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视角和主线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所结下的一个硕果。对此传统的“五形态理论”从科学认知的视角将其解释为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而“三形态论”者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献中，“发现”了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的另一种视角——主体价值视角。其实，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历史分期法，更谈不上传统哲学框架所强调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模式。在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多维视角中，科学认知与主体价值是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的两个主要视角，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的发展“三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贯穿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两条并行交织的主线。
一 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主体价值视角
主体价值视角亦称价值尺度，它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评价和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尺度，强调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人的主体性，引导人们在历史发展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的选择中去追求历史的“应当”。对马克思来说，这个“应当”，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目的，是为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以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这是他终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始终贯穿他研究社会形态问题的一条主线。
早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8]在此，他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指出：“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29]，但这种“自由”和“独立”是虚幻的、非人性的，其最高表现就是非人性的货币制度[30]。在这里，马克思形成了他的人类历史主体的价值视角以及他关于人的形态的思想基础和轮廓。这就是，（1）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必须考察人，考察人的活动和关系；（2）人的形态有三个阶段，一是“货币制度”下的“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的形式”，二是这种形式以前的“受一般的结合”和“受人所约束的”形式，三是这种形式作为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以后的形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人的本质（自由自觉）为尺度把历史划分为未发生劳动异化的阶段、劳动异化的阶段和劳动异化被扬弃的阶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但这种复归不是回到野蛮状态，而是吸收了以往发展的全部积极成果，通过私有制和异化阶段，人的需要从人的本质获得更丰富广泛的发展。因此，共产主义以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区别于前异化状态下的人的本质的狭隘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乃是人的本质的完全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这一完全实现的形式。“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31]马克思这段话虽有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痕迹，但它清楚地表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本质的逐步真正实现的过程。只有使人从自然界的束缚中、从社会的束缚中和从人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全面发展与彻底解放亦即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能真正实现。因而，马克思强调：“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对于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来说，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2]。
在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德国“真正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清算中，马克思意识到不能把抽象的人性作为研究人的出发点，人的本质和属性也不能仅从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中去寻找，只能从为满足自身需要的社会活动中去寻找。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将人类解放的实现途径问题置于人们的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中，通过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寻求个人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3]此外，马克思还从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的层面揭示了人自身获得解放的另一种途径。因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于是，根据人类主体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将人类主体往往受到自然力量的支配的所有制形式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将人类主体受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的支配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称为“文明创造的”社会，而将人类主体“自主活动”的人能够科学重新支配物质力量的社会界定为未来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本质实现的历史过程，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34]，这个过程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往的扩大密切相连。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个人的发展为轴心来划分历史，将个人的发展和表现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对“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的分析，马克思发现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35]在紧接着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从人类本质力量发展、实现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在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人们之间或者是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或者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在这个阶段上，谈不上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在第二个阶段，个人从自然形成的关系下解脱出来，个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和自由。但是，在这个阶段上，人却受物的役使，依赖物，因此，单个人还是受到各种物的关系的奴役和支配。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人们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形成自由个性，“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36]。
个人的发展是历史分期的尺度，也是马克思进行道德和历史评价的标尺。“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尽管“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37]。物的关系相对于人们之间自然形成的关系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是人的自由个性实现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但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说，人与人的社会联系采取物与物的间接形式，人受物的奴役的物化、异化现象必然会被一种新的更高级的形态即人的自由个性发展所取代。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从主体视角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内涵，而且以三大社会形态的演进为依托，具体阐释了社会形态演进历程就是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而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架构，揭示了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历史一致性。
二 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科学认知视角
科学认知视角主要是指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必然性。“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38]通过对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马克思用他独创的社会形态理论抽象和概括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在科学认知向度上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即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彻底的唯物史观证明。
虽然早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论断，并从客体向度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类型为标准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古代社会、中世纪和新时代（民主制）三个阶段。但马克思的科学历史分期理论是在1845年后逐步形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从客观视角科学地界定了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提出了“所有制形式”这个概念，并以生产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为准绳，将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不同生产阶段区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四个阶段。“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39]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以分工为基础，根据所有制的发展情况来客观地描述历史过程的。尽管由于史料不足，这种描述还带有明显的推断色彩，但它所遵循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逻辑，探讨的是客观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而，以物质生产力水平所制约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为区划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就成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或历史分期理论）的必然落点。这样，对人类历史客观描述的科学认知逻辑，就成了马克思考察人类历史演进与更迭的主要视角。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科学认知的视角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关系及生产力社会形态，提出了著名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0]的论断。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用“社会”和“社会形式”等新概念取代了“市民社会”、“所有制”等旧概念，去掉了带有推断性质的“部落所有制”，提出了古典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期理论[41]。而到了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在自己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更是将他的历史分期理论具体化、实证化和深透化了。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更是依据其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研究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考察，提出了“经济社会形态”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个重要理论范畴，并特别强调：“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2]这显然是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客观描述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人类史前史的资料后，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及草稿）中又提出了“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新的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理论。
对于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的科学认知视角，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演进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最为成熟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从人类社会客观演进规律的角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探索人的自由解放与共产主义实现的规律与趋势。对于马克思有无“五形态理论”的问题，只要认真全面地研究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理论的文献就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同样，只要我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就会发现，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根基实质上就是马克思的“五形态论”。马克思的“五形态论”长期被人们尊为“科学”，就是因为它内在具有的科学精神。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既坚持了历史进步论、发展论，也体现了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它为人们准确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在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人类早期的历史一直困扰着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就是一个界限模糊并带有很大推测性的历史阶段。恩格斯后来在《共产党宣言》的注释中写道：“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43]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将具有推测性质的“部落所有制”删除。在长期的经济学和历史研究中，马克思确认了原始的公有财产形式在历史上的存在，确立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从而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4]晚年的马克思精心研读了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着力解决“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逻辑上作为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和它在历史上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从而最终科学地回答了史前社会结构和人类社会起点这两个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问题。针对俄国农村公社解体的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有条件跨越论”和“有条件缩短论”，也正是他们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得出的科学结论。
三 “五形态”与“三形态”是两条并行交织的主线
“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学界对此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否承认对方存在；二是围绕二者何者为主、何者为从，或者是否相互包容的关系展开争论。“三形态”与“五形态”二者是否存在，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地考察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而不是仅就《资本论》的序言及手稿展开片面的争论，就会发现二者的存在，根本就不应成为问题。但要正确认识“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内在关系，则需要我们在整体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结构的基础上，深入考察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与主线间的逻辑关系。
“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唯物史观的主体价值视角与科学认知视角能否统一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理论甚至唯物史观研究中必须思考的一个根基性问题。实际上，自历史哲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为自身内含的矛盾所困扰：既要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又要为历史发展寻求确定性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力图破解这对矛盾而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部目的，就是阐明作为人类理想生活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必然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何以可能，人类彻底解放如何实现的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45]。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其要害不是将感性的现实，而是将抽象的理性作为历史确定性的根据，并以之克服现实历史中存在的矛盾。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正确认识历史观的关键，就是“如何在哲学观念上超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从而获得一种既能把握历史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又能把握历史的相对性和暂时性的全新的方法论”[46]。也就是说，为了说明作为人类理想生活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就必须将人类自由安置在历史的客观确定性之上，而同时这种客观确定性之被证明不再是基于一个哲学前设，而是基于一种科学认知。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7]于是，马克思就开始从“现实的人类历史”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从人类改造世界对象性活动中来把握现实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以便从历史的客观确定性中寻找到具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这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上，马克思就将对人类历史发展事实的科学认知性考察和关于主体价值的规范性考察有机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强调所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8]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考察，一直都是在规范性的价值尺度和认知性的科学尺度的相互结合中进行的。在他的社会形态理论中，这两个尺度既相互关联、相互交叉而又不能相互取代。这一点，最初体现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试图将“关于人的科学”与“关于自然的科学”统一起来的理论意图上。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的首要属性就是感性的、自然的属性，而这种感性的、自然的属性正是自然科学的对象。对于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认为只有在关于一般自然界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强调人对客观对象的规范作用，强调人以自己的尺度为客观对象赋予意义。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象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对我存在”[49]。于是，从“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的结合上，马克思一方面将共产主义规定为“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50]，另一方面又将它表述为“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51]，从而为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初步找到了方法论上的解决方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科学认知视角与主体价值视角水乳交融的著作中，马克思既强调要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又强调要从“现实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马克思一方面从实证科学的视角，通过对人类社会结构的纵横向剖析，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现它们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他从主体价值实现的视角出发，着眼于人的发展与解放，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交往的变化规律中揭示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发展的历史性与具体性，并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强调“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52]，从而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这样，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既使社会发展有了特定的价值归属，又使人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与人的解放的价值尺度，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学界讨论“五形态”与“三形态”关系的两部最主要的文献。《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以下简称《手稿》）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发展“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基于这一论说，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是“三形态”，不是“五形态”。实际上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不仅提出了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才有“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个关于“五形态论”的经典表述。我们知道，《序言》写于1859年1月，它是马克思对其在1857—1858年研究成果的总结，而马克思在那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手稿》中。《手稿》是《序言》的基础，《序言》是对《手稿》的总结，这种关系决定了它们之间必定存在一致性。以《手稿》的“三形态论”否定《序言》的“五形态论”或是相反，都是不对的，并且也违背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
回顾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我们清楚地发现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的“理性史观”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就从两个方面对人类历史展开了研究，一是人类彻底解放的视角，二是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视角。因而，当马克思从“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物质资料的生产”这个历史的发源地时，他就力图将二者统一起来，成为贯穿自己创立唯物史观始终的主线。最初的理论成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初次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制度类型和人的发展的“三形态”，特别是《手稿》中提出的私有制扬弃的劳动演进的“三形态”和人的发展的“三形态”，初次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视角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当然，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尺度是有差别的。一方面，他从历史视角出发，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剖析，得出经济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史的历史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都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因而“历史不过是历史活动的人的自己的历史”。当马克思将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历史观应用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时，他在《手稿》和《序言》同时形成成熟的“三形态”和“五形态”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在《序言》中表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术语，后来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原始社会”这个科学术语所取代。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史，实际上是马克思用科学认知和人的解放双重视角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看似是理论内容不同，实际上是审视人类历史的视角与尺度存在差异。从根本上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五形态论”反映的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所有制状况；而“三形态论”则直接揭示了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因而它们之间不仅不矛盾，反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片面地、人为地把它们分割或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片面地坚持一个而否定另一个，更是对学术偏见与傲慢的无视。何况在具体研究中，我们还能体会到马克思“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之间的对应关系。“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因而，有学者客观地指出：“三形态理论和五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好比一对双胞胎，它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53]当然，就二者的重要性而言，“三形态”论能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人类历史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真正地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更替依次演进的规律。而“五形态论”更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将人类历史中大的社会时代区别开来，从而揭示历史演进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因而它才是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