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发现问题的深度与理论上的深度开掘
中国古典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中成熟较晚。但当唐代传奇小说的体制一露头角，便展示出中国古典小说独具的民族特色。其中叙事语言的文言化和小说叙事中的诗词引用这两个特色为学者们关注——前者，直接导致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分野：用文言文叙事者，属文言体小说，而后出现的用白话文叙事者，属白话小说。后者，则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中同时存在，以至小说叙事中“引入诗词”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文言抑或白话）的标志性叙事模式，甚至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文体显著的中国特色。
对于古典小说叙事中“引入诗词”，学界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大抵以西方小说叙事理论为轨范，将小说叙事与诗词抒情对立起来，认为古典小说引入诗词为大弊；褒之者，则往往只是从诗词如何在小说中发挥其固有功能、并在小说叙事中产生特殊效应等视角进行研究和评判。众说纷纭。梁冬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独具慧眼，特将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话本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将视域聚焦在话本小说与诗词的“关系”上。力图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寻释前人未曾涉及的、有关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文体生成的原生态流程，并由此为起点，洞察该流程的演化、变异、流播、转型、回归等一系列文体发展的自身逻辑。这种在动态中对于历史遗存的辨析、甄别，使得有关文献在论题逐步开展与深入的过程中成为活色生香的、有序的外在系统结构——表现出作者缜密的科学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当然，也为整部著述的理论，提供出系统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献证据。
作者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分别从文体特征、创作方式、叙事方式各角度展开研究，系统、全面地阐释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艺术特征及其效果，尽量“进入过程”，透视话本小说与引入诗词的关系的历史进程。牢牢抓住三条衡量尺度：一是话本小说作为“话本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二是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演变；三是话本小说的叙事方式。从而对话本小说体制演化、编创方式、叙事方式、叙事模式转变、文本变易与引入诗词的关系作全面的考察，可谓牵牛得鼻。
该著论述过程始终以话本小说体制为中心展开，以叙事方式为重点，以编创方式为难点，以文本变易为流传研究，其中每一章均以话本小说发展各阶段的演进过程、特点为中心考察话本小说与引入诗词的互动关系。如第一章专章探讨话本小说体制演化与引入诗词的关系。指出：诗歌偶然入子史之书的方式成为叙事性散文引入抒情性诗歌的最早形式，不过比较稚嫩。唐代俗讲、变文散韵结合的体制是话本小说体制形成的直接渊源。本事诗、诗话的“诗”与“事”之间的内在构成关系是话本小说编创时组合“诗”与“事”关系的范本。使人信服地彰显出中国古典小说中“有诗为证”的文本前源。尔后，以宋元话本为依据，条述“有诗为证”在话本体制的逐渐成熟中趋于程式化与规范化。但到了明末清初，拟话本体制的“分回”及“中篇化”，“体制压缩”及“笔记化”，使得话本小说引入诗词的程式发生结构性改变，诗词引入量明显减少，同时出现小说编创者自撰诗词增多、套语减少的现象。很显然，作者在辨析话本小说“有诗为证”之特征时，一开始就找准了两条纲绳：一是话本小说自身发生、发展、成熟、演变的线索；二是中国古典诗歌与叙事散文相互渗透、互相影响、互相包容而又各守家门、融通发展的历史线索。这，正是该著总论立论的基本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已经昭示出著者能够超越前辈，独辟蹊径，自发奇响——因为作者站到了发现问题、辨析原委、作出结论的制高点上。
由于这种辩证的历史眼光，遂使得其后几章的论述，亦紧扣历时性的线索，竭力从历史源头逐渐往下伸展探究的触角；横向则笼括共时性历史遗存，巨细无遗，细辨细考，娓娓道来。如第三章专论“话本小说叙事方式与诗词的引入”，这是该著的重点，也是作者展开论述的难点。之前尚无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
第一节谈“抒情性诗赋如何融入叙事性小说”，便直追“诗骚”和“史传”之源。这很有必要。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有诗为证”，正是源于中国学术启蒙阶段特重诗学传统的缘故。“诗”乃中国文统的主脉。大家习惯上喜欢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没说中国是一个“文的国度”，就最为平凡地道出了这个事实。《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十三章云：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先学诗，而后能言”的为学信条。那么，“史传”正是史家“立言”之书，其中叙述言事，当然就必须引诗作为自己“博学”的证据和“能言”的执照。于是在小说“能言”的叙事中，动辄“以诗为证”亦自成一种定格。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其源头又大数出于“史传”，故唐人小说名之曰“传奇”和“讲史”。既然“史传”之与诗有如此渊源，那么后来小说往往“以诗为证”作为固有程式，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可贵的是，著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对于中国叙事的“诗入”传统再去做深入剖析，而是扣紧文学体式所呈现的“诗入叙事”这一学理性现象，分别从雅化文学之赋体被小说引入与转用，民间俗词、曲子被小说家化用，以及诗词曲赋中属“艳情与体貌描写”之内容者被小说引入与消化的具体实例，考辨抒情文体是如何融入叙事性小说的。接下，继续以话本小说为例详论赋赞多用于描写抒情，近体诗多用于评论，签词偈语则多用于情节设置，这种“抒情诗词赋”“进入小说叙事”的特殊功能，得出“诗词成为生发故事的结构核或线索”，而“预兆型诗词是设置悬念的重要手段”等结论。均以原创或改编之话本为依据，中肯稳妥。
第四章实际上是第三章未完话题的拓展。围绕“话本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诗词引入”的关系而伸延。话本这种叙事模式的变化，著者也是从史的线索来进行梳理：“宋元话本，为说话念诵需要，以描述型诗词为主；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为案头出版需要，以评议型诗词为主；清中叶以后，拟话本小说为满足抒写编创者人生理想、发表对社会现状不满的需要，以引入俗化了的议论型诗词为主；即使有为满足情节需要的诗词，也是向才子佳人小说诗词唱和的风气靠拢，回复明前中期传奇小说的叙述模式，数量庞大的诗词隔断了叙事的流线发展，整体上来说，话本小说故事情节弱化。”但话本小说作者为了“补史征实”的需要，在叙述中反而又增加了“用于议论的诗词”。这么客观地对于论题所涉及视域的全面观照，以及正反考察，正是该著所提出问题和所下结论处处显得平实而又不乏新见的主要根源。其间由“有‘我’无‘诗’”而论及“叙述者、叙述视角的转型”一节，尤能新人耳目。
细读该著，读者还可以发现：著者在对于话本“史”的线索（小说历史遗存文本以及历代学人的评价体系）进行研究、甄别和考识而得出独自见解时，往往还留意着对于“人”的研究视角和论述线索——也即注意了从编创者、传播者（说书人、书商）和接受者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去探析引入诗词与话本小说创作叙事模式的改变。这就使得论题具备了多维视角：不仅仅是在谈小说文本，而是在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文化商品受众接收心态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观照。如第五章开篇即指出：文本变易是由话本小说编创、传播过程的特殊性所致。通俗小说基本上经历过世代累积的编创历程，世代累积过程中，如果遇上天才文人参与改编，才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伟大的著作，如通常所说的四大奇书。模仿，是中国通俗小说编创过程的历史选择。“三言”、“二拍”即得冯梦龙与凌濛初之力整理、编辑、模拟、创作，才能在即将散失殆尽的时候重新繁荣，一直流传。续书、仿书、翻案小说、选本也是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与传播、影响过程中存在的一大特色。因此，同一题材，同一故事，往往被改编、翻新，形成新著作或者新文体，继续为读者接受与欣赏。话本小说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像章回体小说一样，以续书、仿作为主，而是以选本为主，兼及改编、海外翻案等形式。文本变易时，除了情节、主题发生变异外，作为话本小说体制象征性标志的诗词引入也不可避免发生变化。”著者在论毕“民间俗词曲子之化用”后又说：“为什么为市井细民服务的‘说话’、‘话本小说’引入如此大量的诗赋，既不为编创者舍弃，也不为听众（读者）抛弃。因为这是来自他们自身生活的语言、文学与心声。”
小说引入诗词，本来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是一个老话题了。但这个老话题被梁冬丽洋洋洒洒谈得如此有根有蒂，新见叠出，我觉得真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面，是有扎实的功夫在的，是有含辛茹苦的艰辛在的，是有作者在博观约取中独到的敏锐思维在的。非博览群籍者不能如是，非熟读原著者不能如是，非谙熟中国古代小说历史者不能如是，非高屋建瓴、纵横捭阖、深思熟虑者不能如是。梁冬丽是了。如是为学者。祝贺！从心底里庆贺该书出版！
是为序。
沈家庄
二○一三年八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