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市民化的效应

城乡统筹发展、金融危机既是农民工转型的背景，也是一个结构性的诱发因素。城乡统筹发展、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平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将为农民工的转型创造了制度环境。

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职业由次属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转变成首属的、正规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农产业工人;二是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市民化;四是农民工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14]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由于农民与市民在地域、职业、户籍、意识行为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决定了农民向市民转化是个复杂的过程。当前，政府提出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构想，有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金融危机看似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实际上，金融危机加速了我国产业调整、升级的步伐，客观上促进了企业大力培训员工、适应产业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一批农民工也自觉提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拓展自身在城市的生存空间。随着政府本着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原则，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将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农民工的市民化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城镇化速度加快，另一方面可以培养新的消费群体，因为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比农民的消费高三倍，如果我们转化了一个新的城市居民，我们实际上就把一个人的消费提高了三倍。

要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我们认为第一要解决他们在城市生存的物质基础。农民工要在城市定居，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第二要消除制度性因素阻隔;第三要变革城市社会组织机制;第四要转变观念、改善环境;第五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管理。当然，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新的价值观念、心态、意愿和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需要农民工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存环境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