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代序五）

国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烈与重视。去年上半年以前长达六年的国内宏观紧缩使社会各界感受到了宏观形势与政策对其微观经营、管理甚至投资理财的重要影响，而去年下半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令社会各界从关注国内宏观转向了关注国际宏观。当前各类有关宏观经济的分析、评论、论坛、讲座真可谓汗牛充栋、比比皆是，其中的见解观点更是五彩斑斓、芬芳桃李。同一时期看待同一经济形势为什么观点各有千秋甚至大相径庭，即使在“神秘”的经济学家们之间也是如此？因为宏观经济本身就是云雾缭绕且变幻莫测，非一般之辈能洞察秋毫。

于学军博士现为江苏银监局局长，此前长期担任深圳特区人民银行与银行监督管理局的领导职务，与其说是学者，更可能被社会尊为官员。但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型官员，近年来单独发表和出版了许多宏观经济研究成果：《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2000年）、《金融实践中的理论思考——特区、创新、借鉴、形势》（2002年）、《从渐进到突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2007年）、《货币视角：中国宏观经济解读》（2008年），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他的又一新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提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判断的一系列独到见解，其观点不仅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而且许多也被今天的现实所证明是正确的。

一

针对2003年以来的国内经济过热，中国人民银行从当年9月起就通过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防止通货膨胀，随后的几年时间中更是频繁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以期通过抑制包括房地产投资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来给宏观经济降温。然而，实际的调控结果是，央行年年紧缩但仍改变不了国内货币供给过多与流动性过剩，导致2007年国内通货膨胀率与股价、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创近些年新高。于学军在《一切归结为汇率》（2005.3）、《净出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2005.8）、《根源：美元主导下的货币膨胀》（2006.8）、《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认识问题》（2007.9）等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系统地阐述并通过详尽的实证数据论证了他诸多的独特见解：“净出口是本轮经济过热增长的源头，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只是一个表象”，“固定资产投资是由净出口拉动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症结并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而是由出口及其顺差的巨额增加带动的”；“为何净出口会离奇地迅猛巨额扩大呢？这实质上就不完全是个贸易问题了，而是一个货币即汇率问题”；“流动性过剩由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形成，而其国际大背景则是美元的过滥发行”，“资产泡沫与流动性过剩是相互联系并相互组成的一对孪生姐妹”，“本轮经济过热增长中出现了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综合他的观点，人们就能对上一轮经济过热形成完整清晰的诠释：美元泛滥发行和人民币估值过低——净出口巨额增加与国际热钱流入——外汇储备巨额增加引起流动性过剩——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引发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因此，他提出宏观调控要对症下药，从取消出口退税与废除结售汇制度入手。

毋庸置疑，这样的剖析，犹如庖丁解牛，层层递进，得心应手，为我们认识纷繁的世界经济拨开迷雾，令人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二

针对连续多年的宏观调控导致2008年上半年出现通货膨胀率上升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存，不少专家学者还在考虑如何采取进一步的从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时候，于学军在5月20日刊登在《银行监管调研》内刊上的文章《宏观调控政策效用显现准确把握调控力度　改善调控方式至关重要》中指出：“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急剧变化，由于宏观调控的叠加效应以及调控方式的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正在或已经发生方向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亟须我们仔细观察和把握这种趋势，冷静地加以思考和分析，及时地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反应，灵活地进行有效的调整和调控”；并认为“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忽然发生变化所引起的收缩效应”、“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调控的累加效应”、“通货膨胀对宏观调控的收缩效应”三个因素使“我国实行多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开始产生明显效果”，同时他还判断“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承受成本上升的能力已近临界点，宏观调控力度也走到边缘”，“本轮美元贬值周期也许已经结束，作为贸易结算的货币功能，人民币已无多大升值空间，或可告一段落”，因而建议“在此时期，如果仍然一味地继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调控过度的局面，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

于学军在上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本轮通货膨胀的性质，指出“当前我国发生的明显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发生的通胀有本源性区别”，“本轮发生的通货膨胀却不是我国自身主动过多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而是由于中央银行被动吸收过多的外汇资金从而导致人民币过多投放使然，因此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本源并不在人民币，而是背后的美元泛滥。这就决定了本轮通货膨胀在本质上是一种外生性通货膨胀”；因而提出“在治理中应采取与以前不同的对策”：“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是由美元泛滥造成的，具有深刻的国际大背景，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一国事务，因此单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手段、政策难以奏效”；“原因是引发通胀的货币本源并不在中国及人民币，而是美国及美元。因此，控制通胀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央行的手中，而在美联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要求央行用货币政策强行控制通货膨胀，那将是力所不能及的，甚至是选错了方向，用错了工具”；而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实行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治理措施，具体包括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减税、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征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等等。

这些观点在当时也引来一些争议，有学者撰文批驳，认为不能放松宏观调控力度，更不能用财政手段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等。但今天看来，他的这些观点大都得到了随后实践的验证。对宏观形势的判断与政策效果的分析如此有远见，正是反映了于学军看问题的敏锐与睿智。

三

当去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加速下滑之时，今年6月又看到了于学军的新作《以防御性策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他首先通过分析认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可以从多个方面、视角去解释，但根本原因则可认定为：现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确存在着系统的不合理性，而华尔街及人性的贪婪又从中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进而认为全球经济何时才能复苏重振应该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为原来坍塌的那座虚幻的金融大厦，是在多个参与主体、多个环节、多个层次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是非常复杂和完善的一个结构体系；并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形成过程经历过长期孕育、生成和发展的诸多阶段。现在这个复杂而虚幻的结构体系彻底破灭了，若重新恢复并不可一蹴而就，仍需要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生成、发挥作用，形成一个新的结构体系”，“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超过我们原来的预测，甚至是长期的、深远的，或许5年都难以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既是如此，“我国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困局，关键原因即是外贸出口受挫，从而使中国产能过剩，继‘去库存化’之后又面临着‘去产能化’；而外贸出口下降皆因美欧等主要终极消费市场遭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所致。因此在短期之内，只要外贸形势得不到彻底好转，中国经济增长困局便难以根本改变，‘去产能化’仍需假以时日”。

面对危机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难以一时好转，现阶段我们需要制定怎样的政策？于学军认为，一是“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三是“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四是“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

危机面前，于学军表现出一个专业学者的冷静，主张以防御性策略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不必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指标，眼前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而长远需要寻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即突破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形成以内需为主或内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新模式。这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经过深思之后贡献的又一政策建议，应当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相信并期待这一正确的建议能够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有效的体现！

四

于学军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之所以能有如此的真知灼见，能取得今天令人欣喜的成就，我认为从他身上至少可以提炼出三处难能可贵的研究风范。

第一，长期坚持观察、思考、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持之以恒，几十年如一日。宏观经济之高深、复杂，非信手拈来拍脑袋就能侃侃而谈、指点迷津的。于学军作为一个官员，不为各种名利所诱惑，不为繁忙的工作所难倒，20多年来乐此不疲，全身心地倾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思考与研究。开始时也许全凭着一种个人的兴趣，他除了喜欢打乒乓球外，最大的爱好莫过于研究与谈论宏观经济形势，到如今他仍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宏观经济，恐怕要说是他有着一个学者的高度责任心与使命感。他曾在博士论文《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年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后记中承诺，每五年根据新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以及自己的研究所得，出一个修订本。五年后的著作《从渐进到突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便是他实现的诺言。正是有这样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与思考，练就了他今天令人钦佩的洞察力与判断经验。

第二，视角开阔而又独特，始终以全球化、国际化的宽阔视野考虑与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但又坚持从货币视角洞察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从全球观的角度观察中国任何问题，本是应有的正确角度，许多人也都能想到，但真到了观察和分析问题之时，又往往置于不顾，抛之脑后。对于这一点，于学军始终能立足于全球宏观的高度把脉中国经济问题。而且，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紧紧抓住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货币又是金融的基础，在国内较早开创了从货币视角思考与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先河并始终坚持不懈。正是这种开阔的视野，独特的视角，才使他提出了诸多独到而又犀利的见解，同时也为人们解开宏观经济种种之谜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第三，从实践中来，到现实中去。于学军的许多独到见解，得益于他从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得益于他源于对现实经济的理性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经济学家真能这样去做呢？在经济研究中摆弄理论模型、玩弄拗口文字，结果离现实经济却越来越远。这是当今经济学之悲哀。于学军身为经济学博士，在他著作中从未有深奥模型，但是他能通过优美的语言，浅显清晰的数据，剖析经济问题入木三分，解开经济谜团通俗易懂，实现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的完美结合。阅读他的著作，始终让人感到是一种享受，这才是奉献给读者最好的礼物。

当然，我并不认为，于学军今天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已尽善尽美，更何况经济形势本身就难以捉摸。但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像于学军那样，坚持不懈，将兴趣爱好与责任感统一起来，坚持全球货币分析视角与中国现实经济相结合，再深奥的中国经济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王维安

2009年秋于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