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转型问题的提出

1.农民工的内部分化

早在1990年代中期，李培林就通过调查指出，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1]。唐灿等人认为，流动农民内部已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2]。周运清等人则认为，农民工经二次分化已重组为业主层、个体劳动者层、雇工层、不正当职业者层四大职业层。[3]也有学者根据定性调查的资料，按照职业、资产、能力、收入、生存状况等指标，将城市里的农民工分为:业主和小业主;雇员;个体户和自雇佣者;第二、第三产业的合同工;流动就业者;流浪打工者等6类。胡杰成认为，从市民化程度的角度看，自1980年代农民工进城以来，经过农民工市民化互构机制的历时运作，目前农民工已分处于高低不同的五种市民化状态，即市民化、准市民化、半市民化、边缘化和逆市民化。[4]不论学者们具体如何划分，不变的事实是农民工出现了阶层分化，不同阶层在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心理认同等方面都存在较明显的层次差异。

在调查时，我们将其职业划分为10种不同类别［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普工)，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服务行业人员，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主妇或失业和其他职业］。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内部的职业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割，以至于部分农民工无论其客观的职业身份还是主观的身份认同，都很难用“农民工”这一称谓来指代。首先，近一成的农民工已经出现了“去农民工化”特征，成为了技术精英(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管理精英(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或私营企业主。显然，他们借由自身努力通过职业转换实现了地位提升。其次，有超过两成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表现出了“去体力化”特征。这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是办公室工作人员或服务行业人员，他们变成了低端白领，传统的农民工特征在其身上也已经淡化。最后，尽管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45%)仍然属于传统的产业工人，但只有约一成的农民工是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普通工人，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已经是具有一定技术的熟练工人。

我们认为，农民工的上述职业分化现象是其主体性与制度和结构约束互动的结果。农民工的主体性既包括他们所拥有的先赋性因素，如性别和年龄，也包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若干自致性因素。

为了直观呈现分析结果，模型直接汇报了对数发生比Exp (b)值，模型的分析结果见表2—1。

首先考察自谋职业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工作经验(进城工作年限)对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的发生比相对第一代农民工要低61. 0% (0. 390－1)。而农民工进城工作年限越长，则其从事自谋职业的发生比也越大，表现为进城时间每增加一年，从事该职业的发生比增加7. 0% (1. 070－1)。

表2—1　农民工职业获得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注：括号内为1值：***p＜0.001,**p＜0.01,p＜0.05。

非技术产业工人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党员身份以及社会资本都对该职业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农民工从事该职业的发生比要比女性高83. 6% (1. 836—1)。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纯粹出卖苦力的非技术工人要比第一代农民工低58. 4% (0. 416—1)。非技术产业工人大多是因为缺乏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等人力资本要素而不得不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则从事该工种的发生比降低12. 1% (0. 879—1)，而专业技术水平每增加一级，从事该职业的发生比就要减少55. 1% (0. 449—1)。相比非党员身份的农民工而言，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从事该工种的发生比要低67. 7% (0. 323—1)。最后，非技术产业工人寻找工作的方式高度依赖社会资本，即此种低端层次的工作主要依靠老乡等关系介绍获得，而非通过劳动力市场正规招工方式。分析结果发现，通过社会关系获得该类工作的发生比是其他途径的3. 8倍。

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相比普通工人的主要特点是前者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或者丰富的工作经验。分析结果发现，男性从事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工作的发生比较女性高52. 1% (1. 521—1)。此外，进城工作年限和专业技术都对此类工作具有显著的回报作用:进城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成为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的发生比增加6. 7% (1. 067—1) ;专业技术水平每增加一级，成为技术工人的发生比就增加53. 4% (1. 534—1)。而文化程度则没有显著影响。与非技术产业工人获得工作的方式相似，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也高度依赖传统的社会关系来获得工作。与技术工人相比，工程师及高级技术人员的技术性更强，因此是农民工中的技术精英，该职业的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阶层了。研究发现，决定该职业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和专业技术两个变量: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则成为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提高37. 3%，而技术水平每增加一级，成为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提高近1倍。

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典型特点是其工作去体力化了，更具有小白领阶层的特点，其身上传统的蓝领工人特征不再明显。研究发现，女性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比男性高51. 0% (1—0. 490)。此外，文化程度和进城工作年限对从事该工作都有显著的回报效应，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其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发生比增加44. 5% (1. 445—1)，而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获取该工作的发生比增加6. 4% (1. 064—1)。因此，相对而言，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女性更容易成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在城市的服务行业如餐饮和酒店中从事服务员工作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去向。研究发现，女性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该行业工作的机会更大。结果表明，女性从事服务行业工作的发生比比男性高56. 9% (1—0. 431)，第一代农民工的发生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又高出43. 2% (1—0. 568)。虽然此类职业的获取在城市相对比较容易，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获得此类工作的途径也高度依赖社会资本，依靠社会资本获得服务行业工作是其他方式的1. 849倍。

管理精英和私营企业主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是农民工奋斗的方向和榜样。他们虽然人口规模和比例很小，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亚群体。分析结果发现，文化程度和进城工作年限是农民工是否能成为管理精英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均不具备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管理精英的发生比增加32. 5% (1. 325—1) ;而在城市的工作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管理精英的发生比就增加13. 8% (1. 138—1)。而对于私营企业主而言，只有进城工作年限对其有显著的影响。在城市工作的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私营企业主的发生比例增加6. 5% (1. 065—1)，其他因素不具备显著回报效应。[5]

总之，在经历了不同的职业过程后，当前中国农民工的职业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但统一的身份类属却掩盖了群体内部业已出现的分化和差异事实。本研究表明，职业分割尤其是性别区隔和代际差异是农民工群体职业分布的显著特征。少数农民工跨越了次级和初级劳动力市场的界限和社会阶层间的藩篱，实现了基于职业身份转换的向上流动，即约有三成的农民工从事“去体力化”的职业(低端白领、技术和管理精英或私营企业主)，传统的农民工形象和特征在这部分人的身上表现甚微。综合上述8类职业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工的职业存在较为明显的性别区隔，其中男性更多地成为产业工人，而女性从事办公室文员和服务行业的机会更大。第二，两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也有一定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自谋职业、非技术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发生比都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要低。第三，人力资本是农民工获得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虽然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要成为办公室文员、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都需要更高的文化程度。无论是层次较低的技术工人还是层次较高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技术水平都是重要的条件。而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从事低端工作的发生比也大幅降低。第四，进城工作年限对不同职业的影响较为复杂，自谋职业、熟练工人、管理精英和私营企业主都需要更多的工作经验，这表明进城工作年限的增加并不是简单地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好职业，而是出现了低端和高端职业的分化。第五，农村政治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获取几乎没有影响。第六，社会资本只对农民工获得低端职业有显著影响，对获得各类中高端职业则没有明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