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常州恽氏文学世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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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恽氏科贡考略

常州历来有“科举蝉联,人文甲天下”[14]的美誉,恽氏作为常州的望族,其“科甲累世”的现象尤为明显。据《恽氏家乘》记载,仅明清两朝,恽氏一门十二代登榜,共有十七名进士,二十五名举人,二十二名贡生。[15]其中,十七名进士分别是:第五十六世恽巍、第五十七世恽釜、第五十九世恽绍芳、第六十一世恽厥初、第六十三世恽骕和恽启巽、第六十四世恽东生、第六十五世恽宗洵和恽鹏、第六十六世恽世临、第六十七世恽爕、第六十八世恽光宸、第六十九世恽鸿仪和恽彦琦、恽彦彬,以及第七十世恽毓鼎和恽毓嘉。此外,受到朝廷“特旌”的有二人:即第五十四世恽恢庵,因在大灾之年慷慨捐出稻谷二千五百石赈济灾民,被明英宗在正统六年(1441)“赐敕旌为义”;第五十九世恽燠在明万历年间“授义民冠带”。受到朝廷“特科”礼遇的有二人:第六十一世恽本初在明崇祯十六年(1643)“举贤良方正”;第六十七世恽秉怡在清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方正”。虽科甲联翩,但恽氏在明清两朝并没有出现位登三公的高官,其中,职位较高的有曾任湖南巡抚的恽世临(后被连降四级)、江西巡抚恽光宸、浙江巡抚恽祖翼等。

对于恽氏而言,十二代十七位进士是无上的荣耀;对中国的科举而言,一门十七位进士亦是可以称为奇迹的现象。我们之所以对恽氏的科贡情况进行梳理,一方面是由于这确实是恽氏一个显著的特色,另一方面是为了探究科举对恽氏形成文学世家的意义所在。钱穆先生曾云:“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悌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集然可观;品高德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16]诚然,恽氏之所以能文化传承长达十几代,涌现诸多在文学、史学、书画、医学等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名人,绝不是仅仅因为科举的成功和仕途的顺畅,家教门风的重视、文化氛围的浓厚才是其根本。但科举的成功所带来的恽氏对教育的重视、对诗赋等文学的喜爱、对上层文坛的融入,以及对经济的独立,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恽氏文学世家的形成。在恽氏的“祖训”中,对文章、读书的重视之语比比皆在:

居易公语子钟禹曰:“吾教汝识义理、能文章,即是家业。田产,吾不吝也。”[17]

贞伯公语子弟曰:“人生自有真学问,在吾岂欲以任侠名乎?惟循循焉。益敦忠厚长者之实,外则不为崖岸,和睦乡邻,内则自饬伦常,力行孝悌,而以读书务本为子弟训,可矣。”[18]

文章是家业,读书是根本,这才是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做到“诗礼传家”的根本!


[1]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1页。

[2] 陈明远:《中国姓氏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3] 沈上墉:《恽氏家乘原序》,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5页。

[4] 恽敬:《黄山寺碑记》,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卷十一,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

[5] 张惠言:《封文林郎恽君墓志铭》,《茗柯文二编》卷下,四部丛刊本,第13页。

[6] 李塨:《恽氏家乘原序》,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6页。

[7] 姚文田:《恽氏家乘原序》,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11页。

[8] 恽日初:《续修恽氏宗谱述》,《不远堂文集》,武林叶氏民国二十八年(1939)抄本。

[9] 恽彙昌:《恽氏家乘原序》,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13页。

[10] 恽钟禹:《分修支谱述》,出自恽仲坤主编《恽氏家乘》卷九“补述”,恽氏宗祠本2010年版,第165页。

[11] 俞樾:《恽氏家乘原序》,出自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15—16页。

[12] 唐秀珠:《宗族与清代苏南乡村社会研究——以常州武进恽氏宗族为个案》,南京农业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13] 恽宝惠:《恽氏家乘·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2—3页。

[14] 孙琬、王德茂等纂:《武进阳湖县合志》卷二《舆地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15] 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卷十九“科举”,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1—16页。

[16]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0页。

[17] 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祖训”,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7页。

[18] 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祖训”,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