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波二折的甲辰恩科

熊范舆在1903年8月的贵州乡试中顺利考中举人，依照惯例，次年春即可赴京参加全国性的会试。然而，几年来关于科举停废与否的种种议论，已经难免让艰难跋涉在科举应试道路上的读书人对于未来心生疑惑。加上这次会试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河南开封举行，会试中试后，再赶到北京参加殿试，可谓“一波二折”。

1. 甲辰恩科的由来

清朝定制，每逢子、卯、午、酉之年为乡试“大比之年”，次年即丑、辰、未、戌之年则为会试（及殿试）之年。乡试通常在农历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考官一般由皇帝钦派，考试地点则在京城及各省省会；会试自乾隆十年（1735年）起，于农历二三月间在京城举行，故称“春闱”，会试之后次月在宫中举行殿试。乡试、会试均为三年一次，为正科。正科间隔期间，如遇朝廷庆典或特别盛事，则加试一科，称为恩科。如果乡试为恩科，则次年举行的会试亦称会试恩科。

1903年为癸卯年，并非会试之年。1903年、1904年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接连举行，并非三年一次；会试地点也不在北京，而在河南开封。1904年甲辰科本为正科，却又称为恩科。为何会出现这些非常规的现象？

原因还得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说起。1901年是辛丑年，本应举行会试。然而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狩”，一路逃至西安，直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才经河南、山西返回北京，其间还在开封逗留将近一个月。时局如此动荡，清廷自顾不暇，既无心、也无力开科取士。直到两宫返京途经开封时，才颁下谕令：“明年会试，著展至癸卯举行；顺天乡试，于明年八月间暂借河南贡院举行；河南本省乡试，著于十月举行；次年会试，仍就河南贡院办理。”[1]于是，1901年的辛丑正科会试就被推迟到癸卯年（1903年）举行。1900年为庚子年，本应举行乡试，也被推迟到1902年补行。

据当代学者研究，此次考试地点改在开封，有多个原因。[2]首先，北京的贡院被八国联军烧毁，本应在此举行的顺天乡试以及会试，均无法依照惯例举办。其次，《辛丑条约》明确规定，在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区，如山东、直隶等地，五年内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河南义和团并不激烈，在此举行科举考试，不致引起外交纠纷。再次，慈禧、光绪驻跸开封，认为那里地处中原，交通便利，离北京亦不远，便于全国举人前往应试。最后，河南贡院占地颇广，条件亦佳，也有能力举办全国性的考试。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1903年，河南贡院于农历三月举办了补行的辛丑科会试，八月举办顺天乡试，十月又举办了河南乡试。[3]一年之中，在同一贡院举办两次乡试、一次会试，这在千年科举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1903年刚刚举办过会试，次年是甲辰年，又逢会试正科之年。此时大清帝国的统治危机并未稍有缓解。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清政府却置之度外，任凭他国将自己的国土当作战场。值此内忧外患之际，朝廷大臣们对于是否立即停废科举议论不休。然而，这年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于是该年的正科不仅不能停止，依照惯例还要改为恩科，以示皇恩浩荡、天下归一。这就是甲辰恩科的由来。因为北京的贡院仍处于被毁状态，甲辰科会试同样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办。

对于熊范舆以及同场竞争的几千名举子而言，参加会试并且金榜题名，是他们从一开始走上科举道路时即已确立的终极目标。经历了庚子以来的风风雨雨，甲辰科会试依然按照惯例举行，这使他们仍有可能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过，正如姚华在当时一首诗里描述的：

浩劫经庚子，春闱又甲辰。

制科沿旧习，问学惭新民。[4]

在时代变迁的趋势已经展开、新旧转换的苗头已经显露的形势下，他们对于这次考试的感触也变得更加复杂。

2. 走出贵州的漫漫途程

会试是全国性的考试。为了赶上考试日期，边远省份的士子必须提前起程上路。比如，来自岭南的商衍鎏，为了赶到开封参加1903年春季补行的辛丑科会试，当年正月即从广州出发，先乘海轮来到上海，然后换乘江轮，溯长江而上，至汉口换乘火车，到信阳后再改坐骡车，早行夜宿，一路风尘仆仆，这才抵达开封。[5]而一名来自云南的士子，则在上一年十月即从家里出发，转年二月末，才赶到开封，一路极为辛苦。[6]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州去往外省只有水路和传统的驿道，尚无铁路、公路。直至1927年，贵州主政者周西成在广州购买了一辆美制雪佛兰轿车，可是这辆汽车只能通过水路，经西江、榕江运至黔南三合（今三都县），上岸后拆散，用人力辗转抬到贵阳，再重新安装起来，供周西成在环城路和城里几条街上乘坐。较大型的卡车，则在上海将整车拆开，通过轮船运到重庆，再由重庆委托人力运输行挑抬到贵阳附近，重新组装起来，每运一辆中型卡车约需人夫40名，费时约一个月。[7]清末民初贵州交通条件的落后，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20世纪初的熊范舆而言，走出重重大山包围的贵阳，前往位于中原腹地的开封，这一路更可谓漫漫途程。此前熊范舆一直在相对闭塞的贵州求学、教书，这是他第一次跨出贵州省。[8]

由于熊范舆的诗文手稿现已不存，我们没法直接了解他一路上的体验。不过，与他同一时期进出贵州山区、后来同样留学日本、相继担任北洋法政学堂监督的贵州遵义人黎渊，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旅途诗文。1897年，黎渊从四川返回贵阳参加乡试，留下一首题为《夜宿山驿》的诗，描绘了穿越黔巴山区的旅行感受：

几曲羊肠万岭环，篮舆初试旅行艰。

程荒宿客争投店，地僻村人早闭关。

一角土墙围夕照，数椽茅屋背寒山。

此情隔世应能忆，月黑猿声在百蛮。

他还有一首诗，描写应试之后夜宿破落的旅馆等待考试结果的情形：

凉宵山馆驻行滕，袱被萧然似野僧。

四壁秋风千里梦，半窗斜月一昏灯。

枕边饥鼠窥墙隙，云外哀猿隔岭层。

此夕棘闱官烛下，姓名知否庆龙登。[9]

1899年，黎渊前往日本留学。他的旅行路线是出贵州，经重庆，下三峡，过汉口，间游苏州，然后从上海乘船东渡日本。途程漫漫，其中走出贵州山区的感受最为复杂。一路上大山环绕，山道崎岖，行旅孤单，不禁令人意兴阑珊：

墙棘牵帷柳拂鞍，晓冲烟瘴怯衣单。

人经旧地心如醉，路入平原眼渐宽。

古驿霜高长铗冷，荒村月落短檠寒。

出山纵有为霖志，不待云归兴已阑。

山路险要，让人战战兢兢：

悬崖如剑倚晴空，木杪危桥一线通。

至竟艰难输蜀道，不堪人事又秋风。

天垂芜野双峰处，路入松泉乱石中。

立马乡关何处是，万山堆里夕阳红。

行路不久，便要投宿于简陋的乡村旅店：

百里投村馆，孤怀便异乡。

破床愁蟹虱，虚壁走蜣螂。

虫语秋灯驿，花阴斜月墙。

东征此初轫，前路感茫茫。

天刚蒙蒙亮，又要开始一天的匆匆行程：

旅馆晨鸡动，开门促晓装。

清霜一庭白，斜月乱山苍。

栈马刍仍恋，闺人梦正长。

自来行役苦，何况是蛮乡。

好不容易走出连绵的群山，又一个夕阳西下之际，终于进入一片平原地带，眼前的桐梓县城却还不如一个村庄大，而且城门已经关闭。晚上留宿旅店，竟然在墙壁上发现了两年前先人留下的诗文，顿时百感交集，痛哭一场。

从桐梓县的松坎至四川綦江县，又是一段崎岖难行的山路。同治年间贵州巡抚林贞伯筹资进行过整修，还修建了一座名为“闷头箐”的山间楼阁，以便行人休息。然而几十年后，这段山路又变得难走了：

乌亭鹭堠壮黔州，马足车尘倦蜀游。

地险炊烟依堡聚，年深官道失时修。

只今山阁余题额，终古行人说闷头。

日暮猿声荒箐远，蚕丛西望不胜愁。

历经千辛万苦，走过山山水水之后，旅途生活终于能够让人适应了，旅客的心情也振作起来。即将走出大山之际，心头不禁涌上一份豪情壮志：

琴剑西风早别家，云山满目是天涯。

途长渐觉乡音换，客久还欣饭量加。

马首夕阳峰万点，蝉声疏柳路三叉。

男儿欲遂桑弧志，敢为崎岖惜鬓华。[10]

过了綦江之后，很快就抵达重庆。重庆历史悠久，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文化发达，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与偏僻落后的贵阳相比，算是一个大都会。

四年之后，为了前往河南开封，熊范舆走上了相同的出山之路，至重庆，经三峡，至汉口，再北上河南。熊范舆没有留下相应的旅途诗文，但与黎渊一样，他也能够充分体会到山高路远、行旅艰辛、途程漫漫的感受。不过与黎渊相比，熊范舆更加幸运。这次走出贵州，前往中原，熊范舆并非一人独行，同行的还有经世学堂的同学唐桂馨、于德坤等人。多人结伴，亦可稍微纾解千里跋涉之苦、行旅孤单之闷。

熊范舆等人到达开封后，与从北京赶来第二次参加会试的同窗好友姚华相遇。他乡遇故知，自然兴奋异常。应试之暇，开封的名胜古迹如大相国寺、铁塔，都留下了他们参观的足迹。

关于贵州士子在开封，后世还有一段颇值玩味的记载：

于德坤，字业干，贵州贵阳府贵筑县人。夙与同里熊范舆游，范舆急功利，持论恒相左。清甲辰，同赴河南会试，途次谈种族遗恨，复相契，相约致力革命，不入试场。榜发，范舆竟中式，德坤知其非吾徒，独浩然去国。[11]

熊范舆与于德坤一同赴河南参加会试，当为确事。二人早年同为经世学堂学生，相交甚笃亦有可能。但他们究竟有没有相约革命，“不入试场”，并无确证。于德坤后来赴日，参加同盟会，1912年作为国民党贵州党务特派员返黔，遭到暗杀。后来的贵州革命派人士平刚为于德坤作传，将其被杀认定为熊范舆与唐继尧、刘显世等人的密谋。[12]彼时熊范舆尚在云南，所谓参与暗杀于德坤的密谋，从主观动机和客观行动方面，均无法得到证实。平刚为于德坤作传时，已是政治斗争高于朋友私情的革命年代，此时熊范舆已经作为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而被载入史册。平刚作为革命派人士，不能排除他是否有以后事推定前事，或者自行想象的可能。

3. 紧贴现实的末科会试

癸卯、甲辰两次会试，除了都在河南贡院举行之外，在考官的任命上，亦与往届大不相同。按照惯例，考官都是在开始考试的前三天任命的。而且一旦任命之后，当即进行隔离，连家人也不准见面，以防舞弊。而癸卯科和甲辰科考官的任命，在时间上都要早得多，比如癸卯科会试的一个月前，清廷就任命大学士孙家鼐等人为该科考官。提早任命考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会试地点不在北京，而在千里之外的开封。考官从北京前往开封，路上所费时间不短，再加上行前的准备，一个月的时间并不算宽裕。

甲辰科的考官也是提前任命的。此次会试，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裕德为正考官，吏部尚书张百熙、都察院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为副考官。这几人都是颇具革新意识的清朝大员，张百熙更是科举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们带来的试卷，与之前的各省乡试一样，遵循了1901年清廷诏令中关于科举考试内容的规定，在形式上不考八股试帖，改试策论（即议论文）、经义，并且试题内容比上年的癸卯科更加贴近现实。

按照清朝定制，会试共分三场，以三月初九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于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也就是说，考生要在三月初八入场，十六日出场，在考场内先后要待上九天。[13]这就意味着，科举考试不仅要测试读书人的智力，同时也要考验他们的体力。

三月初九，第一场开考，内容为中国政治、史事论5篇，题目分别为：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14]

这些题目显示了出题者的良苦用心和现实关怀。第1题，明显反映了清末地方坐大、中央势微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于集权体制下地方分权问题的关注。第2题旨在考察士子们对边疆以及中外冲突问题的认识。第3题针对改革路径的激进抑或渐进问题而设。第4题的主旨是宰相与朋党的关系，显然与当时袁世凯等汉族大臣权倾一时、树大根深的实际局势有关。第5题古今比照，力求探寻当时列强环伺下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也是5道题：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15]

显然，第二场的考题与现实联系更加密切，指向性更加明确，涉及教育改革、国际秩序中的名与利、制度变革过程中如何适度聘用外国顾问、西方农业经济学与中国传统农学的结合、华侨保护等诸多问题，旨在考察士子们的国际视野、西学修养以及汇通中西知识应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

第三场，阐释“四书五经”要义，共3道题目：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2.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3.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第三场考试与过去一样，从“四书五经”中选取题目，主要考察士子们对传统儒家世界观、价值观的认识。内容虽然与过去差不多，但摒弃了八股文程序，士子们的答卷也更加恣意开放，敢于破除陈规，提出新意。[16]第3题尤其值得注意，题目本身立场鲜明，颠覆了传统的贱商观念，要求考生以商人、商业为本位展开立论，体现了清末重商思潮的兴起。

从会试试题可以发现，清朝末年统治集团确实有改革图强的意识和努力，但与此同时，置身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们仍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以至于在严肃的科举考试当中，仍不忘向全国知识精英访求新形势下的治国安邦之策。

试题内容和形式的变动，对不同士子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熊范舆来说，考试规制和内容的变化是个利好消息。他曾经在学古书院（经世学堂）求学，深受严修和雷廷珍的影响，早已不是一个眼光狭窄、汲汲于八股试帖的传统知识分子。革新、立宪的思想，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初步萌芽。与上一年的贵州乡试相比，这次会试的题目更加贴近现实，所涉及的问题，熊范舆以前就算没有特别关注过，想必也早有涉及。

会试的结果说明了这一点。四月初十（5月24日）发榜，共取中273名。会元（第一名）为湖南人谭延闿，姚华、熊范舆、唐桂馨等贵州籍士子亦从全国几千名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科贡士，获得了殿试的资格。

以往历科会试，士子们的答卷往往要由专门的书手用朱笔誊录后，才能交给阅卷官评阅，以免考官凭字迹判断考生信息。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更多的科举考卷留存下来。或许由于统治者对科举制度已经感到可有可无，又或许是在京师之外仓促举行之故，甲辰科会试废除了誊录环节，考生的墨卷直接呈送读卷官。[17]加上清末政治混乱，随后科举制度又被废除，前人的考卷对于后来人读书应试已无借鉴价值，不再受到重视，散佚更多。当代人编纂的《清代朱卷集成》，汇集了现今遗存的几乎全部清代科举考卷，然而关于甲辰科会试，只收集了沈钧儒等12人的墨卷。[18]很可惜，熊范舆的答卷并不在其中。

4. 金榜题名的荣耀与失落

会试之后，紧接着就是殿试。殿试为等额考试，虽然所有参加殿试的人都将金榜题名，但金榜上的题名次序，将直接影响每位新科进士今后的官运。会试发榜不久，姚华、熊范舆等贵州同乡即结伴北上，赴京为殿试做准备。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举考试时间一般为旧历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而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考虑到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到北京，于是殿试时间推迟一个月，五月二十一日（7月4日）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此次殿试，考官阵容更加强大，分别为王文韶、鹿传麟、陆润庠、张英麟、葛宝华、陈璧、李殿林、绵文，均为朝廷重臣。

当天黎明，近300名士子从东华门至中左门，再行至保和殿。考生入殿后，可以随意选择位置。不过大殿宏阔，前面几排光线尚好，后面几排则较为阴暗，来得稍晚的考生甚至转移到了殿前廊下。殿中的试桌式样与炕相差不多，只有一尺多高，准备不充分的考生只能盘膝而坐。也有人准备得很充分，用藤筐装着考试用具，并且自备折叠式的考桌，届时将考桌打开，以藤筐为座椅，比内廷提供的试桌更舒适。过不多时，试题颁下，众人至中和殿台阶下面，双膝下跪，每人接过一张印刷在黄纸上的试题，再返回保和殿，开始答题。[19]

殿试题目共4道，是以光绪皇帝名义提出的策问，分别为：

1.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虽深居九重，而虑周亿兆。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无殊，而循良之绩，今不如古，粉饰欺蔽之习，何以杜之？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闻见，陶成之责，是在长官，故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犹有《周官》遗意，其法尚可行否？

2.三代之制，寓兵于农，自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岂因时而变，各得其宜欤？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三者各随其地之所宜，盍析言之。唐初置府兵，中叶府兵制坏，专用征兵，能详陈其得失利弊欤？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最为深切著明，能以今日情势互证之欤？兵强于学，学兴于教，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师人长技，可不深究其原欤？

3.《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注云：式谓用财之节度），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与各国之豫算、决算，有异同否？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能引申其旨欤？节流不外省冗费、裁冗官，施行之序，能筹其轻重缓急欤？开源之法，以农工商该之。今特设专部，悉心区画，整齐利导之方，能缕陈欤？

4.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宋世名儒毕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果人能自树立欤？抑师道立而善人多欤？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何道之从？[20]

与会试一样，殿试题目关心的也是吏治、兵制、财政、教育等当下极为迫切的实际问题，希望引导士子们认真面对现实，积极探求应时治世之策。

殿试对于字体、格式的要求极高，答卷时必须小心谨慎。当天突降大雨，使得原本就光线不佳的大殿更加黯淡。直到午后放晴，众人才得以任意挥毫。不少士子一直写到傍晚时分才交卷。[21]次日，诸位考官在文华殿阅卷。

殿试后的第四天为小传胪之日。考官将评选出来的前十份试卷呈送皇帝，钦定名次。黎明时分，所有考生立于乾清宫前，读卷大臣陆润庠唱名，排定前十名名次。一甲三名，分别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赐“进士及第”。之后，鸿胪寺官引领前十名进入养心殿，由光绪皇帝亲自接见。小传胪之后第二天，即7月8日，举办了本书一开始所描述的传胪大典，仪式极为隆重盛大。

科举制度已经即将走到尽头，但清政府对科举礼仪依然十分重视。传胪大典之后，还有一系列热闹纷繁的庆祝活动。礼部尚书将金榜安置于云盘中，一路吹吹打打，送至东长安门外的彩棚公开张挂。一甲三人由顺天府尹迎接、敬酒、簪花、披红，送他们骑马游金街。第二天举办恩荣宴，即“琼林宴”，所有新科进士均赴礼部参加筵席。过去，阅卷官人人必到，酒食丰盛。此次则在礼部大堂设二十余桌，稍显简陋。恭亲王溥伟出席，但不久即离席，新科进士们亦同时而出。[22]六月初一（7月13日），熊范舆与诸位进士同年赴国子监行“释褐礼”，表明自此脱去布衣，成为国家官僚。[23]

清朝中期以前，读书人中了进士，由礼部发给牌坊银每人30两，一甲三名每人另外加50两，用以在宗祠竖立牌坊。另外，礼部还要提请工部拨给建碑银100两，用来在国子监竖立一方高大的进士题名碑，刻上本届全体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让他们得以流芳百世。然而，甲辰恩科之时，国库空虚，进士牌坊银钱免发，国子监刻碑之银，也只能由进士们自己筹措。可能是因为经费原因，甲辰科进士题名碑的质量似乎并不甚佳，历经百年风雨，保存状况已经不容乐观。同样在国子监，康熙、乾隆时期甚至明朝所立的不少题名碑，字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辨。而甲辰科进士题名碑，字迹已然模糊，几乎不可辨别。

殿试之后，新科进士们的等第名次即已排定。但在发榜数日之后，还要进行一次“朝考”，以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称为“馆选”。朝考成绩是新科进士授官任职的依据。甲辰科进士朝考的时间为五月二十八日（7月11日），题目为“官所以养民，兵所以为民论”和“拨去浮文悉敦本实疏”[24]。考试的结果，谭延闿再次夺得第一，成为朝元；贵州人王庆麟居次；殿试一甲三名均列为一等；汤化龙、龙建章、李景濂等人名列二等，唐桂馨、熊范舆、姚华这几位贵州同乡则列名三等。[25]根据朝考成绩，熊范舆被授予湖南“即用知县”。

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此次甲辰科，熊范舆以三甲三十九名得中进士。高中进士，是传统时代读书人的无上光荣。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清代科举中式的平均年龄，生员（俗称秀才）为虚岁25岁，举人为31岁，进士为36岁。[26]熊范舆从乡试到会试一路冲关，26岁考中举人，27岁考中进士，在当时已属难得。对于来自西南边陲地区的熊范舆来说，经由科举入仕这一正统渠道，他便踏入了主流士人之列，走向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性舞台。

然而作为末科进士，熊范舆以及他的甲辰科同年，体验到的不仅是金榜题名的荣耀，也有新旧体制转换之际的些许失落。熊范舆的同窗好友姚华，在考中进士之后不久即感叹：“功名衰世薄。”[27]与清朝鼎盛时期不同，他们虽然成功地跃过了科举考试这道“龙门”，但不再意味着从此踏上了稳定的仕途。

由于内外局势的变化，清政府对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的安排任用，与过去有所不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戊午，清廷下诏，规定从1903年会试开始，“凡授编、检及改庶常与部属中书用者，胥肄业京师大学堂，俟得文凭，始许散馆及奏留。分省知县亦各入课吏馆学习”。[28]1904年年初，清廷发布《奏定进士馆章程》，计划设立进士馆，令新科进士入馆学习实学，“以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学习期限为三年，所学科目包括历史、地理、教育、法学、格致、财政、经济、军事、工业、农业等诸多方向。[29]进士馆的设立，是清政府因应时势、力求将科举士子培养成新式人才的途径之一。进士馆的入馆进士，多为授给翰林院庶吉士、内阁中书、各部主事等京官职位者，分发为各省知县者则不需入馆。

熊范舆被授予湖南“即用知县”，固然不必入进士馆接受“再教育”；但这仅是一个空的头衔，意思是说湖南省的知县职位一旦遇有空缺，就可以随时让他补用。可是，当时官位非常紧张，很多人苦等多年，都难以如愿以偿地补上“实缺”。这种情况，早在几十年前就很普遍。同治八年（1869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在一份奏疏里这样描述该省官缺紧张的情形：“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 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 [30]加上熊范舆来自相对偏僻的贵州，在朝廷和湖南官场，都没有多少可以援引的同乡前辈。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真正当上湖南某地的知县，真可谓遥遥无期。

不过，未能立即补上实缺、一杆子沉入基层，对于身处世纪变局之中的熊范舆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此时的熊范舆，刚从西南边陲来到帝国的中心，目睹劫后余生、新旧杂陈的京师气象，亲耳听到一些从未听过的新名词、新概念，由此更真切地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变。身处20世纪初中西文化大交汇、新旧体制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他未必要因循前辈士大夫的老路，而是有机会做出新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