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的因素

在上一节的模型中，仅给出了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总体上对可持续增长的影响，没有对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影响因素作更多的设定，本节将对此作更为深入的分析。罗杰斯认为，技术扩散可从技术的相对优势、可比较性、复杂性、实验性和效果的可观察性五个方面分析；詹•法格博格等（2009）认为，决定创新扩散的因素有四类[6]：影响创新的收益因素、成本因素、与产业或社会环境有关的因素，以及与不确定性和信息有关的因素；齐建国等（2007）[7]以自然界的物质扩散来比拟人类技术扩散，认为决定自然界物质在系统内扩散的主要因素有系统内物质的相对浓度差、外界的力（热力、电力、机械力等）和介质（溶解度不同）三个，依次对应着决定技术扩散的三大因素：物质利益（超额利润率）、政策干预和经济体制；Mulder等（2003）将影响能源技术扩散缓慢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六个：不确定性和投资不可逆性、知识溢出与有限专用性、技术随着时间不断改进、网络效应、互补效应（技术非完全替代性）和用中学；Kemp 和Volpi（2008）总结了清洁生产技术扩散十个方面的典型事实，强调了政策、清洁生产技术特征、采用者个体差异、信息，以及潜在的技术采用者随时间而变等因素的重要影响；Rao和Kishore（2010）专门对新能源技术扩散作了综述，强调了学习曲线效应、多样性技术选择、利益共享者、政策和机制设计的重要性。综合来看，决定环境友好型技术扩散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环境政策与制度因素，它决定技术扩散的外界力量强度的大小，即“要不要采用”的问题；二是环境技术扩散的成本收益因素，它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的问题；三是环境技术扩散的风险决策因素，它决定了“什么时候采用”的问题。上述三方面又都涉及环境技术的供应与需求两个层面。

一　影响环境技术扩散的政策与制度因素

环境政策、体制、机制对于环境技术扩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节模型所展现的排放税（ψ）和对技术研发的补贴（s）起到直接作用，同时整个国家的创新体制（诸如ηj、φ）、产业政策的最终产品的分配（α）、市场竞争程度（χ）等也起到间接的作用，如果将ηj设置成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的函数，则可以通过模型分析更加丰富的内容。政府和公众的作用是要激励技术创新、创造需求，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弥补技术创新正外部性。归纳起来，政策与制度因素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管制、环境税收等政策工具的约束激励

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是要激励技术创新、创造需求，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同时弥补技术创新正外部性。各类政策工具对于环境技术扩散的影响是不同的，首先，从政策强度来看，环境管制越严格，力度越大，则越有利于环境技术扩散。在历史上，如制冷剂氟利昂的禁令，从OECD国家各种制冷剂消费量的变化来看，禁令中规定越严格的制冷剂消费量下降得越快，距离禁令的时间越近，企业压力越大（李瑾，2008）。当然，这里也有企业承受能力的问题，过高的环境标准可能会因无法实现而形同虚设。对于环境技术扩散的补贴越多，越有利于激励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其次，从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比较来看，基于市场的工具（比如排污权交易）比直接的命令控制工具更能够促进技术扩散，而且会对微观主体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产生影响。比如命令控制会激励企业采用末端治理技术，而排污权交易会激励企业采用过程节约或优化的技术（Frondel et al.，2007）。最后，从政策的执行力度和配套政策完善程度来看，再严格的政策如果执行不力，也不可能有好的政策效果。并且环境技术的应用需要社会各个方面配合，中国的环境技术扩散缓慢与中国“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有重要关系。

（二）社会舆论导向、公众环保理念与意识

政府的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社会舆论和公众的价值判断。政府过于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环境负面效应被掩盖，直接造成环保技术扩散缺乏驱动力、扩散速度慢。近年来，绿色产品认证、节能标志认证、环境管理认证等一系列政策实行，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环境友好、技术扩散速度加快的作用。

（三）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促进政策

这两个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有效地降低整个社会的环境治理成本。但是，这两个产业尚处在幼稚期，市场前景不明朗，风险较大，政府的扶持将起到重要作用。

（四）国家创新体制机制的影响

环境友好型技术只是技术的一种，受到技术创新具有非完全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制约，客观上会带来供给不足，需要知识产权保护。一个国家创新体制机制越健全，越有利于激励技术扩散与创新。另外，国家激励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政策，也能激励创新研发者之间的竞争，生产出更多更先进、更适用的新技术。

（五）环境技术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影响

由于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市场规模小，环保技术、设备的市场价格较高，对环境技术的采用会增加企业的投资压力，尤其是像脱硫、污水治理等设备价格高昂、占地面积大，往往属于长期重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没有支持其应用的投融资体制，环境技术难以得到广泛应用。

（六）国际环境技术合作与转移的影响

世界各国技术水平差异较大，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和技术，但是，由于其为了获得高额的“垄断租”往往不愿意转移环境技术，客观上给环境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设置障碍。近年来，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在促进环境技术跨国转移和扩散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可能由于为了自身的利益、保护国内弱小产业而阻碍技术扩散。

二　影响环境技术扩散的成本收益因素

从根本上说，环境技术的采用和扩散是微观经济主体在各种激励约束机制下的反应，也必然反映一般性行为特征，即收益一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险因素。

在考虑影响环境技术扩散的成本收益因素时，首先要明确不同类型的行业和企业面临的成本收益边界是不同的，不同的企业吸收技术的能力有天然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将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技术。主要差异有五个方面：

第一，行业差异。污染密集型行业，比如造纸、煤炭、钢铁、水泥、火电等，其对污染排放的“贡献”大，因此受到的关注多。环境政策执行力度大，相关的配套政策也较为完善，因此一些相对成熟的环境技术会在这些行业里率先采用。

第二，产业生命周期差异。处在成熟期的产业市场规模大，相应的配套技术相对成熟，扩散较快，而对于新兴产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且市场规模小，相应的环境技术供给不足，技术扩散慢。

第三，企业差异。企业规模、管理水平、财务状况、技术水平都直接影响环境技术的扩散。特别是在中国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更多的监督，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往往在新的环保技术应用推广方面走在前头，而大量的低、小、散的企业由于监管成本过高，不利于环保技术扩散。

第四，市场结构差异。根据不同的技术特点，有的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扩散较快，有的在市场集中度较低的行业中扩散较为迅速。

第五，区域差异。南方的沼气技术无法在北方得到广泛应用。

从技术采用者（需求者）的角度来看，成本因素有：（1）淘汰老的技术、设备的沉没成本，这一种“创造性破坏”作用结果。有完全替代和部分替代两种选择。企业为降低风险，多采用部分替代的技术，而新的企业会倾向采用全新的技术。（2）购买新的专利技术、设备以及配套硬件设施建设的财务成本。这与普通的投资决策是一样的，也是企业的主要考虑，往往前期投入成本越高昂的技术和设备越不容易得到应用。（3）不同技术之间选择的机会成本，存在较大差异。（4）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学习成本，相对于硬件投资而言，是一种软件的投资，涉及员工的培训、流程的改变等。（5）设备运行的成本，很多环境技术由于运行成本高昂而得不到很好的应用，而流于应付政府监督检查的摆设，因此其对于先进的技术并不十分热衷。技术采用者收益：主要有采用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其最终产品可以打上“绿色的标签”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企业由于采用先进环保技术而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获取品牌经营的收益。（7）企业也可以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技术更先进者将节省出更多的排污权进行交易，直接获取经济利益。（8）企业在环境管制越来越严格的趋势下，环境保护开支已经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本，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开支，治污技术和节能技术直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技术创新者（供给者）的角度看，成本因素主要是前期研发投入成本和后期的技术推介，研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具有溢出效应。按照熊彼特的创新观点，企业创新的目的是获得先进技术的垄断收益，如果社会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技术创新者而言极为不利。在技术的推广应用环节也需要投入大量成本，仅依靠企业的自身实力难以推进环境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需要政府的支持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中介组织的努力。创新者的收益来自专利转让收入，与技术转让、使用相关的服务收入，以及直接以新技术投资生产新产品或以专利入股形式进入经营领域，其收入的实现同样依赖社会制度环境。

三　影响环境技术扩散的风险决策因素

技术扩散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政策决策者，还是微观经济主体都面临着成本收益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是影响技术扩散的重要方面，其根源还是在于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完全。对政府决策者而言，技术的不断进步可能使得实现既定环境政策目标的成本降低，其政策制定过程要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微观经济主体也要预测政府政策的发展趋势；对于技术的使用者而言，越晚采用新技术，越容易被“锁定”或形成路径依赖，但是，越早采用也可能由于未来更先进的技术出现而处于不利的局面。因此，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实际上成为一个择时博弈的问题；对技术创新者而言，可能因未来政策变化或竞争者的出现而被淘汰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生命周期与动态改进

在经验研究中，对某一项具体的技术扩散可能呈现S形曲线，这只能对基本情况作一个大致的预测，并不是每一种技术都呈现出这种变化趋势。在实践中，技术扩散过程极为复杂，在不同的阶段，老技术不断被改进、被应用、被移植，新技术不断出现并替代老技术。一般而言，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可能并不能立即展现出比老技术更优越的地方，它在被用于实际的过程中将不断改进以适应不同的应用环境。每个产业、每个企业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污染排放都不尽相同，环境友好型技术总是作为主要生产过程的补充，对企业而言，仅买进一项核心技术是不够的，必须根据主要生产流程加以改进，因此，“等等看”可能成为企业普遍的心态，以尽可能采用成熟的技术，减少学习成本。这种行为造成了技术扩散的缓慢。

（二）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

环保技术和节能技术与一般的节约资源、劳动力技术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这两种技术的效果更难以计量。企业的投资并不能直接见到经济效益，使得企业的投资决策更难。虽然有能源合同管理这样的工具促进节能技术的推广，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实际中复杂的信息问题，效果并不理想。与信息不对称相对的，是委托—代理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使用技术的一方与技术供应方都存在。

（三）网络效应

或称为网络外部性问题：某项技术对企业的价值可能取决于被其他企业采用的程度。这也是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反映，企业宁愿采用被社会上广泛采用和认可的技术，并不一定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合适的技术。因为某项技术被采用得越多，技术交流的信息越多，配套服务就越完善，其学习成本就越低，不确定性相对就越少。网络效应的另一面就是被采用越多的技术越容易存活下来，并不一定是效率越高的技术被留下。

（四）不确定性与风险分散

未来技术进步的前景不容易把握，企业也不愿意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稳健经营的企业更愿意采用循序渐进的技术进步路线，这也体现了技术“互补性”以及在经典的创造性模型中“不完全替代”、渐进的技术进步假设。对一个国家而言，为了能源安全考虑，尽管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生物质能和核能都可以用于发电，但是，不同的技术所依赖的条件完全不同。水、太阳能、风能、潮汐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季节性明显，而电力供应要求必须稳定，因此，即使这些技术能够减少环境负荷，但是，为了全面考虑，大量依赖煤、石油、天然气等碳基能源发电仍不可避免。

（五）未来价格预期

一个国家的环境政策目标、能源政策目标和企业的生产决策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对各种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进行预测。如对可耗竭资源而言，可能由于未来储量不足、价格上涨而带来成本上升，主动进行技术创新以适应这种变化。已有研究表明，能源价格的变化确实对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对产品价格而言，由于国际上环境管制越来越严格，产品进入门槛越来越高而带来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企业在投资决策时，由于对未来资源价格、资产价格、产品的不同预期，就会在未来与现在之间赋予不同的权重，直接影响对新技术的投资。

（六）潜在应用者的变化

潜在的应用者越多，一项技术扩散也可能越快。潜在的应用者会因形势变化而作出是否采用某项技术的决定。随着技术扩散的进程，信息不断交换，被运用得越多，学习成本越低，潜在的观望者会变成技术采用者，从这个方面看，技术扩散其实也就是不断地把潜在观望者变成实际应用者的过程。潜在应用者的多少，也取决于技术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