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曾文
当我写完《隋唐佛教史》最后一节，心头感到轻松的同时，不由得再次想起和感激最初把我带进中国佛教历史研究领域的任继愈先生。当年若没有任先生好意让我参加由他担任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编写组，也许我现在也在研究佛教，然而可能不会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所处境况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笔者1964年9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刚刚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世界宗教研究所尚处筹备阶段，虽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但实际由北京大学代管。负责研究所筹备工作的主要领导就是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任继愈先生。我一进研究所，就得悉自己是正在组建中的佛教研究室成员，研究方向是佛教。至于是研究中国佛教还是外国佛教，当时并不明确。
按照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建所方针，计划逐步开展对影响世界广大人口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现状、理论和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过积累资料，取得成果，培养能够胜任世界宗教研究的人才。开始研究所的人不多，直到1964年底，成员仅增加到20多人。全所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和各个宗教的基本知识，同时编写反映世界各国宗教现状的《世界宗教动态》。按照分工，笔者负责搜集日本佛教现状的报章资料，并进行整理和研究，撰写反映日本佛教和其他宗教动态的文章。然而时间不长，全所成员奉命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接着便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所有业务陷于完全停顿的状态。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正常科研工作，担任所长的任先生决定主编一部《中国佛教史》，在约我交谈之后，正式分配我参加编写组，并指导我读佛教图书和搜集资料。此后，我按照编写计划和分工着手撰写第一卷的章节。
《中国佛教史》总体编写计划是：全书八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卷：东汉至三国的佛教；第二卷：两晋及十六国佛教；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第四五两卷：隋唐佛教；第六卷：宋元佛教；第七卷：明清佛教；第八卷：近现代佛教。本书从1978年开始撰写，第一卷（汉至三国佛教）在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至1988年出版第三卷（南北朝佛教）。此后增加了编写人员，开始着手撰写第四卷、第五卷两卷（隋唐佛教）。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过适应中国环境、国情、与传统文化和习俗相结合的民族化历程，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这一漫长的历程，大体经历了四大阶段：第一，从两汉至西晋（公元前后至4世纪初）——佛教传入和初传；第二，东晋和十六国时期（4世纪初至5世纪初）——佛教向社会各阶层迅速传播和普及；第三，南北朝（5世纪初至6世纪末）——佛教研究盛行，学派林立；第四，隋唐时期（6世纪末至10世纪初）——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立，标志佛教民族化历程基本完成。此后的佛教是作为中国的民族宗教进入持续传播和发展的时期。可见隋唐佛教在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任先生生前，《中国佛教史》第四卷估计已经完成，然而任先生一再表示要对书稿进行调整和修改，故直到2009年先生逝世也未能将书稿交出版社出版。至于我承担撰写第四卷中隋唐佛教的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完成，并将其中部分内容作阶段性成果发表。此后我个人撰写出版了《唐五代禅宗史》，实际已将第五卷中的禅宗部分完成。
笔者在任先生逝世之后就反复考虑能否在自己撰写书稿的基础上，大体按照前三卷的风格写出一部《隋唐五代佛教史》。便找出尘封已久的手稿重新审视和构思，最后决定将题目改为《隋唐佛教史》，立即着手付诸实行。想到自己从40多岁参与撰写《中国佛教史》，已度过了30多个春秋，现已年过古稀，若将已有手稿重新核对输入电脑，并且搜集资料撰写以往没有研究或研究不深的问题，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有时与友朋、学生谈起此事，他们也表示担心，劝我悠着点，别将身体累垮。然而既然作出决定，就一定要将它付诸实现。自此，夜以继日，经过三年多的时光，终于将全书一节节地完成，心头的紧张感得以放松，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交稿的时间了。
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是写隋朝佛教，由两章组成：第一章写隋朝社会和佛教，着重介绍隋朝的社会及佛教政策、佛教概况、僧官制度、佛经翻译和经录、佛学研究；第二章写隋代的佛教宗派，对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作介绍。第二编写唐朝佛教，也分两章：第一章写唐朝社会和佛教，介绍唐王朝的宗教政策和佛教，对唐初佛、道二教的争论、武则天称帝与扶植佛教、唐朝僧尼制度、唐武宗灭佛、佛经翻译及佛教著作等作介绍；第二章写唐代佛教宗派，对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的成立和早期发展、禅门五宗中的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等进行介绍。至于云门、法眼二宗，因为是进入五代之后成立，故在本书不写。
这里应当向读者交代的是：因为笔者已经撰写并出版《唐五代禅宗史》并校刊《敦煌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及《临济录》等书，故介绍禅宗的篇幅较小，而且内容多选自这些著作或校刊本。如果读者需要详细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请径自参考这些著作即可。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相关著作，借此机会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敬意和致谢。
担任本书编辑的黄燕生女士原是笔者的硕士研究生，多年来对出版和重印《中国佛教史》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次为编辑本书又付出很大辛劳，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4月12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