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1.重新解释三民主义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发布宣言，制订党章，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大会代表的产生，按照临时中央执委会确定的办法，国内各省区各六个名额，各该地党员推选三名，孙中山指派三名；海外有国民党支部的地方，由当地推选代表一名。中共中央根据形势，要求党内各区于每省至少当选一名代表，其人“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以便于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106]大会期间，代表出席会议最多时有172人。孙中山本人和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均不在代表名额之内，还有个别代表因事请假未到会。这样，总计大会代表当在180人以上。孙中山指派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主持日常会务。
1月20日下午，孙中山向大会报告国民党改组问题。他回顾国民党历史，比较中俄革命，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乃因缺少俄国革命党那样的好方法。“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他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说：
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发表后，应大家同负责任。诸君系本党各省代表，宣言通过后，须要负责回省报告、宣传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并应使之实现。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107]
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大钊、恩克巴图、叶楚伧、王恒、黄季陆、于树德担任宣言草案审查委员。这个名单说明，他之一度离席斟酌，的确在人员的政治色彩、区域分布上颇费心思。
《宣言》的核心是对三民主义做出重新解释。此次改组，鲍罗廷的身影非同寻常地流露四处，无所不在地发挥影响力；共产国际专门为国民党改组做出了决议；共产党人不仅被吸纳入党，还在中央和各地党务中发挥作用。这些前所未有的动向，势必招致国民党内保守力量的不满和排斥。对此，鲍罗廷早有所料。他在起草过程中，对一些主张不再固守，就是为了既坚持原则，又不影响得到通过。
1月21日下午，在戴季陶、胡汉民分别报告了《宣言》草案审查结果以后，孙中山专门就民生主义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民生主义关系到党的基础。近来，党内因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将来恐生分裂，不得不加以剖解。他解释说，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就利害而言，本党与它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就是非而言，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他认为，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太平天国即已实行；而今日俄国的政策，已非纯粹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108]
孙中山专门就此发表讲话，一是借此消弭异见者的疑虑，二是巩固本党的理论基础。所谓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既有他对共产主义的片面理解，也暗含权宜之计。他不愿意这一理论上的分歧，影响国民党联俄的事业。
可是，当《宣言》草案即将交付表决之际，1月23日，孙中山还是打了退堂鼓。他派人找到鲍罗廷，要求取消大会《宣言》，代之以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
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因为在收回粤海关关余的交涉中，孙中山的大本营被英国外交使团视为地方性政府，孙勃然大怒，决定立即通过国民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全国政府。还在一个月以前，孙中山就曾有这个打算。那时，鲍罗廷就意识到这样做将会变更召开代表大会的宗旨，断送代表大会的前途。于是，他决定在宣言起草委员会中斡旋，让其他委员了解当前不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只同意提出党为实现全国政府而进行宣传的必要性。结果，出席委员都表示同意。鲍罗廷提出应为这项议题安排合适的报告人，胡汉民建议由瞿秋白或谭平山承担，并认为不仅现在宣布成立正式政府的条件尚未成熟，就是提出成立政府的口号也不适合当前情势，因为作为口号它早就被提出并无新意。鲍罗廷不认同胡汉民的看法，认为现在与过去情况大不一样，国民党改组了，每个党的机构都为实现这个口号进行鼓动，它就会不再只是一句空话。廖仲恺也认为宣传工具虽有一定作用，但是现实政策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提出新口号比不提出效果还要坏。胡汉民反复强调代表大会上只能讲成立全国政府的必要性，付诸实践的条件并不具备，党自身没有准备好。他建议鲍罗廷向孙中山做出具体说明。这次会后，廖仲恺、汪精卫未能成功说服孙中山，转而要求鲍罗廷再向孙中山施加影响。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鲍罗廷与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促成孙中山收回成命，同意只限于由代表大会表示赞成有必要成立全国政府。[109]1月20日下午，孙中山在向大会提出了《宣言》草案后，接着提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并由大会主席宣读了说明文。孙中山指出：本次大会实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改组政党，二是建设国家。关于建设国家，当前有两大问题亟需研究决定：一是立即将大元帅府变为国民党政府；二是表决《建国大纲》，宣传于全国人民，由人民要求政府实现。此两大问题，本次大会择定其一，皆无不可。[110]会上，该案以《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得到通过。
现在，孙中山还是改变了发表《宣言》的主意。导致这一改变，一方面，还是由于孙中山继续受到“老同志”的包围，这些人在会场内外多方奔走，竭力以通过《宣言》的灾难性后果来恐吓他；另一方面，与他同美国大使舒尔曼谈话，受到后者影响也有关系。
鲍罗廷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急时刻。他对孙中山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征询，果断地做出了否定回答。交谈中，鲍罗廷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反复阐明《宣言》第一次比较明确地阐明了党的迫切任务和党如何理解自己的主义，它和孙中山的全国政府纲领不能混为一谈。鲍劝告孙中山，应当从对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援助的幻想和等待中摆脱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做出总结，并走上新的道路的时候。他富于鼓动性地说：
您面临一种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2.5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12.5亿人前进。您应该作出决定，您是做以被压迫的中国及其它被压迫国家为一方和以帝国主义世界为另一方之间的妥协者，还是当争取被压迫国家权利的冠军。[111]
鲍罗廷并且向孙中山表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以苏联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将支持他。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孙中山不同寻常地频繁点头并做出其他赞同的表示，谈话结束后，孙握住鲍罗廷的手一同走下楼来，进入大会会场。
鲍罗廷不得不阻止孙中山宣布成立全国政府，除了国民党现时的条件以外，还与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正在谋求与中国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有关。如果孙中山断然宣布在广州组建全国政府，则苏联谋求与北京政府实现中苏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肯定会被搁置。显然，这对于苏联政府尽快改善其外交环境是不利的。
孙中山主持了对《宣言》的讨论和表决。胡汉民、戴季陶报告了第二次审查结果。在大会审议阶段，廖仲恺率先发言。他认为，《宣言》全文及政纲，大致表现十分清晰，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二是毫不假借，完全依照主义而实行，三是成为国民党前进的定点。他表示：“此宣言不但代表本党大会诸君的意思，并且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嗣后无论如何，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进行之标准，努力前进，冀贯彻本党主义，完全达到目的。”[112]经过审议，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赞成，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宣言》。
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已经对三民主义做过一次阐释，其中指出：“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内以促进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民生主义：防止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以全民之资力，开发全民之富源”。[113]国民党一大《宣言》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使其面貌进一步发生重大改变。关于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关于民权主义，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它“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种自由及权利”；关于民生主义，主张“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当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国家亦为缺乏田地沦为佃户的农民给以土地，资其耕作”。[114]《宣言》不再笼而统之地谈论一般民众，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国民党目前所从事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根本目的就是为实现工人、农民的解放，是为工人、农民而奋斗。
这次大会以后，加拉罕致信契切林说：
我寄给您的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决议的部分。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依据，但是根据本地的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115]
《宣言》通过以后，孙中山随即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本党大会宣言已经表决，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此时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116]在大会闭幕式上，孙中山再次告诫各位代表：大会宣言的第二段，解释了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要大家自始至终去实行。”[117]
会间，鲍罗廷收到加拉罕来信，信中就军队问题、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提出若干补充意见。1月27日，鲍罗廷特地面见孙中山，建议孙在审订《宣言》的最后文本时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鲍罗廷说：人们对《宣言》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间的区别不大清楚，一些人认为第三部分只是对第二部分的具体化，“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如果允许这个错误存在，这会导致将来产生更大的误解。”他指出：《宣言》的第二部分实际上只是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这些主义应该成为尚未制订的而且在这次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未必能制订的纲领的基础”；第三部分只是国民党当前的具体行动纲领，而党还应当根据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制定出全面的纲领。[118]
孙中山全部接受了修改意见，立即批示给审查委员会。可是，戴季陶除了有关军队的修正案以外，并没有将所有修正案一并向大会提出。鲍罗廷得悉，跑遍广州寻找其他委员，最后，找到了廖仲恺，对审查委员会出尔反尔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后来，孙中山主持大会，终于对相关内容做了修改。
2.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
1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党章草案。孙科作《总章》草案说明，强调《总章》草案较之旧章有三点不同：一是党的重心放在下级党部，党的权力相应地集中在代表大会；二是设立纪律专章；三是规定设立党团。当值主席林森指定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霁青、李大钊、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为审查委员。
《总章》关涉党的组织架构、权力分配，特别是与国共合作直接相关，因而会上会下的交锋最为激烈。
1月22日，当讨论审查草案期间代表的意见如何表达时，江伟藩就表示章程“关系重大，似应稍稍征求大家意见”。[119]1月28日上午，胡汉民主持大会审议《总章》草案，戴季陶向大会报告审查结果。审议中，方瑞麟首先发言，要求在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120]显然，这是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鲍罗廷也预料到会有一番较量。据切列潘诺夫忆述，1月25日，共产党员党团商议对策，鲍罗廷建议“当着孙中山的面”阐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121]所以，共产党人有备而来。李大钊当即要求发言，辩驳方瑞麟的观点。他发言的大意是：
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携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122]
李还在现场发放了书面声明，阐明了国民革命的历史地位，造就国民党成为国民革命党的必要性；阐明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本着接受国民党的纲领，而非强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纲领；阐明了共产党人既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就不能把共产党的组织纳入国民党，其个人也不能脱离共产党组织；阐明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为其个人私利，也不为团体取巧。李大钊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孙中山的威望，在声明书中特别指出：“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123]
由李大钊具名发言是有足够份量的。他是孙中山亲自接纳、最早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之一，孙中山指定他为临时中央执委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他还是章程草案审议委员。
但是，李大钊的发言没有打住反对者的攻势，唇枪舌战火力不减。接着，江伟麟直言反对李大钊跨党主张，强调不能跨党，应在民权主义旗帜下做工夫。叶楚伧则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认为凡加入本党者，只要能行本党主义，能遵守本党党章即可。李永声也表示反对，认为应当定一个革命的章程，不要定出被革命的章程，现在的章程草案最合目前环境，与共产党之主义也差不多。汪精卫以审查委员会主席资格发言，他说：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过去都是无政府党，现在已被承认是国民党员，如何对共产党员又不允许？党章定有纪律条文，违反党义照章制裁即可。他表示这既是他个人的主张，也是审查委员会的意思。李希莲提议修正方瑞麟建议条文，改为“党员非经总理许可不得加入他党”。黄季陆对方瑞麟的建议表示相对赞成，也主张对党员跨党做适当的规定。廖仲恺明确反对方瑞麟的建议。他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是否要革命？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不生问题。共产党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的一个新生命。胡汉民接着发言，认为讨论的焦点在于害怕违反本党党义，违反党德、党章，这种顾虑在纪律上加以规定即可。现在纪律已定专章，不必再在章程上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毛泽东提议付表决。接替胡汉民担任主席的林森，即以“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付表决，结果以大多数赞成予以通过。[124]
下午，大会仍由胡汉民主持，以到会代表大多数赞成，通过了章程审查委员会两次审查报告修正案和《总章》草案原案。
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的过程中，鲍罗廷和与会共产党人坚定立场，讲究方法，争取到与会代表的多数支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在审查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上明确表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国民党总章》在审议阶段增写了无题小序，增设“特别地方党部组织”、“总理”和“任期”三章，原案审查委员会变更为监察委员会，其组织和职权并入“最高党部”。经过增删调整，全文为13章86条。
鉴于孙中山的特殊地位，“总理”一章为他规定了特殊权利：国民党党员须服从孙中山的指导，孙中山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孙中山对于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这在原则上既不同于无产阶级政党，也在实际上有别于欧美一般资产阶级政党，体现了中国集权文化传统领袖威权重于组织的特色。
总的说来，《中国国民党总章》除开“总理”一章外，基本是俄共党章的移植。它为国民党设计了由基层到中央的层迭式金字塔结构，贯穿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党纪的执行做保证。这有利于从制度上保证国民党在改组后，以新的组织架构和新的运行机制开展活动，提高组织力和执行力。对共产党来说，共产党人凭借它得以参加国民党，实现共产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
但是，这些刚性约束条文对共产党人同样发生效力，成为国民党内保守势力制约共产党人的武器，这大概是始料所未及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也无异于自我束缚。他称鲍罗廷对他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轻描淡写地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125]对共产党人而言，这的确是难以摆脱的尴尬，它是与改组国民党的宗旨和党内合作的模式相伴相生的。
3.国民党的新生
1月30日上午，孙中山主持大会，压轴议程为选举。
大会以每10名代表，用连记法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24人，孙中山另外提名4名，依得票数产生全部候选人，从中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4人，他们是：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他们是：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中央监察委员五人，他们是：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五人，他们是：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国民党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此产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各项议程的完成，宣告了国民党的新生。孙中山在大会开幕日的演讲中借用古语，“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高调揭示了这次大会对于国民党的历史转折意义。在大会闭幕演讲中，他强调这次大会的作用和意义在于三个“重新”：“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126]通过重新研究国家的现状，确认了辛亥革命以后，军阀专横，列强侵蚀，变本加厉，中国局势江河日下，深陷半殖民地的泥犁地狱。政坛上所谓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的主张，均不足以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当前中国的唯一出路，全在于完成国民革命。为实现国民革命使命，国民党在大会《宣言》中重新制定了革命政纲，规定了国民革命的基本任务，确立了新的内外政策。通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尽管并未直接建立组织关系），发展了国民党的理论基础，规定这次重新解释之“真释”的权威地位，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供了思想武器。通过重新改组国民党，建立全新的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基本原则，用选举的办法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国民党面向农民、工人工作的开展，拓宽了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各项议程的完成，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国民党改组的全面完成，由于共产党人的加入，从形态上演变成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强化了本已具有的民族民主政党色彩。在阶级属性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
这场变革首先是有利于国民党的，其党务向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界别发展，增强了活力，“使国民党有能力再争取国家权力”。[127]其次，也符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把这个党改造成中国国民革命领导核心的期待。至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2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而且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沈定一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因国民党改组的完成而使国共合作战略落实，有利于解决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途径和形式问题，有效拓展其活动舞台。[128]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维经斯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文章，用“新三民主义”来定义重新解释后的三民主义。[129]自那以后，孙中山三民主义就有“新”、“旧”之分。特别是经过毛泽东论述，三民主义的“新”、“旧”之分不仅固化，且更流行。1940年，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把经过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称为“新三民主义”，并指出此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毛泽东不仅意在指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质，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相关性，强调只有坚持“三大政策”才是坚持“新三民主义”。我们从学术上观察，三民主义提出以后，的确有一些概念、观点一脉相承，前后相通，但也有不少概念、观点变化殊多，特别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解释以后，其内容得到更新、丰富，强化了激进和革命的色彩，国民党的工作重点和活动方式因之发生重大改变。无论是否承认三民主义存在“新”、“旧”分殊，三民主义随着时代的前行而不断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只要承认三民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继续从学术上争拗其“新”与“旧”的定性，就没有什么必要了。[130]
维经斯基强调三民主义的“新”，主要着眼于它接受了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毛泽东强调三民主义的“新”，主要着眼于它与“三大政策”的联系。“三大政策”的有与无，“三大政策”的定义为何，也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1927年7月15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分共”的会议上说，找遍孙中山的论述和国民党的文件，找不出“三大政策”，它原本就“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131]顾的说辞不中听，但反映的却是历史事实。顾孟余说他是从鲍罗廷之处听到“三大政策”的。鲍罗廷运用这个概念，但不是首倡者。[132]
的确，“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共产党人提炼出来的。不过，它只是对国民党改组完成后既成事实的概括和归纳，并非向壁虚构。
1982年，王学启就具体考察了“三大政策”的来龙去脉，指出：国民党二大回顾前次大会的各项成绩，着重指出了孙中山规定的五条“根本方策”，其中主要是“三大政策”方面的内容。如邓中夏在欢迎国民党二大代表的讲话中，就有“对外之联俄政策，对内之工农政策，和共产党合作政策”的归纳。1926年3月以后，在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共产党开始提出联俄、联共“两大革命政策”。1926年底，正式提出和使用“三大革命政策”这个更完整、更准确的概念。[133]1988年，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厘清了“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与黄埔军校的关系。[134]200年，杨天石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而系统性地阐述了“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的过程，认为“三大政策”概念的熔铸、提炼过程长达一年有余，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其文指出：1925年10月7日，沈雁冰发表《苏俄十月革命纪念日》，文中即论及“容许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与苏维埃俄罗斯携手”、“扶助农工”这些后来作为“三大政策”的全部内容。1926年3月，施存统发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空前明确地提出“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团结工农势力，联合苏俄，容纳共产派”。同年9月13日，陈独秀在答张静江等人公开信中，概括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是“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同年10月，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刊物《黄埔潮》第11期同时刊登了提倡“三大政策”的三篇文章。同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将“联俄联共辅［扶］助农工”写入决议。[135]更确切地说，陈独秀完整使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概念，是在1926年11月4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136]
否定“三大政策”存在的人，多半冲着“联共”而来。孙中山与改组后的国民党，究竟如何定义同共产党的关系？“联共”与“容共”的概括哪个更能反映历史原貌？孙中山以“联俄”说明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的确没有以类似的概念定义与共产党的关系。当时的国民党文献，论及与共产党的关系，一般使用“容纳”二字。“容共”之说，或出于此，也是提炼、加工的结果。1943年12月，王若飞在延安所做的一次报告中，以“容共”来表述这时期国共之间的党内合作。[137]或许他是中共党内明白使用“容共”概念的第一人。至于最早将孙中山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定义为“联共”的共产党人，现在看来，大概是瞿秋白。1925年2月，他发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明确指出孙中山执行了“联共联俄政策”。[138]
关于“联共”和“容共”的意义，有的说两者并无实质的不同，都是从国民党的角度对当时国共关系的一种符合实际的表述；也有的认为前者比后者能更广泛更确切地概括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思想主张，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国共两党合作共事的关系。[139]
其实，“容共”与“联共”两个概念存在重大差别。[140]孙中山本着“大国民党主义”，以共产党人服从国民党为前提，吸收共产党人个人加入国民党，两党之间的合作不存在平等关系。“容共”说既确切概括了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国共关系，也真实反映了这一阶段孙中山的思想实际。“联共”说显然包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党际合作的意义。1927年4月，汪精卫在上海与陈独秀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有“联共政策”字样，迫于压力，一到武汉就在报章发表题词，借以将“联共”更改为“容共”。如果两种说法真是没有实质的不同，那汪精卫特地发表题词刻意区别不是画蛇添足吗！
“容共”所体现的党内合作方式，其局限性很明显。共产党如果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对跨党的共产党人缺乏约束力，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被溶化在国民党中，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情。据1925年4月22日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斯大林在同维经斯基的一次长谈中表示，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他对此“表示遗憾”，“认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从总体而言，共产党人实际上并未被国民党所溶化。维经斯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情况，斯大林“感到很惊讶”。[141]至于孙中山是否在“容共”的同时，还掺杂着“防共”的思想在内，[142]我们认为，孙确非从“防共”的角度吸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在改组过程中及实现合作后，国民党内的防范心理加强，防范措施逐步明确，倒也有事例说明。这实际是“容”而后“防”，并非为“防”而“容”。
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布尔什维克的印记不仅鲜明地留在文献和组织上，革命导师列宁的声威迅速扩散，也是突出的表现。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惊悉列宁逝世，1月25日上午，孙中山紧急动议改变议程，提议以代表大会名义，致电加拉罕转苏俄党和政府，对列宁逝世表示哀悼。大会并为此休会三日，广州市内各大政府建筑降半旗。2月24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列宁追悼大会。孙中山主祭，他亲笔书写“列宁同志千古”、“国友人师”祭幛，称颂列宁：“唯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所冀与君，同轨并辙”，“亘古如生，永怀贤哲”。[143]
在代表大会上，鲍罗廷应邀介绍了列宁的生平和功绩，他特别强调列宁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鲍罗廷说：“列宁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一个良友。”“列宁人虽死去，而列宁的主义仍在世界。所以，列宁死后，关于解放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国民党的责任加重一点，国民党首领的责任亦加重一点，列宁虽死，列宁的主义万岁！”[144]在追悼大会上，鲍罗廷致答词，说：“广州为三民主义的策源地，中国革命事业之成功，都在广州同志之奋斗，因此广州同志追悼列宁先生，是比其他地方更慨痛的。”“列宁先生不但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且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诸君须天天在此奋斗出去做工夫襄助国民党，帮助你们总理，把中国统一，如不替汝们领袖努力，而徒知口说，今天是不配来追悼的。”[145]
鲍罗廷（右五）陪同孙中山出席追悼列宁大会，采自中国史学会《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不乏与外国顾问相伴。鲍罗廷受联共（布）派遣，又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与孙中山之间，绝非单纯的私人关系。顾问生涯固然少不了往来于幕府，策划于密室，鲍罗廷则更愿意抛头露面。虽然从总的来讲他遵守了斯大林所要求的“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的原则，但其具体的作为仍不免使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和外部世界明显感到广州出现“‘布尔什维克化’进程”。加拉罕致力于与北京政府建立国家关系，非常担心鲍罗廷在南方的活动因输出革命而影响到苏联外交，一度要求鲍罗廷“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他“所固有的隐蔽性”。[146]不过，鲍不仅没有因加拉罕的建议改而隐姓埋名，而作为新生国民党的助产婆更是人所共知。在他心目中，帮助国民党改组是光明正大的，其所作所为无不只是“正在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他对于自己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完成改组，倍感自豪，盛赞国民党一大“开辟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新纪元”。[147]
[1] ［美］赫尔穆特·格鲁伯：《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达洋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2] 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重印本，第36页。
[3]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4页。文中“鲍尔汀”即指鲍罗廷。
[4]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2页。
[5] 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76页。
[6] 参见周文琪、褚良如《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 参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0页。
[8]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9] 参见［美］吴应銧《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唐秀兰译，《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182页。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11]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9页。
[12]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13]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8页。
[14]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4页。
[15]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76、95页。
[16]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1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
[18] 同上书，第99-102页。
[19]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6页。
[20]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12页。
[21]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23]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406页。
[24]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25]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3页。
[26]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98-200页。
[27]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28]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238页。
[29] 参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30]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31]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7、88页。
[32]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6页。
[3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页。
[34] 参见［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91页。
[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
[3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325页。
[37] 同上书，第179、180页。
[3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63页。
[39]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192页。
[4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页。
[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43]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476页。
[44]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116页。
[45]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46] 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452页；第557-568页。
[47]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48]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133页。
[49]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版，第496页。
[5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5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页。
[52]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432页。
[53] ［俄］玛玛耶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关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某些观点》，孙艳玲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修荣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
[54]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5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266页。文中“加拉汉”即加拉罕。
[56] ［美］艾伦·惠廷：《苏联对华政策1917-1924》，向青译，《党史研究资料》第5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68页。
[57] 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影印，第170页。
[58] 参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曾宪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美］L.霍罗布尼奇（Lydia Holubnychy）《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Michea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elution，1923-1925），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79年版，蒋永敬对该书做了介绍和评论，见《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美］丹·雅各布斯（Dan N.Jacobs）《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5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365页。
[60] ［美］L.霍罗布尼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中译文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00页。
[6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6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页。
[63]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7-370页。
[6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6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371页。
[66] 参见［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67] 《大元帅到恳亲会训励民党》，《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鲍罗廷以“李宁”之名，被介绍给与会者。
[68]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69] 参见［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
[70]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71] 参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72] 参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73]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
[74]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8、501页。
[7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7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77]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7页。
[78] 《改组特别会议》，《国民党》周刊第1期。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筹备工作》所列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稍有不同。上海国民党本部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改称执行部，人员有所调整。
[79] 《十一月二十二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会议0.1/4。
[8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81]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页。邓泽如编《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收录的孙中山同一批示中“鲍罗廷”为“鲍君”，当属原貌。史料中，鲍罗廷的名字也写成“鲍罗庭”、“鲍尔汀”、“鲍尔丁”。
[82] 参见《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
[83]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页。
[84]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8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8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8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2页。
[8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89] 同上书，第82、83页。
[9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
[91] 参见拙文《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理论创造与共产国际的解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92] 参见拙文《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理论创造与共产国际的解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9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94] 罗加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版，第1271页。
[9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96] 同上书，第434页。
[97] ［美］丹·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121页。
[98]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0页。
[99] 同上书，第439页。
[10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397页。
[10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102] 同上书，第443页。
[103] 同上书，第460、461页。
[104]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467页。
[105]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471页。
[10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10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10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09]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0-487页。
[110]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11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11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113]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1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8页。
[11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116]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126页。
[117]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页。
[11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477页。
[1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120] 同上书，第51页。
[121] 参见［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2页。
[123]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5页。
[124]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4页。
[12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7页。
[126]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179页。
[127] ［美］陈福霖：《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改组的起源》，《中国现代史论集》第10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83页。
[128] 参见拙文《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29] 参见《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130] 参阅拙文《后孙中山时代中共对三民主义之论评》，《第六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父纪念馆，2003；《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理论创造与共产国际的解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31] 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20次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32] 吴明刚认为鲍罗廷最早概括了“三大政策”的概念，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修荣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133] 王学启：《三大政策概念的首次提出》，《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134] ［日］狭间直树：《“三大政策”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5] 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年第1期。
[13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页。
[137] 参见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页。
[138]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页。
[139] 参见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周兴樑《论孙中山“联共”思想》，《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40] 参见拙文《也谈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主张》，《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141]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7页。
[142] 参见姚金果《“容共”与“防共”：孙中山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43] 《追悼列宁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
[1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页。
[145] 《追悼列宁详情》，《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
[146] 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
[14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460、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