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上与配第、斯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不赞同斯密在“劳动”概念上的摇摆和反复。他认为，斯密之所以将劳动错误地区分为“消耗的劳动”和“支配的劳动”，是因为斯密将商品的价值决定与价值分配混为一谈。一种商品生产出来后，它的价值就已经确定了，但它的价值可以分割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但这种分配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他进而明确地指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中，他说：“衡量一种商品的贵贱，除了为取得这种商品而作出的劳动牺牲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任何东西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的，没有它，就没有一样具有价值的东西能够生产出来……投入商品的劳动量或多或少，是其价值变动的唯一成因。”
他的观点是如此清晰而明确，但这也注定了他将无法回避斯密所遇到的难题——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经济条件下，如何解释“等量”劳动消耗会创造出不同的“价值”？他的解释是，由于各部门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资本、耐久资本的比例不等，以及在这些不同部门中工资涨落的影响不等，从而使劳动价值原理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可以看出，在机器或耐久资本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会，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间的相对价值只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跌。但在采用了这些昂贵而耐用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极不相等了。彼此之间的相等价值虽然仍旧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落，但同时也会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涨落而发生另一种尽管是次要的但却是明显的变动。由于售价五千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可能等于售价一万镑的其他商品生产所用的资本量，所以两者的制造利润也会相等。但如果商品的价格不随利润率的涨落而变动，其利润就会不相等了。”[11]
可见，李嘉图原来坚定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在面对斯密所遇到的逻辑困难时，也不得不学着像斯密那样妥协，即考虑收入分配变化对商品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但是，他坚持认为工资和利润的涨落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是“次要的”，而劳动量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即“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对此，乔治·斯蒂格勒不无讽刺地指出，“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93%的劳动价值论”。[12]
由于无法自圆其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发表之日起便面临着巨大的质疑[13]。《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匿名作者指责李嘉图不该把价值由某种相对的东西变成了绝对的东西。萨谬尔·贝利更是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的相互间的比例外，不表示任何肯定的或内在的东西。”他还认为，由于人们在交换中总要依照一定的比例，又总是习惯于用货币来表现这个比例，所以才形成了价值概念。在他看来，“决定价值也就是表现价值”。总之，价值就是交换比例，就是价格，是纯粹相对的东西，李嘉图不该在交换价值背后去探索什么绝对的、独立存在的、内在的东西——价值。可以看出，一些反对论者真正认识到了价值理论的意义便是解决交换的相对比例问题，并竭力想扭转李嘉图业已偏离的研究方向。
对于李嘉图为何竭力寻找“绝对价值尺度”的问题，罗宾逊夫人认为，是出于他想把他的谷物模型置于现实社会，并从而使之一般化的美好愿望。[14]考斯塔的解释更令人信服，他认为是缘于他对国民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如何进行分配的关注。若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发生变化会导致国民产品的规模也发生变化，那么，就难以清晰地对分配问题进行观察。为避免如此，李嘉图便致力于寻找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以便在分配发生变化时保持不变。[15]考斯塔的解释非常符合李嘉图自身的经历和思想，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李嘉图生活的17—18世纪，英国正处于由封建经济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阶段，尤其是“光荣革命”之后，议会的权力仍然控制在由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地主贵族手中，这些地主贵族通过议会制定各种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极大地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控制议会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对于有过下议院议员经历的李嘉图而言，其代表的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对地主贵族阶层通过土地特权收取地租从而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行为极其愤慨，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打击对手、争取支持的理论工具，而劳动价值论显然正是他所寻找的那个工具。[16]
李嘉图的分析是这样展开的：他摒弃了斯密关于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决定是相互独立的观点，认为分配的变量特别是实际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是反向变动的，即“工资上升，利润就会成比例地下降”、“任何使工资增加的原因都必然会使利润减低”。[17]当然，他做出这个论断的本意不在于揭露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也不在于指出劳动受资本的压制，他强调的是工资的提高势必压低利润，从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同样，他认为高地租也会导致低利润，从而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并降低积累率。后者的这种状况，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李嘉图所不能接受的。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他强烈要求废除地租，即废除地主贵族的特权收益。因此，李嘉图在1815年《论利润》中的谷物模型最为关注的，是由地租与利润的矛盾关系所带来的地主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相比之下，由工资与利润之间的逆向关系引起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引起李嘉图过多的关注。
在现实意义上，李嘉图的“理论工具”——劳动价值论确实帮助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议会改革和废除《谷物法》的胜利。但是，从学术角度看，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无法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天堑鸿沟：一是它无法解释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因为总不至于认为“劳动的价值”决定于“劳动”吧？此外，“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结果是“利润”，这岂不是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的吗？二是它无法解释商品的“价格”从而资本的“利润”不是与“劳动”，反而是与“资本”成比例的事实，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才是普遍的规律。三是无法解释“地租”的价值来源，因为“土地”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
因此，抛却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作用外，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不被视为成功。他所采用的剩余分析方法无疑与斯密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同样承继的还有它们共同的命运：李嘉图通过劳动价值论声援资产阶级、打击地主贵族阶级的做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等学者竞相效仿的范式。正是在李嘉图关于工资与利润的逆向关系会引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思想启发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建构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暴力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等激进的社会变革理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