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盛夏，初晨，帝国的中心北京，太阳还在地平线之下，暗紫色的夜空繁星点点。此时的紫禁城，在御林军、神机营三千亲兵护卫下，比平时更显出雄浑、森严的气魄。微风拂过，高悬于午门之上的黄龙大旗猎猎作响。午门之外，16名御林军军卒竦立于临时设置的两座大彩亭旁。由此而入，太和殿东楹下以及丹陛正中，各有一座由礼部和鸿胪寺官设立的黄案。銮仪卫已经在殿前准备好了卤簿法驾，皇家乐队也早已准备完毕，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檐下两旁，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两旁。丹陛之上，是诸位王公；丹墀之内，则是文武大臣，他们身穿朝服，按品级排位，肃立候驾。仪式的主角—新科进士们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按名次排位，立于文武百官之后。这一天是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此处即将举行的，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进士—甲辰恩科进士的传胪大典。
曦光微现，礼部堂官一路小跑至乾清门，奏请皇帝起驾。不一会儿，300名御前侍卫护卫着光绪皇帝入太和殿升座。韶乐奏起，丹陛之下，司礼手执丈余长的皮鞭，由下挥舞，回旋而上，但听“啪！啪！啪！”三声鞭响，清脆悦耳，响彻云霄。之后，丹陛大乐奏起，读卷大臣等官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大学士进殿，从东楹的黄案上取出黄榜，授给礼部尚书，陈放于丹陛正中的黄案之上。鸿胪寺官员引导新科进士就位，然后开始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策试天下贡士谭延闿等二百七十三名。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传胪官接着唱“第一甲第一名刘春霖”、“第一甲第二名朱汝珍”、“第一甲第三名商衍鎏”，每人都连唱三次。但见三人从队伍中出列，由传胪官引至御道左右跪下。之后传胪官继续唱名，但不引新科进士出列。[1]
“第三甲三十九名熊范舆。”听到这一句，队伍中央一名中等身材、略有髭须的新科进士身形微微一动。他，正是本书的主人公—中国最后一科进士、20世纪初留日英杰、清末立宪运动先锋、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家、民国初年贵州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枢纽人物—贵阳人熊范舆。
此时的熊范舆，晨风中耸立于茫茫人群，显得孤独而又倔强。回想起在贵阳、兴义求学讲学的过往，贵阳乡试、开封会试、北京殿试一路走来的历程，他的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考中进士，是天下无数士子一生的期望，意味着家族的无上荣耀和未来的大好前程。然而望着这劫后余生的宫殿，看着那神情郁郁的皇帝，他不禁心潮起伏：这偌大的古老帝国，接下来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中国之外又是何种光景？自己又该何去何从？此时的他，有兴奋，有期待，有彷徨，有伤感，而最多的还是探寻未知世界和一展宏伟抱负的迫切心愿。他的进士同年，此时殿前站着的两百多人，似乎也都有同样的困惑和希望。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正在经历的盛典竟然会是千年科举制度的绝响；更不会想到，自己将要经历的，竟是中国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接下来的一个时代，竟会如此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十六年后，深秋时节。远离北京2300公里的贵阳城，虽然已经落叶纷纷，但由于“黔军”警卫营最近刚从重庆返回，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萧索冷寂的样子，反而因为本省子弟兵的归来，到处透着些许热闹。
不过，今天的空气中透着一丝紧张意味。天空阴沉沉的，高原之上，一片一片的黑云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深夜，警卫营营部，营长孙剑锋一脸严肃，正对手下的军官们分配任务：
“一连长贺永顺，你带两个排，负责解决凌国先部！”
“是！”
“二连长陈子清，你带两个排，负责解决张三元部！”
“是！”
“三连长张文藻，你带一个排，负责逮捕郭重光！”
“是！”
“华云先，你带一个排，负责逮捕熊范舆！”
“是！”
“**，你带一个排，负责逮捕何麟书！”
“是！”
说到这里，孙剑锋略微松了一口气，抬起头对林子贤说：“林副营长，你率机关枪连，向督军署警戒，负责老东门到大西门一带。我就在营部，等候大家消息。” [2]
各人领命而出。孙剑锋却又追出门外，叫住执行逮捕令的三人，低头耳语几句，才挥手让他们分头而去。
与此同时，在城中顺城街旁的一所大宅院里，两个人正在激烈地争论：
“大兵返城，表面上安安稳稳，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乱子。铁岩兄，你最好还是出城避一避。”
“家慈在堂，一门老小，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王电轮自从借款不成，这两年步步紧逼，虽然你做过他的老师，但现在这个时候，至亲都能相残，师生之情就更不算什么了。”
“电轮跟如周到底有甥舅之情，我是他老师，也算得上是亲戚，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幼苏被刺，协陆被逼得自杀，他们那伙人真要干起来，哪管你亲戚不亲戚。再说，电轮远在沪上，就算他没有这意思，也管不了眼前的事。听我一句，先出去避一避吧。”
“我不能走，也不想走。”
这所大宅院，就是在贵阳城颇有知名度的熊家大院。劝说者是贵州省政府教育科长桂百铸，坚持不走的正是宅院主人—贵州省政府秘书长熊范舆。桂百铸无奈之下，只得离开。[3]
熊范舆立在前院，盯着迷茫夜色中堂屋前的那块匾，匾上的“慈闹燕禧”四字若隐若现。堂屋大门挂着一幅对联，东边（右）写着“创业维艰守成宜慎”，西边（左）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此时看去，迷迷茫茫，竟有某种凄迷诡谲的意味。
不一会儿，一名杂役从外面仓皇赶回，报告说：“老爷，街口已经架起机关枪，大兵们盘查来往行人。就算不走，您也要出去躲一躲啊！”
全家出走，势已不能。而丢下家人独自避祸，又心有不忍。念及此处，熊范舆长叹一声，吩咐全家老小各自回房安歇，自己则在堂屋的太师椅上躺下。堂屋的墙壁上，挂着挚友姚华相赠的一幅简笔画，寥寥数笔，一盏吐焰的油灯跃然纸上，在屋中枯烛映照下，影影绰绰，忽暗忽明。
深夜已至，秋风萧瑟，无尽的黑色笼罩一切。城中万籁俱寂，早已是入梦时分。忽然传来阵阵喧嚷，大院墙外脚步声杂沓而至，火把的幽光透过缝隙照进院子。接着就是一阵“砰砰砰”的打门声。门房战战兢兢地打开大门，七八个士兵先后涌了进来，将门房一脚踢开。只听得“砰砰砰”三声枪响，熊范舆趔趔趄趄地倒在堂屋台阶下桂花树旁，鲜血直喷出两三尺远。里屋的家人们闻声冲出，却被士兵们端枪拦住。在一片呼天抢地的哭喊声中，士兵们将他放至前院两棵巨树间的平台上，砍下头颅，又在各处房间搜罗一番，然后扬长而去。
这一天，是民国九年（1920年）11月11日。当天凌晨发生在贵阳城的这起血腥事件，后人称之为“民九事变”。
十六年间，从贵阳到北京再到贵阳，从新科进士到贵州政要，从踌躇满志到突然遇刺身亡，熊范舆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周折？为何刚过不惑之年，他竟落得如此惨烈的结局？个人命运的起伏背后，是否还有着更复杂的时代和社会因由？这一切，都需要从头说起。
[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35页。
[2]林子贤：《贵州“民九事变”亲历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年版，第135页。上述对话，系本书作者依据林子贤的回忆所摹写。**代表负责捕杀何麟书的排长，具体姓名林子贤后来已记不清楚。
[3]桂百铸是熊范舆老友，“民九事变”当晚曾劝熊出走避祸（桂百铸《刘显世集团内部斗争散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79年版，第129—130页）。上述对话，系本书作者依据桂百铸的回忆所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