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奋力创新开拓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构建机理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它的形成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并且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历经20世纪下半叶艰辛探索铸就的，是进入21世纪繁荣发展的伟大事业。不论是探索、创立，还是建设、巩固和发展，都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不论是实践运行，还是理论升华，都有其丰富内容和科学体系。正因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独具“特色”，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才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中国的伟大形象。
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恢宏而壮阔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近二百年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1]尽管邓小平同志说的革命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所决定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首先表现在它的选择探索、创建确立、丰富拓展、筑牢巩固、继承发展都带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哪种理论能够正确回答这两个历史课题，哪种理论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和指导思想；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哪条道路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目标，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够成为掌控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或主体力量。
历史发展告知人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增加赋税，横征暴敛，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面对外国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发生了历时14年最终归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使得封建统治开始摇坠，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了消除内忧外患，清朝政府的领导阶层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守旧派”与“洋务派”。“洋务派”推动洋务运动，主张摹习西方国家发达的商业运行模式和先进的工业技术，利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模式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增强和优化军事装备，增加和充实国库收入，提升综合国力，在不根本改变封建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历经30余年的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的洋务运动，在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破灭。后来由光绪皇帝领导，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戊戌变法，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甚至渗透到官僚制度的多个层面，希望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结果只维持103天，就遭到保守派的残酷镇压而彻底失败。虽然变法失败了，但也引发了许多进步人士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改革热情，形成了民间积极支持改革的氛围。正是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辛亥革命，冀望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最终的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崎岖险阻的历史告诉人们，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封建统治阶级的自强，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都没有摆脱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没有完成中国近代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都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是一种剥削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制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进程中，的确有一些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快于封建主义的发展速度，而走向了富强。可是，在中国近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总是行不通呢？为什么不能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大任务呢？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呢？回答这些疑问，只能从中国社会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说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呢？
1.大势所趋与人心所向促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民族资产阶级采用科技等先进的经济手段发展工业和商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力量，在经济上未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在政治上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力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形成的软弱性、动摇性、不彻底性，决定了他们没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能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所以，中国没能发展成独立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为“四大家族”聚敛了大量财富，根本没有兑现它所许诺的“平均地权”，也没实现“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标，并且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大失所望，从而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民主党派也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改造旧中国、开辟新道路的政治、经济主张。正是工农大众的支持、知识分子的赞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使得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2.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促使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要完成近代以来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富强，首先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2]，而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财富，使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决定了中国不会选择资本主义，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必须同时代进步潮流相适应。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信仰恐慌，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迷信和幻想破灭了。而当时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则在政治、经济、社会影响诸多方面蒸蒸日上，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经济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唤醒了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寻找新出路，才能完成两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建立，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选择。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认为苏联的成功是苏联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缘故。因此，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剥削，按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发展中国，成为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所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人民完成近代以来的两大历史任务，首要的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谁来完成这一任务呢？从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情况来看，农民人数最多，是民主革命的最大力量，但他们所处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使其具有分散性和落后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农民阶级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但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其不彻底性和软弱性特征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本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有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一个阶级，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这些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其他哪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提出正确的纲领，能够成为核心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问题，解决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和维护祖国统一的问题。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必然要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正如毛泽东同志说：在这两个阶段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3]。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没有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由哪一个阶级、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的进步人士，根据社会进步的趋势共同做出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表现在它符合中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夙愿，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何把国家建设的更加富强？如此等等，一系列新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4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强调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明确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4]自此之后，就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保护下，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和手工业，到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与此同时，为了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党的八大文献等重要文件，就是例证。这些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提出了许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观点和理论论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的新课题，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预言过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可是人们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内外交困、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失误和挫折，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5]“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6]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这里既明确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的主题，又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跨越了长期束缚的思想障碍，冲破了长期禁锢的陈旧观念，思想意识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经济社会落后的状况，逐步建成繁荣、富裕、强大的国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向世人展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象；中华民族一改贫穷落后的状况，正迈向伟大复兴；中国社会正在凸现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革命党向建设党的历史性转变，明确了党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提高，执政意识更加开阔、深邃；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民主，执政基础更加坚实、巩固。如此等等，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正是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态势。有关统计显示，1978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3%的增速。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2012年GDP增加到51.9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文化产业更加繁荣，教育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人们的精神思想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切实贯彻；社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公共服务不断扩大，社会管理不断完善，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正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新局面。
正是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发展格局到全方位开放经济发展格局的伟大转折，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中华民族中蕴藏的创造活力，大大积聚和释放了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各方面的制度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我们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严重政治风波以及国际上东欧、苏联剧变、解体的严峻考验，战胜了来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的挑战，战胜和解决了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和困难，展示出中华民族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但展示了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而且备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的“第三条道路”；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的“权威资本主义”；美国著名左派学者、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俄罗斯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杰柳辛认为中国进行的改革相当于一次革命，但不是采用革命的方式，而是采用演变的方式来实现根本改造；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在《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一书中认为，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国外学者评价说：“中国令人震惊的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改变了世界。”国际舆论界把中国发展称为“中国成功之谜”，并且认为中国道路提供了一种发展的新模式，这对西方的传统理论而言，无疑是一种冲击，所以诸多人试图搞清楚中国发展的奥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惊人表现，使许多外国学者甚至连一些政治家都看到并且承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为它“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尽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余威”影响至深，但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发展的高效益、敏锐的适应性，吸引着世人目光。许多国际友人从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深入研究中国经验成为当今国际理论界、学术界的新热点。
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做出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其自身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还表现在它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特征，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宏观制度、运行体制与机制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更高类型、更先进的新型社会制度，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同时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与竞争中仍然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制度在巩固和完善过程中仍然要与资本主义制度互相借鉴、共同发展。正因如此，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比如经济运行方式、管理理念、法制建设、主要任务等方面与资本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只有深刻认识与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才能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才能从根本上划清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才能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探索与创新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较为成熟和深刻的理解，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把握，同时，也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与教训表明，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界定，具有规律性、普遍性、长远性、战略性与稳定性等特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则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特定发展时期与进程中具体运行方式和发展模式的特殊表现，具有阶段性、时代性、特殊性与过渡性等特点，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化，或者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运行规律的现实展示。
1.意识形态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巩固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洞察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劳动人民认识、改造主客观世界具有根本指导作用。这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诚如列宁所述，“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最能够掌握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8]。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9]。
回顾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许多仁人志士也尝试着把各种社会思潮引入中国，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如：主张渐变反对激烈变革的改良主义；人类社会发展采取生物自然选择方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意志决定一切的唯意志论；主张个人自由、废除政府管理的无政府主义；以有用和没用作为标准评价一切的实用主义；此外还有人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民粹主义等救中国，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并最终引领中国人民走上光明之路。中国共产党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才发展壮大；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如果动摇、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只能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民族分裂、亡党亡国，重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覆辙。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才使中国人民在无数次悲惨失败中找到了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我们治党、治国、治军的行动指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我们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因为它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三步走”发展步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对外开放是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因为它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因为它提出“以人为本”思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科学地回答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反映中国人民意愿、扎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化了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发扬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锐意进取精神，认清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善于分析群众思想上模糊认识，敢于回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胆探索，推进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注重实效，真正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只是停留在认识上，更不是只做表面文章。
2.宏观制度特征
（1）经济制度特征
经济制度是指一国通过宪法和法律调整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核心的各种基本经济关系的规则、原则和政策的总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发展不平衡状况决定的；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存在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按照生产要素的贡献确定所有者获得收入的份额能调动所有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2）政治制度特征
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就国体而言，我国目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政体而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又是建立其他有关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所以它是我国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组织形式。
我国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其他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人民政协作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所组成的爱国统一战线，履行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实施这一制度的民族自治区域设立自治机关，依法行使区域自治权利和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
完善政治制度必须积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原则，构建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利益协调与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改善民生、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3）文化制度特征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不断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我们所建设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加强思想教育和“四德”建设，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丰富先进文化内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11]，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3.微观层面的运行体制与机制特征
从经济建设来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不断改进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协调社会经济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制约关系，保证经济运转所采取的管理经济的具体形式的正常运行，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信贷利率机制、竞争机制、决策机制等。
从政治建设来说，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实保障人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各项民主权益。坚决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深化法制体制改革，搞好立法建设，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依法执法水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从文化建设来说，利用优质文化资源，坚持集约化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运作形式，以政府为主导，提倡共建共享，疏通社会参与渠道，按照市场运作模式，整合优质资源，利用品牌优势，创新文化产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从社会建设来说，继续深化教育、文化、科技、体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推动科技创新，建立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加大医疗体制改革力度，加强对药品、医用器械生产与使用的监管，积极完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从生态建设来说，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从党的建设方面来说，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切实扩大党内民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与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制度，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广大党员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扬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特色”还表现在它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态势带有“中国特色”，当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运行规律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事物一样，遵循自身运动发展规律，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不断发展过程，有若干个不同层次与水平的发展阶段，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有明显的发展“特色”。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之后，可能要经历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等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艰苦奋斗，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后，就要进入更高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不管是什么阶段，都要最大范围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共同奋斗。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抓住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扩大对外开放，迎接新挑战，实现科学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状态是结合我国国情，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社会主义普遍性和中国国情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扎根于中国大地，其“形成特色”表现在它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性原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4]。毛泽东同志提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共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侧面各有其特点。任何事物的存在，既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又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个性，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现实展现。一方面，矛盾普遍性、共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之中，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结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这就是说，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也没有脱离一般的个别。另一方面，矛盾的共性只概括了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并非个别的全部内容、特点都包括在共性之中。列宁指出：“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15]这就是说，个别和一般不能完全等同，具有差别性。另外，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在一定时间、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时间、场合则转变为特殊性，反之亦然。正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和相互转化，才使得事物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呈现事物发展过程性和承继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矛盾精髓原理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必然发展阶段，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都必须经过这个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社会主义道路对各个国家来说，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就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具体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离开了各个国家的具体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就成了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模式；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各个国家探索建设的社会主义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地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中国特色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普遍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65年的建设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6]“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能否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成功的根本性问题。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兴旺发达，就成功、顺利。反之，违背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原理，或者借口中国情况特殊而拒绝马克思主义，或者忽视中国国情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就会使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走向失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不仅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还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本国的特点，真正把特色突出出来，走自己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的基本含义就是：着眼特点，突出特色，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客观要求，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具体体现。列宁曾经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8]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9]他还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0]由此可知，一切革命或建设的成败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认清了本国的国情。列宁是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所有或大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并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和当时中国的国情，为中国革命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特色”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社会物质生产观点，认为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从生产力发展开始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1]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强调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又强调历史上所发生的每一次大变革，往往都离不开思想文化先导的作用。恩格斯还明确提出社会的发展常常是由一个历史合力来推动，在这个合力中，物质资料生产占据中心地位，政治、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因素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哪个因素也不能无，主观上哪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无产阶级政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形成了邓小平同志评价一切工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同志的代表民意、改善民生等思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和实践业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商品、货币、价值规律，阐明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而又带来了剩余价值的资本剥削实质，透视出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进而又形成了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分割过程，如此等等。这一方面发现了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视角，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得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二是突破了西方经济理论，形成了市场经济再认识的新视角，从根本上解除了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结合而不能与公有制结合的思想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包含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都可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实现城乡市场的紧密结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通过市场引导企业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运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稳定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其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呈现出靓丽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