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的理论关注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关注

理论层面的关注，本书期望建立社会网络，以及社会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的相关模型，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证其因果关系。本书所追随的研究范本来自于林南等学者[15]关于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的结构性分析的研究。正如他们在开篇所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压力过程中的社会支持的研究越来越重要，但社会支持的定义却依然纷繁复杂。社会支持被视为结构性特征（如作为小区的一部分、一种社会网络、拥有人际关系），或被视为功能性特征（如有工具性功能和情感性功能）。但研究始终没有解决这些特征是社会支持中相互可以替代的部分，还是社会支持中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义混淆的情境之下，林南等人的研究试图对这两种特征加以区分。在他们的研究中，“结构性特征”代表“参与或嵌入小区或社会关系之中”，它体现了“归属感”（a sense of belongingness）、“紧密感”（a sense of bonding）和“结合感”（a sense of bi nding）[16]。而研究表明它们通过“功能性特征”对人们产生保护作用，从而抵抗压力、有利于精神健康。由此可见，“结构性特征”和“功能性特征”是两种不同的特征，它们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本书希望跟随这一研究的理论框架，再一次阐明“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社会支持-抑郁症状”三者的关系及因果途径。在本书中，社会关系仅限定于亲属关系，社会网络特征包括特定关系的人数、居住关系、交往频率，社会支持将以被访者的预期支持为操作化指标，区分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

这一理论框架同时还将验证社会网络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即“社会网络的支持论”。社会网络对精神健康之所以产生影响，有两种理论解释[17]：“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 argument）认为侧重于整合性较好或邻里关系较好的小区能为其成员带来幸福感、主观认同感等主观感受；而“支持论”（support argument）则关注于网络能够使人们从周围的人那里得益，获得他们想要的资源和支持，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本书侧重于“支持”是否成为“网络结构”影响精神健康的中介，由此而论证“支持论”的正确与否。

另外，本书还将对社会支持研究中“压力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进行验证，即主效模式。在对社会支持对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研究中，“压力理论”是最重要的理论解释，而“压力理论”有两个模式，即主效模式和缓冲模式。乔治（George）[18]认为，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主要是通过孕育自信心或自控力而对抑郁症状产生作用，而缓冲模式则是社会支持在高压力下对抑郁症状产生缓冲作用。本书将分析的是并非真正发生的、人们预期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社会支持的主效模式”［main（or additive）effects model］，即人们在未遭受压力时，社会支持也能促进人们的精神健康。

在以上所有的理论验证之前，对精神健康在社会人口基础上的分析也是本书的关注点之一。这被一些学者[19]视为社会网络／支持影响精神健康的“社会地位背景模型”（social statuses context），即运用社会地位去考虑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一方法认为，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的程度都将随着不同的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婚姻状况而改变。在随后的所有分析中，社会人口因素都将成为控制变项或分组变项，以发现不同群体中社会网络／支持对其精神健康的影响是否有所差异。

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注是，不同的关系提供不同的支持。本书的关注点在于不同的亲属提供不同的支持。许多研究都表明不同的网络提供不同的支持，而作为具有个人网络核心地位的亲属关系，不同类别之间是否也有支持功能上的分工，这也是本书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一点也可能是影响人们精神健康的网络背景因素之一。

（二）现实意义

在现实层面上，本书希望在分析当前北京市居民的精神健康总体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亲属关系（包括亲属的网络特征及亲属支持状况）对精神健康的影响。（1）正如上文所言，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精神健康的研究目前在中国还不多见，因此本书希望通过数据分析以及与西方研究结果相对照，获得一些有望推进中国精神健康之社会学研究的结果。（2）本书希望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获得北京市居民个人亲属网络和支持状况结构性特征，例如人们与各类亲属居住、交往的普遍情况，以及他们从亲属中选择支持者（即可获得的支持源）的情况。这些将有利于探索中国城市居民亲属网络的结构性状况。（3）对于亲属支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或仅以不同亲属提供何种支持为研究主旨（并不关注是否影响精神健康），或将中心人的主观被支持感程度作为影响精神健康的因素加以分析（并不关注是谁提供了这些支持），很少有研究既区分不同支持者又区分他们所提供的支持类别，即研究“不同支持者提供不同种类的支持，对人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的差异性”。这一研究结果在中国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了解当前中国亲属所提供的支持与传统相比，是否有所差异；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对于中国城市居民而言，谁提供哪些支持更能有益于人们的精神健康，进而通过这一结果还可以对有利于精神健康的城市家庭居住结构加以尝试性探索。

（三）基本假设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及社会现实考虑，本书最基本的假设是：

H1：亲属网络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直接影响，即两者呈现显著相关性。

H2：亲属支持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直接影响，即两者呈现显著相关性。

H3：亲属网络对人们的抑郁症状具有间接影响，而亲属支持是其中的中介变项（intervening variable），即两者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亲属所提供的支持传递。

H4：不同的社会人口特征组别下，如年龄分组、性别分组后，网络及支持对人们抑郁症状的影响将会有所区别。

H5：不同的关系类别，即不同成员所形成的网络关系及所提供的支持，对人们的抑郁症状的影响有所差别。例如配偶与父母与人们形成的网络关系及支持关系，对人们的抑郁得分有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