，充分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农村倾斜，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夏杰长（2008）[26]从“均等化”的视角认为，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应放在弥补农村公共产品的不足，提供公共服务上。
谢来位（2006）从公共政策体系建构的角度阐释了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他指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揭示了公共政策体系建构的现实目标，中国农村现状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决定了建构农村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取向、政策措施、政策客体和政策困境以及农村公共政策体系横向建构、纵向建构、过程建构。郭春丽（2006）[27]、邓子基（2006）[28]明确了公共财政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原则，界定了公共财政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范围，认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着眼点不应放在刺激农村消费需求上，而应放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以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改变农村发展环境、提高农民生活的目的上。新农村建设应先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后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即先保证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苏明（2008）认为，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政策倾斜力度，不断增加财政支农资金，促进农民增收，是当前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
张秀生、马晓鸣（2009）[29]对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农民收入水平也会制约着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王勇、黄新建（2010）[30]认为，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以下效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引导其他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量和供给水平的供给效应，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二 实证研究综述
（一）关于财政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对财政支持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比较多，但由于样本不同，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实证研究结果差别较大。韦伯（Weber，1999）[31]利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有关经济数据，基于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乘数，得出了其长期乘数为1.1，短期乘数为0.12。拉姆（Ram，1986）利用115个国家的平行数据对政府公共支出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当政府公共支出小于GDP一定比例时，提高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但超过这一比例，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则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Knoop（1999）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就美国经济进行了公共投资、转移支付、公共消费、政府购买和财政总支出五种政策实验考察发现，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经济增长与公共消费占GDP比率呈负相关，可见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分析结果不仅与主体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而且还与研究方法有关。
国内从事财政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的学者比较多。刘溶沧、马栓友（2001）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国防支出、经常性支出、劳动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在内的模型，得出结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具有显著效应，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郭庆旺、吕冰洋（2004）[32]利用传统的IS—LM模型，测算了积极财政政策乘数，结果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在1.6—1.7之间，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内需、抑制经济衰退方面效应显著。而陈建宝、戴平生（2008）利用2006年我国各地区相应的有关截面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建模，对各地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现时乘数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现今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为4.26，这一结果和郭庆旺、吕冰洋的研究结果差别比较大，原因主要可能还是样本和研究方法的不同。郭庆旺、贾俊雪（2005）[33]还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财政投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引导民间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财政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对民间总投资增长率、民间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和民间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率的累积影响分别为0.158、0.067、0.11。
（二）关于财政支农效应的实证研究
关于财政对新农村建设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对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效应等方面。
朱钢等（2000）通过比较发现，我国财政支农占GDP的比重过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占农业GDP的45%—95%。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GDP的10%，而我国则不到10%，因此应加大财政支农投入。张林秀、张晓波（2002）利用1970—1997年的省级数据，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投入效果，证明了财政在农业研发、灌溉、基础设施领域和教育的投入，不仅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而且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侯石安（2004）提出中国财政支农的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认为需要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建立地方财政农业投入机制，完善对财政农业投入效果的评价制度。陈池波（2003）[34]、刘汉屏（2006）[35]等通过对我国农业支出规模进行分析和比较，认为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偏小，投资总量不足，应加大财政农业支出。李焕彰、钱忠好（2004）[36]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肖新成（2005）[37]运用灰色综合关联分析法，建立灰色综合关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总产值关联度最高，为0.7317，说明财政支农支出是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主要因素。朱钢等（1998）测算，1991—1995年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效应较明显，回归系数为0.22，超过了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李涛、孔国梁（2006）[38]对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表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其弹性系数为0.89。魏朗（2006）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西部12个省的1999—2003年面板数据，计算财政支出对农业GDP的平均贡献率为18%。刘伦武（2006）利用VECM模型对1980—2004年的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二者之间的短期影响较弱。吕洪波（2007）[39]采用线性回归方式得出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农民收入具有正效应，财政农业支出的贡献系数分别为0.38和0.88。可见，上述学者均认为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只是效应大小不完全一致。
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业经济和农民增收的影响方面，李焕彰、钱忠好（2004）运用单方程模型测算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产出增长有显著作用，而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则对农业产出的贡献为负。因此，他们建议提高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压缩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李琴等（2006）运用建立单方程模型测算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为正，其产出弹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产出弹性为0.93，这一点与李焕彰、钱忠好（2004）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系数为负的结论完全相反。刘汉屏、汪柱旺（2006）认为，我国财政农业支出过多用于非生产性开支，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等生产性支出较少。吕洪波（2007）采用线性回归方式分析了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对农业的影响，认为支持农业生产支出贡献最大，贡献系数为1.36；其次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系数为0.96；再次是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支出，系数为0.61；农村救济费支出最小，系数为0.5。刘旦（2006）[40]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各项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而与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在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对农民增收效应高低的次序中，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最高，其次是支农支出，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差。杜玉红、黄小舟（2006）[41]运用OLS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以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作解释变量，农民年均纯收入作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救济费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事业费支出阻碍农民收入增加。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农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也发现在这些研究中还存在许多有待深化、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第一，将财政支“农”限于农业，缩小了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范围。目前绝大多数有关财政支农效应的研究文献，尤其是实证研究文献，基本将“农”限于农业[42]。而实际上，按照新农村建设的范围、内涵和要求，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除了农业外，还有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等，这些投入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有直接或间接的效应。如果把财政支农范围仅限于农业，无疑缩小了范围，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片面。
第二，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效应研究限于经济效应，对社会效应研究较少。已有的有关财政支农效应的研究大都侧重于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等经济效应方面的研究，而对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的影响研究较少，即对社会效应的研究比较少，基本没有对社会效应的实证研究。
第三，没有对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尤其缺乏效应综合评价实证研究。
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书试图从理论、实证分析及研究方法上对这些不足进行探索和创新。如将财政支农的范围由农业拓展至农业、农村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领域；财政支农效应不仅局限于经济效应，而且还包括社会效应，并在效应评价时将两者进行综合评价；在实证研究时分区域进行，并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及实证分析结果，分别提出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