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适治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基本内容

胡适是一位好深思的人，他从小就喜欢琢磨事情，对于治学方法也不例外。他总结自己的治学方法时，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治学方法是从什么地方、哪一本书、和哪一位老师学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出来的。”虽然他自己认为无可考证，但他总是受了乾嘉考据方法和杜威等实验主义哲学流派的影响是不会错的，他在《胡适口述自传》里说道，“杜威教授当然更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确实如此，杜威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就着重指出：“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所以，赫胥黎（Huxley）对他的影响，就是“怀疑一切”，具备怀疑的眼光；而杜威（John Dewey）则是教会了他如何带着条件进行思维活动，达到“无证不信”。怀疑，不仅仅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包含了怀疑者个性的独立及所持立场的客观，难怪罗素（Russell）说“伟大的学说，应该起于怀疑，而终于信服”。怀疑也是思辨的开始，是处理问题的发起端，由此进入思维阶段，用思辨的方式，寻找相关的证据，并通过证据的合理处理，对怀疑的学说或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进而得到信实的结论。所以赫胥黎（Huxley）和杜威（Dewey）他们的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如下的范式：“怀疑→思辨→加材料的推演和分析→判决”。杜威在他著名的《思维术》中，把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构建有系统的思想的方法，总结为如下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竟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除了提出这个“五阶段的模式”外，还特别说到，他师从杜威的原因。1915年时，杜威已是硕果仅存的实验主义大师了，胡适慕名由康大到哥伦比亚大学跟从这位大师；更因为他对杜威的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颇感兴趣，他认为杜威的机具主义就是：“一切的思想、知识、经验，都是生活的工具，生活的基础。每一个人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经验，都是为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天地间一切真理、一切学术，以及什么圣人贤人的话，天经地义的金科玉律，都不过是工具。这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帮助我们提一个暗示、一个假设的工具。”此外，他选修杜威的“论理学之宗派”的课程之前，详细地阅读了杜威的著名文章《逻辑思考的诸阶段》，他对杜威提出的关于人类思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的学说深感钦佩，认为从“固定信念阶段，到讨论阶段，再到从‘苏格拉底的法则’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的发展阶段，最后到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阶段”的划分，揭示了人类思想方法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实证和实验逻辑阶段是最高形式的阶段。胡适信服杜威学说，当然对现阶段——杜威的实证及实验逻辑的学说是全盘接受的，他很自然地成为了杜威派中的一位“香主”。他还进一步概括杜威哲学的精髓，分析并阐述杜威的 “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应付环境”等的微言大义，指出思想、经验等总是包含在应付环境的行为之中，“思想的作用最为重要；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含有思想的作用；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

胡适不仅继承了杜威的建构有系统的人类思想的五个阶段的学说，而且更把“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进行了具体的泛化。他进一步认为个体的一切思考，对于相关的学说、理论都要起于疑惑，应持怀疑的眼光，然后再进行实验逻辑的求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唯有怀疑，才有后面的实证和实验逻辑，否则的话，对思想、学说等的实证和实验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他进一步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由此，他把一个个问题的解决看成一次次毛病的医治，建立了如下的范式：

第一步：用怀疑为手段，对问题进行“毛病”检查。也就是用怀疑来检查“毛病”。

第二步：以经验学问为依据，开出具体医治“毛病”的方子。这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至于是否能最终解决问题，到这一阶段还不能下结论，在这个阶段中，就需要进行“大胆的假设”，以尽可能获得解决问题的可能的方法，也就是医治“毛病”的药方或丹方。

第三阶段：实验所开的药方对医治“毛病”有疗效。通过实验，获得某一种“药方”能“医治”具体的毛病，也就是解决了某一个具体问题。这个实验过程就是采用平生所学，外加合理的想象，来小心的求证的过程，也是验证（证实或证伪）的过程。

这样，胡适把杜威的关于建设有系统的思想的五步法则，进行了合适的处理后，形成了带有胡氏印记的三步法则，撇开第一步“怀疑的步骤”（这一步来自Huxley），那么第二步、第三步就很自然地归纳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总结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至此，就不难理解胡适在《胡适口述历史》中的文字：“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进一步，他把杜威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与中国清代的考据学中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原来杜威的方法与中国的千年以来，尤其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家们的治学方法十分相似，几乎是完全相同。他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他辛辛苦苦地行万里路、跑到美国拜了洋菩萨后，所取得的真经，原来与老祖宗的考据学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他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写道：“［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征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会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表明胡适在方法论的角度上，打通了中西方治学的门径，这不仅让他有信心用杜威的方法来治中国学术，也成为了他心心念念地要输入学理、再造华夏文明的方法论基础。

胡适还认为杜威实验主义方法论除了实证以外，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证伪，也就是发现错误。实验主义的方法不是一次的假设和求证，而是多次假设和求证的过程，因此具有很好的检错和纠错作用，胡适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所以，科学方法根本的观念，不单是求知识，还可以处处发现错误。发现错误与发明正确是同样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增加知识。求知与发明，和发现错误联合一贯，再看效果，就是实验的方法——科学的方法。”

另外，还需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适还推崇Huxley治古生物学的法则——萨迪方法（Zading method），一种以循果来推因的求证方法，实际上它是实验主义中一种具体的求证推演的方法而已，它往往基于人类的常识。胡适“想当然耳”地认为这种从常识出发的Zading method方法就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以至于他到处演说鼓吹它，这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常识固然可以用来做相关思想的出发点，但其他的科学理论，以及前提假设，具体的公设等也都可以用来做出发点。所以，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就存在很大的缺陷，他拿常识说事的论事风格，确实是启蒙有余，而严谨不足，显示了他科学训练的底蕴不足，这也是致使很多人认为胡适“肤浅”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成为胡适的治学范围难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