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开天辟地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一）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一篇文章用这句分量很重的话，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大意义。为什么90多年前的中国会发生这样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篇文章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1]而这种“需要”、“联系”、“掌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求索历程。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先进青年在内的仁人志士从未停止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寻找，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百家争鸣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历经种种试验和论战，众多社会思潮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面前均败下阵来，唯独马克思主义在与其他思潮的对比和论战中越发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在五四运动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处于分散的、零乱的、自发的初步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篇章，马克思主义开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传播。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拥有了更为坚实的组织依托，但是，在党的二大召开之前，由于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革命实际、与中国青年特点结合得还不够紧密。党的二大确立了最低革命纲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真正开始，艰辛建国的历程真正开始。根据这样的线索，结合毛泽东对党的创立重大意义的精辟论述，我们把党的二大之前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称之为“开天开辟地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时期。
第一节 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紧密关联。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一股股留学热潮，使更多的中国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和传播。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的成功爆发，在实现中国青年思想大解放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实现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当然，这一时期，青年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接受和选择还是初步的。一方面，当时社会思潮层峦迭起、百家争鸣，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其他社会思潮的优势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缺乏组织性、系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一 十月革命与留学青年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社会主义思潮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和中国青年中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从各自政治立场出发，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先后在中国形成了两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让部分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即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有关观点。”[12]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1899年2月，在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大同学》中。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所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附带提到了马克思，但当时译作麦喀士。1906年，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第2—3期连续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比梁启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以及他们的社会革命学说。朱执信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些误解，但朱执信还是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他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的《论社会主义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说：“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3]朱执信当时并无意在中国实行科学社会主义，恰恰相反，他是避免如西方那样的“社会革命”的发生从而希望在中国举“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这就注定朱执信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如此，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仍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材料。
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等也曾在自己的演说或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所提及。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在他们的文章中涉及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些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本身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的是片面、零碎的，也有的是误解、曲解，甚至还有的持批评态度。
十月革命之前参与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派别和人物也不少，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但是，他们只是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中的一种，既未能将其视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的科学学说或指导思想，也未能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界限区别开来。无论哪一种政治派别，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移花接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随意曲解，以服务于其所秉持的理论的传播。这就决定了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青年中的传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中国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真正结下不解之缘肇始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4]十月革命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近（封建压迫严重、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对中国青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表明资本主义的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的路。俄国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呼喊，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重、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了先进的中国青年倾向于社会主义，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中俄国工农大众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运动和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更给予进步的中国青年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还与当时留学青年的推动有着密切关联。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与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一巨大反差在中国进步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复兴的渴望愈加强烈。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进步求知的青年怀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在留学大潮中东渡日本，而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正风靡一时。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和日本的社会主义以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说。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由留日学生引入中国的。比如，当时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髓》，在1902年和1903年出版当年就被留日学生翻译成中文广为流传。1906年在《民报》撰写马克思小传的朱执信，也是留日学生。很多留日学生归国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五四运动前后赴日中国留学生中，最早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当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留日期间，李大钊接触了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阅读了西方社会主义著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使其思想发生重要变化。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数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核心成员多是归国留日学人，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等。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据点，经常集会讨论中国社会改造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已归国或正在海外的留学生开始筹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不少杰出的留日学生于五四前后接触或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秋至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解说》、《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译著大体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李达研究和宣传的重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侧重从科学社会主义入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贴对症的良药。”1918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汉俊也是在日本读书时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1919年到1921年间，他在国内各种报刊上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董必武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15]陈望道也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于1920年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它的出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
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19年年初到1920年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做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 青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实现救亡图存的社会理想
五四时期，中国青年是凭借思潮传播的力量开始走上历史前台的。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新的认识、更深入的理解，并且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实现救亡图存社会理想的理论武器。在这一背景下，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开始加速酝酿。
五四运动爆发前，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未改变，政治黑暗、经济衰败、百姓困苦。面对这一残酷现实，先进的民主主义者没有停止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脚步，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所引发的思想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进步青年更是开始发挥改造封建思想、传播先进思想“主力军”的作用，这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15年9月，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率先擎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号召广大青年争自主之权，追求个性解放。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为主要内容。在运动影响下，一大批进步青年走上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这时，中国的进步青年开始逐渐聚合成一个整体的革命力量。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中国派代表参加会议，并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均遭无理拒绝。北京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震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不顾军警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接着，学生们前往日本驻华使馆抗议。受阻后，游行队伍不顾军警的阻挠，转向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学生们在愤怒之下冲入曹宅，虽没有找到躲藏在暗室的曹汝霖，却遇到另一个卖国官僚章宗祥。他们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宅。北京政府急忙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次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营救被捕学生。学生们在斗争中迅速联合起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正当学生们顽强坚持斗争的时候，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自此演变成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威力，于6月7日被迫释放被捕学生，随后罢免了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在巴黎，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了中国政府代表驻地，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而且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里程碑。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作为一支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实现了中国青年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成功转变。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青年。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星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三 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首先且重点是在青年中传播的
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后，之所以会首先并重点在青年中得以传播，这绝非一种偶然，更不是什么“感情冲动”，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广大进步青年经过各种思潮选择和比较之后得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16]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这时的情况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17]。但是，当时的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18]，认识上的界限并不清晰。对形形色色的主义、学说和思潮，他们进行了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关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阐述。他说，五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大多数“主义”很快就消失了，这些“主义”的消失，并非因为政治和行政权力等外在力量的压力，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同样，一些“主义”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发展了，也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在五四时期和之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19]所以说，一种意识形态能够为一个社会选择和认同，关键在于该意识形态本身的内涵，同时也与该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态有紧密关系。五四时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就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特别是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次论战”的激烈进行，为广大青年接受、认同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信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三次论战”提出并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四个根本问题：第一，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第二，要不要社会主义？争论的结果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要不要无产阶级政党？争论的结果是中国完全具备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第四，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争论的结果是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除阶级，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这三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第一场交锋，在中国思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他流行一时的各种主义都销声匿迹了，而马克思主义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论战过程中，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后，给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思想洗礼中的中国先进青年以极大的触动和影响，新文化运动逐步从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这时，一批又一批的先进青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20]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
历经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的选择、比较、论战和试验，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逐步实现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们通过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团的地方组织等途径，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组织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郑重地将马克思主义写在党的旗帜上，揭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获得了强大的思想后盾与组织依托，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化的传播活动开始兴起并活跃起来。
一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
历经五四运动洗礼的先进青年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关注世界、审时度势。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等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先进青年，一方面在对各种新思潮的对比、鉴别和试验过程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他们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组织平民讲演团，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始了与工农群众的初步结合，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成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创立，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坚实基础。
透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参照，历经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通过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新成长起来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开始酝酿建党问题。历经数月准备，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首先创办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北京、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先后成立党的早期组织。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十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在酝酿和筹备建党的同时，为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创建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9月，上海青年团的机关创设“外国语学社”，除组织学员学习外语知识外，还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1921年元旦，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辛店建立固定据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随后，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纷纷创建青年团组织。可以说，早期的青年团组织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团体，其中，成员信仰复杂，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工团主义等。
党的早期组织与各地青年团的先后创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有组织的研究和宣传，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得到更为深入地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也随之愈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借力于这些组织的创建，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
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新篇章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21]出于安全考虑，最后一天的会议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党的一大代表有：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受陈独秀派遣，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同时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将其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吸收优秀团员入党。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了。
对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有了真正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从原来分散传播向整体传播、从凌乱传播到系统传播、从自发传播到自觉传播的伟大转变，从而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新的篇章。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各地党、团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署，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根据这个通告的计划和要求，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出版。在一年多时间里，该社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以及“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编写和印发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和卢森堡遇难、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内容的小册子数万份。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中央局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8月16日，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的悲惨境况，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性。为扩大宣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20日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由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断加强对青年团和青年运动的领导。1921年11月，党的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要‘依新章从速进行’，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1922年1月15日，青年团北京地方组织创办《先驱》半月刊，从第四期起，该刊物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先驱》向广大进步青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探讨中国革命和团的建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