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鲍罗廷来华前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初试
1.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
鲍罗廷于1923年10月6日抵达广州。他是在已经搭建起来的平台上推进国民党改组，从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那么，先前这个平台的设计与实施所形成的结局，就既是他在华工作的起点，也必然相应地规定了他操作运行的轨道。
1917年左右，鲍罗廷在美国芝加哥，采自［美］丹·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国共合作适合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改变其社会性质和开展国民革命的需要。不过，它起始就是共产国际民族革命理论与战略的产物。
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二大形成了民族革命理论。其要点是：第一，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共产党应当支持这个革命运动；第二，落后国家和殖民地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共产党应当支持农民运动，建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第三，共产党可以同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结成临时联盟，但要保持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独立性，掌握领导权；第四，落后国家和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是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最终达到共产主义。[4]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依据这个理论制定可操作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纲领，规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主要执行两项任务：一是建立代表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共产党的核心；二是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队，并在民族运动的范围内唤起和加强社会运动。[5]
在东方，中国开展民族民主革命的条件最好，前景广阔。五四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帝斗争高潮，中国共产党初出茅庐就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坚持反对军阀统治、力图统一国家的斗争，并流露了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有鉴于此，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核心-联共（布）尤其关注中国。一方面，帮助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在中国南北同时寻找革命盟友，最后，把合作对象锁定于孙中山。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召开。中国旅俄革命者刘绍周、张永奎应苏俄外交部邀请，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受到列宁的亲自接见。[6]同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租界，将其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愿意通过谈判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7]当着远东地区局势明显改善，苏俄通向中国的道路正式打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共和国外交部等单位，都纷纷派出人员到中国活动。
在北方，吴佩孚一度成为其工作重点。1922年6月27日，苏俄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维连斯基应邀到访吴佩孚在洛阳的大本营，同吴进行了被认为是“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这次访问，是经共产党人长时间做工作才得以联络成功的。在维连斯基看来，吴佩孚是中国政坛的主要人物，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南方多数省份也投靠于他，孙中山的北伐则因其属下陈炯明倒戈而告失败。在这次交谈中，吴佩孚也有信请他转交给苏俄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信中谈到中俄两国“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问题”。维连斯基认为这正是中俄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8]
与吴佩孚接触，维连斯基并不是最早的。据说，苏俄使者探访吴佩孚的活动，在1921年末就开始了。1920年，吴佩孚崛起于中国政坛，在直皖大战胜利后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受命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维经斯基，那时就认为吴佩孚此举得到了学生运动的欢迎，他本人赞成中国学生运动所采取的欢迎吴佩孚的策略。[9]从此，吴佩孚被苏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看成是领导中国工人进行民族革命的最好候选人。
在南方，一名叫做波达波夫的苏俄前军官对粤军领袖陈炯明抱有好感。1920年春夏间，他到福建漳州访问陈炯明，陈托他转交给列宁的信。陈炯明敬称列宁为导师，表达了对苏俄革命成功的祝贺之忱，对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表示感谢，声称：中国人民定会摆脱资本主义的羁绊，建立新中国，并将与新俄国携手并进。陈炯明表示：“我更坚信布尔什维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尽全力将布尔什维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全东亚。”[10]1922年3月，维连斯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对陈炯明也详加介绍，称赞陈主政广东，努力建设“模范省”，是解放了的年轻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和最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按其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堪与孙中山相提并论。[11]后来，随着陈炯明与孙中山彻底闹翻以及面向孙中山政策的确立，他们与陈炯明之间的联系才告终止。虽然如此，陈炯明作为一张牌，后来还被偶尔抽到，如鲍罗廷就曾建议孙中山恢复与陈炯明合作，但为孙所拒绝。
孙中山创建中国最早的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辛亥革命以后，他一直没有放弃维护共和制度的努力。因此，孙中山始终是共产国际、苏俄在华使者重点联络、争取的对象。
1920年10月，曾任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中国部书记的刘江，在上海拜会孙中山。他从孙中山身上得出一个认识：孙本人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中国南方省份正在开展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思想容易在那里传播。[12]其后，波达波夫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也认为孙中山在中国各地都有追随者，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并称孙中山是中国得到译载苏俄宪法、土地法令、俄法条约等文件的英文小册子的第一人。[13]
1921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从广州发出报告。他所传递的消息是：孙中山是国民党的首领，这个党的基本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索氏走访了上海贫民区，到处见到孙中山的画像。据此，他认为工人们非常热爱和信任孙中山，国民党几乎是唯一的在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充满活力的党。他判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另一个更革命、更具有鲜明阶级性和组织性的力量，这就使得国民党在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政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索氏见过国民党要人李烈钧，通过与李的谈话，感到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确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内消灭封建制度。广州人认识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目标和任务与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很相似，试图同苏维埃建立亲密关系。[14]据此，索科洛夫向国内建议，尽快同广州政府建立关系，并应将其列为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
1922年8月之前，其他看好孙中山和中国南方革命形势的信件，也不断送达苏俄和共产国际领导者的案头。维连斯基从北京写信给列宁，分析了中国政治现状和军事形势，认为孙中山真有可能当上中华民国元首的话，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政治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派往中国的利金，分析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南方非基督教运动的形势，认为中国南方是国民党活动的舞台，有广泛的合法条件，有最先进的工人运动。[15]
1922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特命全权代表越飞来华。越飞的使命复杂，有中俄复交谈判、中东铁路管理权属谈判，也有继续在中国寻找盟友的任务。他把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同时在中国南北寻找盟友的努力推到极致。
经过短暂的了解，越飞感到中国这个地方“非常有利”，在这里所感受到的世界政治思潮，要比列宁赋予同样意义的中亚地区强大得多。在中国，存在着“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16]越飞同时联系吴佩孚与孙中山，试图达成两者的合作，进而构成与苏俄合作的伙伴。
在同吴佩孚的首次通信中，越飞不吝美好言辞，对吴大加赞赏，称“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17]越飞向吴佩孚提出中俄建交谈判和俄军驻防蒙古问题，说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中国有利，错过现在的谈判时机，如果俄日条约的签订先于俄中条约，或许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影响和事实。他宣称俄国不追求帝国主义目的，只是出于战略考虑，才不得不向蒙古派驻军队，蒙古问题只能通过签订条约解决，他试图阻止吴佩孚向蒙古派驻军队。[18]
越飞也用赞美开场的方法，给孙中山写信。他提出几个问题问询孙中山：张作霖的政治面目如何；与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协议的目的为何；与陈炯明之间的分歧为何；为何不承认北京国会；为何中国政府外交系统在国民党可能同吴佩孚合作的条件下，仍然采取既不符合国民党纲领，也不符合人民实际利益的政策；等等，希望从孙中山那里得到答复。他重复了致吴佩孚信中关于俄中谈判和蒙古问题。[19]
越飞派出驻中国代表处武官格克尔周旋于吴佩孚和孙中山之间。从格克尔口中，越飞了解到吴的军队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之好无以复加，吴及其政治顾问都宣称“亲俄”。吴佩孚送给越飞照片，并声明：现时的北京政府很快就会坍台，不值得与之打交道；孙中山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中国的军事领袖，两人的联合将建立统一的中国；吴佩孚很关心蒙古问题，同意在同俄方的谈判中加以解决。越飞也很快收到孙中山的上海来信。孙中山指出北京政府不过是列强的代理人，中俄两国的正确谅解，有待于把本国切身利益置于列强利益之上的新的中国政府出现；孙中山相信苏俄的诚意，“接受莫斯科无意使这一地区脱离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保证”，也同意苏俄军队有条件地暂留蒙古。[20]
直到1922年11月，越飞尽情施展外交手腕，周旋于吴佩孚、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他的全部工作都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他直白地向孙中山、吴佩孚表示，孙吴联合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将是最好的联合，也可以指望得到苏俄的全面支持。他建议将来孙吴合作的政府，还应得到张作霖的承认和支持。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一直为远东共和国和共产国际驻该处的机构人员所看好。越飞虽然反复游说各方，“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体现了长袖善舞的外交权谋。同时，他也深感中国所有个人的联合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认识到在广泛的群众性民族运动中寻找支持显得更加重要。[21]
吴佩孚成为苏俄感兴趣的对象，也是有原因的。当时，他是实际控制中央政府的重要力量。吴佩孚50寿诞时，康有为以一副寿联道贺：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这恰当地描述了吴佩孚的过往和目前的地位。段祺瑞政府下台后，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采取了对俄新政策，停止交付对俄庚子赔款，以苏俄外交代表接替沙俄外交代表。吴佩孚本人宣称保护劳工。由李大钊出面组织，共产党人在北方交通领域与吴合作，铁路工人运动出现新局面。
从根本上说，吴佩孚的政治特性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他毕竟是北洋军阀，武力统一并把持中央政权乃其基本目标；其二，他是民族主义者，维护国家统一乃其终身夙愿。11月20日，吴佩孚致信越飞，就蒙古问题所表达的意见就体现了他民族主义者的本质。吴指出：“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22]孙中山重返南方，开府广州。吴佩孚既决心向南发展，就势必与孙发生冲突。对此，孙中山也不讳言。正是主要基于吴佩孚对蒙古的不妥协立场和可能进攻孙中山，而孙在蒙古问题上立场与吴佩孚恰恰不同，越飞最终放弃了孙吴合作方案，转而采取联孙弃吴的新策略。
到1922年底，越飞与二度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共产国际、苏俄在中国的工作达成重要共识。他们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因为阶级分化不够，绝对不能单纯进行共产国际的工作，必须把它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苏俄外交政策的配合，仅仅让共产国际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也是不够有力的。因此，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群众性的政党，苏俄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并且不给其他派系以任何援助。[23]
本着这个认识，1923年1月13日，越飞正式向俄共（布）、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建议：当着形势的发展不得不在吴佩孚、孙中山之间做出抉择时，无疑应选择孙中山。[24]而差不多同时，20天前，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并要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项新政策，也恰恰正是越飞所建议的。
在此期间，孙中山也主动加强了同苏俄的联系。他不仅与苏俄使者常相往来，而且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建立了书信联系，宣称“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25]
2.国共合作模式的选择
在中共已经正式成立并成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情势下，共产国际、苏俄确定与孙中山合作，必然连带发生国共合作的问题。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党开展实质性的合作，采取何种形式，不能不大费周章。
从根本上说，国共合作的思路，源自于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实际的行动，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筹备就开始了。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中共中央在组织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时就邀请国民党派人参加。1922年1月，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抱病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列宁询问张秋白，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又以同样的问题询问张国焘。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后来，张国焘忆及这段情形时说，他和张秋白都觉得列宁的这番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而他俩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26]
差不多就在这个大会举行期间，参加中共一大后的马林，在桂林三次同孙中山交谈，探讨南方政府承认苏俄和国民党联俄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并不能确定马林这次是否与孙中山已经谈到国共合作问题，但确凿无疑的事实是：1922年4月间，马林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之前，经过分别同共产党、国民党领导人的多次交谈，他已明确地向陈独秀建议：共产党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去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而党则不需放弃独立。[27]
马林是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他本人在荷属爪哇的经验和对国民党的近距离观察，提出共产党人应去国民党中活动的主张。马林于1921年6月来到中国，参加中共一大以后，年底，由张太雷陪同，经长沙南下桂林，然后再到广州、汕头等处考察。这次南方之行，强化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认为，国民党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这四部分人所组成，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国外接触了社会主义，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甚至也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党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纲领，主要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民生主义还被解释为社会主义。国民党的纲领和成员构成，有利于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并且国民党领导人也允许在其党内进行这种宣传，使得社会主义者加入国民党成为可能。[28]
共产党人到国民党中活动，这就是以后定义为“党内合作”的办法。马林的建议当即为陈独秀所拒绝。本来，陈独秀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尼柯尔斯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参加党中央会议就不表同意，认为这是保持监护关系。[29]现在，马林提议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陈述了六条反对的理由。其主要内容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宗旨及其所依据的基础不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主张不同；广东以外的人民群众视国民党为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一旦加入其间，就会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丧失信仰以致永无发展机会；广东的国民党实力派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会招致陈派敌视，不能在广东活动；孙中山派向来绝对不能容纳新成员的意见并假以权柄；各地党内同志均不赞成加入国民党。[30]
笼统地说陈独秀反对国共合作，是武断和片面的。陈独秀反对马林所建议的“党内合作”，但并未关闭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通道。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后，列宁关于民族革命的理论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同民主派合作的主张，即开始在中共党内逐步进入实践层面。中共中央相应做出了在一些场合应与国民党合作的决定。由于一时还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远东局派来中国工作的全权代表利金，对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印象很不满意，认为中共脱离了民族运动，把自己局限在孤立的小组中，不大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栽培共产主义。他建议中共将中央工作机构迁往广州，以吸引国民党影响之下的劳动群众，争取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31]
从这期间的中共中央文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产党正在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适当办法。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肯定国民党在中国现存政党中“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出邀请包括国民党在内的革命党派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便完成消灭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任务。[32]稍后，中共二大做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6月30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谈到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之事，写道：“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同时，他感到“希望也很少”。[33]
之所以感到并不乐观，当然还是因为尚未找到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门径。4月底5月初，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广州召开的共产党会议上也提出了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反帝统一战线问题。达林回忆说：在同孙中山的会见中，已经谈到了共产党作为政党加入国民党，并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达林说这次共产党会议展开了热烈讨论，最后在附有很多保留意见的前提下，以大多数赞成通过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共产党的策略转变。[34]
达林的建议孙中山同意与否，达林本人没有说明。不过，在陈独秀的记忆中，达林的建议遭到了孙中山的“严词拒绝”，孙“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35]陈独秀说孙中山反对达林党外联合的主张，达林说他建议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并未提及党外联合。尽管两种回忆互相抵牾，国共合作遇到障碍却是事实。
当此僵持停滞之际，马林就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方式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
7月18日，已任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处处长的维经斯基，签发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这个命令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丝衬衣上。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布兰得勒联合签发给马林的任命：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在中国同中共中央联系，并代表两者同中国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拉狄克主持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给马林的指令，要求其全部活动应以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决议的精神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应加强本党的思想训练和组织建设，加强组织劳动群众，开展反帝国主义宣传。共产国际执委会也预计到有朝一日会同国民党分裂，但明确提出在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36]
8月12日，马林返回上海。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扩大会议。据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的反对”。又称：“我们的中央表示赞成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又称：“在我们党内，关于加入孙逸仙党的决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而被通过。”[37]从马林的这番表述中可以看出：一是西湖会议正式做出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二是与会者中对党内合作方式仍存不同意见。
不久前，陈炯明在广州的反叛给了孙中山沉重打击。处在艰难困顿中，孙中山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切实争取国际援助，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切实改变国民党的现状。可以得到来自苏俄的精神同情和物质援助，于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国共党内合作的方案提到面前，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方案的实行，对外有利于联合苏俄，取得援助，脱离孤立；对内有利于吸纳新鲜力量，促进新陈代谢，改变国民党的老旧面貌。
西湖会议一结束，陈独秀、李大钊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9月4日，孙中山约集在沪国民党员干部53人座谈改进党务意见。9月6日，他指定委员，筹商起草改进党务计划等各种文件，陈独秀被指定为委员之一。李大钊面见孙中山，双方大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俞秀松等，也在不久以后以个人身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应该说，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这个模式以西湖会议的召开及其后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为标志，得到了确认。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即便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内部，在共产党以哪种方式、什么姿态同国民党合作，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何处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中共内部也存在统一思想的问题。国共合作推而广之，就更谈不上了。
11月间，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刘仁静汇报了与国民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成果，明确表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他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指出：“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思想。”同时，刘也坦承加入国民党只是手段，并称有信心能够分化国民党。[38]
鉴于马林二度来华促进国共合作取得新进展，越飞正式建议俄共（布）弃吴联孙并全面支持国民党。1923年1月6日，布哈林主持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专题研究中国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在会上做了报告，再次强调当前中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要求批准由布哈林起草的以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为主旨的提纲。维经斯基则在会上提出不应该解散国民革命战线，应加强工会组织。他的发言也得到与会者的重视。布哈林强调：共产党人是否留在国民党内，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他赞成留下，并断言任何人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方针政策的确定，应以此为着眼点。[39]这次会议决定由马林和维经斯基以布哈林提纲为基础，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草案。
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这个决议，开门见山就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指出由于独立的工人运动不强大，当前的中心任务又是开展民族革命，而这个革命同样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共产党有必要与国民党合作；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根据目前的条件，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这种方式的合作，应保持中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开展工人运动，为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提供基础；在对外关系上，要反对国民党同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任何勾搭，同时促进国民党与苏俄的联合。该决议最后强调：“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40]
与此同时，越飞南下上海，与孙中山直接会谈，并就双方所关切的问题达成共识。1月26日，签署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其第一条约定：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41]
就孙中山而言，这个约定旨在奠定中俄合作的政治基础，意味着他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得到了苏俄的承认。孙中山曾经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弊害，设想在中国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建设三民主义社会，不主张在中国搞共产主义。在同达林等人的谈话中，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与共产党对等合作，对组织合作和制度移植抱有强烈戒心。越飞的正面答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孙中山的疑虑。越飞作这番表态，既出于对中国形势的认知，也与急于完成找到盟友的任务有关。他对孙中山的主张“完全同感”，或许不过是外交辞令，但这种说法毕竟与共产国际二大的原则相悖，为中共后来的工作埋下隐患。孙中山同来自苏俄的各色人物交谈，反复阐述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指望得到苏俄的支持，越飞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
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题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决议，落实国共合作和开展国民革命的问题。会议讨论了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报告，马林就共产国际决议的讲话以及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草案。
虽然西湖会议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已有决定，仍有代表在中共三大上持有异议。如林育南说，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蔡和森指责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之下，认为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并非破坏国民运动，而是促进国民运动。张国焘更直击马林，强调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非在国民党内行动，至少应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独立开展工会工作。他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42]
支持在国民党中开展工作的代表，也纷纷表达了意见。如瞿秋白说，我们的职责是领导无产阶级推动国民党，使其摆脱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邓中夏说，没有人反对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但我们不是为国民党工作，以后我们应改变合作的政策。毛泽东说，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份，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因此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43]
经过一番讨论，大会以多数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该决议指出：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革命的中心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保持、扩大自己的组织。决议对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开展国民革命、发展工人运动等项工作一一做出了规定。[44]
自从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以后，陈独秀对于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大为转变，由疑虑变得释怀，由消极转为积极。或许与马林有关，中共三大闭幕以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发罗夫去信，阐述对国共合作的看法，争取后者对中共的支持。陈独秀指出：中国发展程度很低，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为数极少。共产党建立革命力量，只能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如果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只能使工人离开，站到敌人一边。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将以非常严肃、强有力的团体的面目出现，不能允许国民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并向右转。当前，国民党固然不是很好的党，但这个党有多年历史，有许多革命人士，只有它是革命的政党。因此，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45]
给萨发罗夫的信是内部表达，报刊文章则是公开宣示。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有《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者劝导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后者阐述了开展国民革命的必然性和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性。[46]
至于被马林所看好的瞿秋白，中共三大结束后，也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写道：“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保持党的独立性，我们就不用害怕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因为无产阶级自然是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47]
在国共合作尚处于国民党决心接纳和共产党决心进入的阶段，陈独秀、瞿秋白等的文章都是重要的理论和舆论准备。然而，刚刚萌芽的国共合作，并没有像马林原先所预期的那样，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得以顺利引导该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
7月间，中共中央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其时，北方政局变化，段祺瑞政府下台，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中央政权。中共中央认为拥护黎元洪、段祺瑞，国会南迁与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等等方法，都不是反对直系军阀的正当方法，应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面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在适当地点召开国民会议。认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只有国民会议产生的新政府，才是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此刻，国民党如果还看不到民众的势力，仍然主张什么裁兵会议、和平统一，是得不出好结果的。那样，“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48]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联名给孙中山写信，阐述了与第二次对时局主张相同的观点，建议孙中山加强国民党的建设，要求他转到上海领导召集国民会议的工作。[49]这期间，共产党人在《向导》周报等报刊上也发表了多篇批评国民党现行政策的文章。
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批评表现出强烈的反弹。上海的国民党人抱怨《向导》周报对国民党的批评太苛刻，认为是在试图推动国民党改组并采取另外的工作方法；广州的国民党人抱怨陈独秀的宣传只考虑共产党，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孙中山得悉共产党的批评也很不高兴。7月18日，他同马林谈话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50]
孙中山的这番表态说明，他之同意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共产党合作，到底是有条件的。这种状况说明，共产党鉴于广州实际处在地方军阀的掌控之中，设想孙中山放弃这块地方而专心从事革命宣传，通过引导和组织舆论，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这番努力，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其实，这种设想，本身也是不切实际的。
针对孙中山同马林的谈话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弹，中共中央及时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与会者一来不希望同国民党决裂，二来为了发展国民革命，仍然肯定了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及其错误行动有加以批评的必要，决定按照西湖会议以来党的路线继续工作下去，但须注意方法，批评国民党时尽量避免使用激烈词句。同时，加强国民党的宣传，在华北、华中地区建立国民俱乐部，促成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51]会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其他成员以及马林，先后离开了广州。行前，马林留书廖仲恺，坦率指出国民党的缺陷，例如：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政治宣传工作薄弱，与封建军阀为伍等等，认为当务之急是改变国民党的方向，着手党的改组。[52]
显然，共产党人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国共合作的运行机制仍未形成；1923年1月，国民党发表了改进宣言和新党纲，但全新的组织架构并未确立，面向群众的工作也未展开。尽管国共两党合作之初暴露的矛盾表明“共产国际想要根本改变国民党固有特征的希望本身就具有空想性”，[53]但是，即便如此，实现国民党的改组仍然是当时必须完成的任务。
此刻，国民党改组正有待新的外部力量继续加以推进。鲍罗廷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奉命来到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