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劳动价值论的困境根源
结合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劳动价值论的困境根源所在：
在分析对象上，劳动价值论坚持以“物”为中心，企图寻找到凝结在“物”里面的“内在的”、“恒定的”和“客观的”价值量，并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物品之间交换的逻辑关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在“供给角度”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即认为：价格=成本+利润。该理论认为任何商品的生产都应该获得合理的利润，却没有顾及生产的商品能否带来合理的效用[21]。边际效用价值论则不同，它从“人对物的需要”是基于“物对人的有用性”角度，即“需求”的角度建立了以“人”为中心、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理论。
在历史条件上，劳动价值论大受欢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简单生产阶段，劳动价值论在这一阶段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就是人们接受劳动价值论的经验基础。[22]其次，工业革命之后，劳动价值论由于突出了“劳动”的重要性，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地主和贵族进行政治斗争时的理论需要，如支持私人财产权、反对独裁和专制政府等。最后，李嘉图等社会主义者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改变了劳动理论的功能[23]，但是他们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剥削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满足了20世纪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某些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
20世纪中期开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相对发达的工业化阶段，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经被驯服，社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已变得足够强大，各主要民族国家已经得到解放并成立了新型国家，曾经帮助其夺取政权的剥削理论逐渐被抛弃。
[1] 柳欣等：《经济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 配第：《赋税论》，《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8页。
[3] 配第：《赋税论》，《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5页。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5]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6]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7] O’Brien，D.P.，1975，The Classical Economists，Clarendon Press，Oxford，pp.78-80.
[8]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页。
[9] 柳欣等：《经济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0] 剩余分析最早的思想源头并不在斯密这里，但由于其巨大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使其对于剩余分析的影响力最为广泛。
[11]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4页。
[12] Stigler，G.J.，Ricardo and the 93% Labor Theory of Valu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8，1958，pp. 357-36. 对此，萨缪尔森也曾讽刺的写道：“在进行某些比较时，一个7%的错误也会变成一个70%或700%的错误。”——萨缪尔森：《斯拉法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页。
[13] 在众多的反对声音中，1821年一本由匿名作者撰写的名为《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著作曾发生过直接影响，其中许多论点为日后反对论者所采纳。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萨谬尔·贝利，他在1825年出版的《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中，对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利润论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批判。
[14] 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页。
[15] Costa，G. C.，Production，Prices and Distribution，University of Bombay Press，Bombay，1980，p.246.
[16] 对于经济学家与政治事务之间的关系，巴克豪斯曾做过评述：“（对于经济学而言）政治史也很重要，因为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之间难舍难分，而且一直以来，经济学家经常或不经常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他们努力影响过政治，而政治事务也影响过他们。”——罗杰·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
[17]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3、100页。
[18] 斯考森指出：[李嘉图]分析的、建立模型的方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货币数量论和比较优势原理，而另一方面却产生了劳动价值论、生存工资铁律和被经济学家称为“李嘉图恶习”的某种东西。所谓“李嘉图恶习”，可以定义为对抽象的建立模型的方法的过度使用，或是指采用错误且带有误导性的假定，“证明”想要得到的结论（例如他的劳动价值论）。某些被卡尔·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继承的思想便直接出自李嘉图的《原理》，事实上，马克思把李嘉图当作他的思想导师。在李嘉图的权威传记作者皮耶罗·斯拉发的影响下，一个“新李嘉图”社会主义学派成长壮大。
从根本上说，尽管李嘉图热爱斯密的学说，但是他却把经济学引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与他的政策建议背道而驰的道路。李嘉图创立了一种思考经济问题的全新思路，这一思路偏离了亚当·斯密的和谐“增长”模型，走向了一个对立“分配”模型。其中工人、地主和资本家为争夺经济的甜头而大打出手。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则把李嘉图敌对斗争的体系发挥到了极致。斯密的模型关注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李嘉图的模型则强调经济成果是如何在不同的群体或阶级中进行分配的。李嘉图关注的是阶级冲突，而非斯密所说的各方利益的“自然和谐”。——参见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
[19]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页。
[20]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21] 尽管生产成本价值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某些国家由于政治的需要，致使这一理论仍然拥有市场。这样的国家一般都会设立物价审查机构，要求其参照“成本+利润”的办法对各种价格进行“指导”。但这种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干涉市场价格形成的做法，会极大地抑制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效率，最终会导致人民大众福利的损失。
[22] 有学者认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完全依靠简单劳动便能实现再生产”的经济阶段。因为在该阶段，生产效率主要取决于自然人体的生产效率，不同于工业化阶段后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效率的情形。由于自然人体的生产效率相差不大，所以其生产的产品在进行交换时，表现出以相等的劳动量相交换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只是边际效用论在特殊阶段的一个特例罢了，并不能证明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正确性。
[23] 劳动理论在洛克那里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马克思则把它从私有财产神圣化的工具变为反对私有财产的工具；剩余价值论把私有财产描述为剥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