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重庆移民史的特点
历史上的重庆地区，其人口迁移与流动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一 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
在重庆历史上，人口流动与迁徙有着比较明显的历史规律和周期性特点。这便是在宋元及以前，重庆地区的人口迁移是以逃避战争、灾荒的自愿性移民，朝廷流放罪犯、贬黜官员的政治性移民，以及开发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性移民；而在宋元以后，直到今天，重庆地区则主要因为战争、灾害、工程建设，等等，以及其日益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而以东、南部向西部的政策性移民较多。
巴蜀自古以来便是西南夷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其交通与地理因素，从商周时期开始，就与关中和中原地区处于相对隔绝状态。自战国后，曾经长期被关中和中原地区的人们看作是蛮夷民族。自秦国占领巴蜀后，为了便于对旧六国贵族的统治与管理，将平定六国过程中俘获的六国的贵族、豪族、工商业者、富商大贾迁徙入偏僻的四川，当时称这些人为“迁虏”。《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96]巴蜀山高路险，四塞之地，被迁入者难以自行外迁。秦将敌国居民、六国贵族、罪犯迁居巴蜀地，将其控制在一个相对不易与外界交往的封闭环境之中，是当时流放豪强和敌国军民的最好去处。所以当时有“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的说法[97]。
汉时，为了开发巴、蜀、黔等自古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居地，为了改变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这一地区，大量迁移民众迁移到当时被称为西南夷的巴、蜀、黔等地。汉朝廷在这里设置郡县，将少数民族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并且派遣大批官吏和军队驻扎在该地区。《史记》记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98]，鼓励内地的汉族富裕民众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垦耕种。自此后，汉族移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当时，有些与汉族关系密切的羌支首领已习汉文，用汉文记事了。例如在故冉骁夷地界，就有“其王侯颇知文书”的记载[99]。
由于古代重庆地区在四川盆地东部及东南部，与贵州东北部接壤，地理位置更加偏远，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重庆的人口流动，开发性、军事性移民比较多。自两汉以后，直到魏晋、隋唐、宋元，巴地则是以百姓躲避兵难、灾荒的移民较多。这一时期，当关中、中原发生战争时，地处西南的巴蜀地区由于远离战火，“独无寇盗”，“百姓富庶”[100]，成了中原地区人民理想的避难场所。关中、中原的人民为了躲避战火，往往四散迁徙。而巴蜀地区的安宁，则吸引了为数不少的中原等地的人士进入巴蜀地区避难。唐高祖《遣使安抚益州诏》：“西蜀僻远，控接巴夷，厥土沃饶，山川遐旷。往昔隋末丧乱，盗寇交侵；流寓之民，遂相杂挠，游于堕业，其类实繁。”[101]尤其是汉晋大规模的流民就食潮，往往也与巴蜀地区，特别是巴地有关。例如西晋年间，“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李）特随流人将入于蜀”。侍御史李苾作为朝廷使者到了汉中以后，发现十多万流民拥挤在本来就贫瘠的汉中地区，于是建议政府让百姓流入巴蜀，“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102]。这批流民移入巴蜀，散落各州郡，成为当地的编户齐民。军事性移民也是三国时期大规模移民的一种方式。刘焉与刘备政治军事集团从荆州入蜀地建国，必须在各地分布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大批的军队及其家属与刘焉、刘备一起入驻益州，形成了东汉末、三国初大规模军事性人口移居三峡区域的移民现象。
这一时期，巴蜀，尤其是以三峡流域为主的峡江地区，还是仕宦移民、流贬官员、流贬罪犯的主要地区。历代官员因贬谪至巴蜀，其子孙后代遂为巴蜀人。例如宋代宋德之祖“先京兆人，隋谏议大夫（宋）远谪彭山，子孙散居于蜀，遂为蜀州人”[103]。
自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元明清时期，而今的重庆地区成为历代战火纷飞之地。宋末元初时四川东部持续几十年的抗蒙（元）战争，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部在四川的战争；尤其是在近代以后，重庆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战略大后方，成为近当代人口迁移的重点。具体说来，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解放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等等，使这一时期的重庆成为全国人口迁移中有影响的重点地区。而在移民类型上，因为战争、灾害引起的剧烈人口损耗而导致的农业人口迁入，抗日战争导致的避乱性人口迁移，政治、军事性人口迁移，“三线”、三峡工程建设等导致的工程性人口迁徙，使得由政府主导的政策性移民或者被迫性、非自愿性移民比较多。移民的条件和功能在前后两个时期有着很大区别。
二 重庆地区的移民规模大，历次移民在全国影响广泛
由于重庆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如秦汉时期朝廷对于西南夷的开发引起的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宋蒙（元）战争中，重庆地区持续数十年抵抗蒙（元）军的战争而导致大量民众因为躲避战乱而迁居它处；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引起的人口的巨量迁入；近当代重庆作为中国重要的内陆中心地区之一，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解放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三峡水利工程建设而导致的百万大移民，等等，使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重庆地区都成为全国人口迁移有影响的重点地域。这样，无论在古代重庆的历史中，还是在近当代重庆的发展史中，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重要城市，作为近代中国战略的中心地位，都担负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使其人口移动也相对的频繁、浩大，使得重庆移民在全国影响广泛。
据文献记载，在秦汉时期，大量移民迁入巴蜀，以至于客多于主。在一些地区，新移民充斥各地。僰道县（今四川宜宾），“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04]应当说，当时的巴蜀地区大都处于这种汉民大规模迁入的情况。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大量人口的迁入，其省籍包括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十几个省，遍及全国。据估计，当时迁入四川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各机关、军队、企业及文化机构向内地的迁移，迁入的人口几乎集中了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各类人物和广大知识阶层。在企业内迁中，沿海地区的工厂内迁，其中民营工厂迁入四川者最多，占了内迁厂数的57%。而这些迁川工厂中，有243家在重庆建厂复工。据统计，抗战爆发后，各地通过水路、陆路、空中迁移到重庆的人口规模巨大，重庆出现了惊人的人口增长，从1937年的47万余人，增加到1945年的124万余人，在8年间增加了近80万人，重庆跃升为国民政府所属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大量东部及沿海军工、科技企业的西迁，其涉及地区包括全国的许多省区。“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石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2年来的最高峰。”[105]伴随着大量企业的内迁，大量的人口也进入大、小三线地区。而重庆地区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因此，到重庆的“三线建设”的企业所占的比例相当大，此时政策性迁移的人口前后约达50万人，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对于重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的上马，重庆又迎来了一个人口迁移与流动的高峰，即三峡流域沿岸库区水位线以下的百万居民都要进行向异地、异区、异域的大规模搬迁。三峡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的三峡百万大移民更是一道“超世界级”的大难题——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不足100万人的国家有30多个。而三峡工程的百万大移民，等同于搬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人口。并且移民之难，在于它不仅牵涉政治、经济、文化，而且还牵涉环境、气候、风俗习惯、乡土人情等诸多极其复杂的事项。这就使重庆的三峡移民成为牵动全国上下，并且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成败的重大人口迁徙工程。因此，在中国古代和近当代历史上，以现今重庆政区为界限的区域，曾经多次作为中国移民的中心区域而出现。其移民的规模、类型、影响，都是其他区域不能相比的。
三 政府的政策性移民在历次移民中占有很大比例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历次大规模人口流动，往往是由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政策性移民。古代重庆统属于四川盆地，在远古及先秦时代，与中原路途隔绝，山高路险，消息闭塞，是属于西南夷的区域。尽管随着秦帝国的统一，巴蜀的内外交通有了很大改善，与关中、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逐渐密切，但是，天然的路途险阻，以及古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李白《蜀道难》）的局面，其山水之隔仍然限制了人们的行动自由与商旅往来。欧阳修《集古录》卷2《后汉司隶杨君碑》记“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途路涩难，更随园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允艰”[106]。在秦汉及以后，关中越秦岭南下之路虽然修治或者开通了四条，但是其行程或近或远，人们进出于古代的巴蜀，尤其是僻在西南的重庆地区，还是远远不及其他地区的程旅方便自如。
长江水道对于古代重庆的对内对外人口迁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巴地的几大能够通航的水道，如长江水道、嘉陵江水道、乌江水道等，使巴蜀向长江中下游的楚、吴地区的交通开通，成为联系楚、吴与中国中部、南部地区的主要通道。从楚地到巴蜀的移民，或者从关中到楚地，巴郡及其长江水道都是其主要的通道。而当时的三峡航道山高浪急，水势险恶，使舟楫常常畏而不前，这也增加了人们从三峡的峡江流域进出巴蜀之地的难度。
正因如此，自古至今向巴蜀的移民，为了生存、发展而自觉向巴蜀地区，尤其是向巴地流动的移民群体较少。除了躲避战争、逃避灾年或者迫不得已外，一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支持而向巴渝地域进行大规模迁徙的。
秦汉时期是巴蜀地区交通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注重对西南夷的开发和经营。秦时的入川移民，主要是政策性或者强制性移民。为了便于对巴蜀地域的开发、统治与管理，秦大量迁徙关中秦地的普通居民进入巴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07]
入汉以后，汉王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大力开发西南夷地区。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取得的成效尤为突出。汉朝廷在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设置了一大批郡县，大规模的将中原、关中等地区的汉民迁入该地区，作为开发、统治的基础。例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108]，通过政策性措施鼓励内地的汉族地主和农民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垦、耕种。
其后，在明末清初，巴渝之地受到战争劫难，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灾害、瘟疫严重，一派凄凉景象。清政府通过政策性支持，大量动员湖广民众迁移往巴蜀，以填充人口。于是，在两湖通往巴蜀的官道上，一队又一队骨瘦如柴的难民扶老携幼，在官军的护送下，昼夜兼程地赶往巴蜀之地。仅重庆云阳一带，“山险旷野，多杂以四方流民，即今所谓新民者，本以招集朋耕……若欲尽驱之，则深山穷谷，谁与辟易？”[109]这些迁徙往重庆地区的大量湖广民众，主要是清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移民。
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这种情况更为显著。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建设中，向重庆及云、贵、川地区进行的军政人员、文化机构、企业人员的大规模整体迁移；新中国成立后“三线建设”中，以重庆地区为中心，向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西部省区的军工、科技机构的大规模人员迁移；以及后来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的政策性导向为主的非自愿性人口迁移。
四 重庆地区移民大都是举族远徙，导致重庆移民的宗族观念、同乡情节较强
由于历代政府对于巴蜀的移民政策多属强制性，加上古代重庆交通的落后、地理环境的险恶，因此在历史上各地向巴蜀地区，尤其是山高水险的重庆地区的政治性、军事性或者政策性移民中，移民们大都采用了举族迁徙的方式。例如秦汉时期，秦政府将俘获的关东诸国居民、旧贵、豪族、工商业者、富商大贾、罪犯等“迁虏”迁徙入巴蜀之地。秦灭楚后，亦将大批楚人迁入巴蜀。这些迁徙入巴蜀之地，特别是进入巴地的旧贵，基本就是举族而迁。据《华阳国志·巴志·江州县》（江州即今重庆主城区）记载：当时巴地贵族中，“其冠族有波、鈆、母、谢、然、
、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110]文中所指的“上官”氏等，应该就出自楚地的贵族移民。《元和姓纂》卷7曰：“楚怀王子兰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111]据此，江州大姓上官氏，很有可能在迁往陇西的过程中一部分被留在了川东长江沿岸的重庆地区。三国魏晋时期，大量移民进入巴地。这些移民大都是以举族远征的形式迁徙的。《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中载：“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112]据记载，这些流民中，许多就是采用举族、举家的形式，从北方流入巴蜀，然后被招为东州兵。这些家族和宗族聚居在一起，不仅能有效地保护所属同宗、同族成员的安全，还能通过祖先崇拜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加强所属成员的凝聚力，使宗族成员在异地他乡仍然有着一种族类归属感，从而增加信心和勇气。刘备入益州前，庞统劝他“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113]；这“户口百万”就包括了刘备以前的大量移民宗族、家族。
明清时期，出于通过人口迁移填充四川的需要，各地大量移民在政府政策性主导下，携家带口，长途跋涉，迁徙异乡，其规模十分庞大。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抚李先复上疏曰：“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实地，方渐增赋税……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俱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114]由于重庆地区僻处西南一隅，山高路险，因此，数十万各地移民在前往移居地的艰难行程中，为了自身生命财产和安全，往往结伴而行。许多移民群体以家族、宗族的形式而迁徙它地，其家族、宗族就成为这些移民在迁徙途程中自我保护的组织形式。这样，举家、举族而迁，就成为明清时期重庆移民的重要迁居形式。民国《忠县志》卷10《氏族表附》记载：明代忠县人口与宗族中，所列氏族118姓，除严、文、甘、杨、杜、母、奚等姓外，其余均为元末及明清移民的宗族；举族移民有93姓226家族，占移民家族姓氏的83.78%，这就说明忠县明代移民中，其移民宗族、家族已经构成当地的主要居民部分。再以重庆云阳为例，大量的新移民中，以家族性移民为主要构成部分。民国《云阳县志》卷23“族姓”列城乡大姓178族，许多是宗族、家族性移民，而明确注明明代迁入的移民族姓，就有17姓33族，且明确原籍为湖广籍有26支族，湖广籍占整个移民宗族、家族的78.78%[115]。这说明在当时，许多湖广籍移民是以宗族、家族的形式举族搬迁的。由于地方文献的缺失，其移民家族的数量可能大大地被低估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以整个家族移民的现象是比较多的，这是湖广移民迁入重庆的主要形式。这种家族、宗族形式是移民们在迁徙中的重要组织形式，即使在迁徙后的定居地，这种组织形式依然继续存在，有的可能还愈益固化，由此形成同省籍家族、宗族的社会网络。
正是由于宗族、家族性移民是古代重庆地区移民的主要形式，因此，在重庆地区移民群体中的宗族、家族性情感倾向及认同感特别明显，以宗族、家族为中心的内聚倾向也十分强烈。现今重庆各地存在的“方言岛”现象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明清时期以来，大量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浙、陕西、贵州等地移民涌入巴地，由此使重庆各个地区形成了五方杂处，方言并存的情况，导致“方言岛”现象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在方志中多有记述。例如大足区的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音，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人互话，曰‘打乡谈’。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也。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116]又如永川，“五方杂处，语言互异……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占籍越数十传而土音不改”。[117]有的地区“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其遗传不尽随山川而变异也。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这种情况在部分区域尤其突出，如“涪（州）无六百年以上之土著，从前獽蜑蛮语当不复存”[118]。
“方言岛”现象实际上是移民们在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为了在新的移居地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自己的宗族、家族在新的地方能够团结协调、一致对外的一种地方、宗族情节现象。由于原生语言是最能体现移民原生地的文化习俗，具有保持过去的历史记忆，加强宗族团结作用，因此一些地域的移民，往往通过保持原生地方言的形式，来保存原生地的文化习俗。但是，另一方面，“方言岛”现象可能保持原生地的种种文化特征，它会使同一地域移民长期聚居在一小块地域内，从而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小社会，并且长期保持原有的文化习俗，与周围的土著或者其他地区的移民保持距离，这显然不利于这些移民迅速同当地民众的融合。可是，“方言岛”现象毕竟是我们了解区域移民文化、心态的重要依据。它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移民的地域观念、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由于重庆的移民所具有的宗族性、地域性特点，故“方言岛”现象十分突出。
以重庆市荣昌县盘龙镇为例：至今重庆市荣昌县盘龙镇，仍然保存“方言岛”现象。盘龙镇现有人口8万余人，其中客家人4万多，占50%左右，分布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区。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村有原古墙、大建、白鹤、莲花、楠木等，主要的有李、张、周、黄、颜、马、叶七个大姓。大量客家人聚居一起，广东客家话成了镇上客家人内部交流的主要语言。据当地客家人说，他们的祖上是从广东、湖南徒步迁徙到这里的，从迁徙的祖辈算起，至今已经有12代了。据镇上老人说，这里的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世世代代遵守祖上训诫。为了保存客家人传统，“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客家人从出生起，就受父母影响，要讲客家话。回家讲客家话，出门讲重庆话，已经成为这里客家人的习惯和规矩。这里的客家人在其内部交流时，均说客家话。如称“大哥”为“太哥”，“吃饭”叫“舍饭”，“读书”叫“吐书”，等等。对外则说普通话或者重庆话。当地人李家辉说，“我们家说话就是南腔北调”，李是客家人，妻子是四川人，他就跟母亲说客家话，跟妻子说四川话。“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就重庆话和客家话夹杂着说。”[119]“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形象地说明了这些客家人强烈的内聚心理和保持原生地文化的愿望。据调查，荣昌县盘龙镇是目前重庆最大的“方言岛”，此外，重庆各地仍然还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情况各异的“方言岛”现象。
五 重庆峡江地区作为历代官员、士人贬黜、流寓的地方，长期以来，形成富有特色的峡江流寓文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犯罪官员与犯罪的惩处，往往采用了贬徙流放的方法。例如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120]而巴蜀则是历代罪犯迁徙之地。秦始皇时期，“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参加逆乱罪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121]。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十月，免相国吕不韦。一年多后，秦始皇令“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122]。
此外，为了便于国家统一后对原六国贵族的统治与管理，秦灭六国时大量迁移六国豪强、旧贵或富商大贾、罪犯等进入巴蜀地域。秦大量迁徙罪犯入川，使巴蜀之地成为秦时罪犯的流徙之地。三国魏人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123]这些豪强、旧贵族或富商大贾、罪犯等分布在巴蜀的大部地区，在今重庆地区亦应有相当数量的中原移民，包括这些豪强、旧贵族、富商大贾、罪犯迁入并且定居下来。
巴蜀之所以成为秦汉以来犯罪官员与普通罪犯的迁徙流放之地，是因为巴蜀的道路险峻，山高路狭，对外隔绝。将这些犯罪官员和罪犯迁徙在一个与外界封闭的自然环境中，便于朝廷控制。汉承秦制，西汉时继续将犯罪官员、罪人迁徙入巴蜀。在两汉刑名中有“徙边”一项。徙边的罪犯就包括诸侯王、官吏以及普通罪犯。巴蜀也是当时犯罪官员与普通罪犯的迁徙流放之地。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公元前111），南越反，汉政府就曾经调发由巴、蜀罪人组成的军队进行征伐。这些所谓“巴蜀罪人”，可能就是历次由全国各地迁入巴蜀的旧贵、犯罪官员和罪犯。
唐宋以来，历代朝廷更是将巴蜀——尤其是巴地——作为犯罪官员贬黜与普通罪犯迁徙流放之地。在唐代，许多著名的皇室宗亲、政治人物、朝廷要员贬黜、流放巴地。如重庆黔州一地，太宗太子李承乾、高宗废太子李忠曾经流放黔州；长孙无忌与武则天集团的政治角逐失败后，也被流黔州；玄宗时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宦官李辅国所陷害，配流黔中道。肃宗时的宰相第五琦，中唐时期理财的能臣刘晏，中唐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陆贽，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李吉甫、著名诗人白居易，等等，均曾经流放到重庆忠县。唐代名臣张柬之因反对与突厥和亲，得罪了武则天，于公元697年出为合州刺史。高士廉之子、户部侍郎高审行，高宗永隆元年（680）八月，贬渝州刺史。王叔文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于顺宗永贞元年（805）八月贬为渝州司户。这些贬黜或者流放官员，虽然后来大部分都回到中原，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及其家眷留下来，成为巴地的移民。
宋明时期，官员因贬谪至巴地亦不少，其子孙后代不少遂为巴蜀人。北宋时著名思想家程颐，因为得罪当朝大臣王安石，被贬黜到重庆涪州为官。明代官员与士人也常常流贬于重庆。如成化十五年（1479）兵部侍郎马文升谪戍重庆卫，成化二十一年（1485）御史汪奎贬为夔州通判，李大芳以兵部主事贬知大宁县等。这种情况，在历代甚为普遍。除了政府的贬黜，历史上还有着大量因为做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庆的流寓官员、士人。流寓，又名侨寓，虽然这种类型的人数较少，但往往对地方文化风俗的影响颇为独特。因做官或者行游、寄居在重庆的流寓官员、士人，在历史上都颇为有名。例如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宋代的“三苏”、王十朋、陆游、周敦颐，近代陪都时期流寓重庆的郭沫若、老舍、巴金、梁实秋、阳翰笙、周扬等人。
这些著名文人，在重庆为官、行游、寄居的感悟与情怀，往往在其诗文中有所反映。唐玄宗年间，吴道子两次入川，将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风光，画在大同殿内的墙壁上，使山水画在唐代得以昌盛。忠州太守白居易在三峡期间，留下大量诗篇。如《送萧处士游黔南》：“能文好饮老萧郎，身似浮云鬓似霜。生计抛来诗是业，家园忘却酒为乡。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不醉黔中争去得，磨围山月正苍苍。”[124]刘禹锡共作有《竹枝词》民歌十一首，杂咏了峡江夔州一带清新的民俗风情和青年男女的恋爱之情：“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山桃红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125]杜甫于永泰元年（765）秋至云安（今重庆云阳）。翌年春，居夔州（今重庆奉节）西阁。大历三年（768）春，杜甫离开夔州东下[126]。在峡江地域，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瞿塘怀古》一诗中，杜甫咏瞿塘天地之造化，鬼斧之神工：“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削成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127]《峡口二首》（其一）：“峡口大江间，西南控百蛮。城攲连粉蝶，岸断更青山。开辟多天险，防隅一水关。乱离闻鼓角，秋气动衰颜。”[128]晚唐诗人李商隐于公元848年来到川东一带，留下《夜雨寄北》诗篇：“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129]宋代苏洵《题白帝庙》七律一首，咏题三峡的巍峨峥嵘与历史岁月：“谁开三峡才容练？长使群雄苦力争。熊氏凋零余旧族，成家寂寞闭空城。永安就死悲玄德，八阵劳神叹孔明。白帝有灵应自笑，诸公皆败岂由兵？”[130]这些诗歌，既有对三峡雄浑山势的赞赏和对史迹的吟咏，亦有对峡江地区清新的民风民俗的歌颂。
正是由于重庆地区山山水水的迤逦伟岸，历代流寓、贬黜于此的文人骚客对由自身际遇或者国家命运产生的复杂的流寓情感及忧患意识，发而为诗文，他们在古代重庆尤其是沿岸的三峡峡江地区留下许多独具特色的诗篇、文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流寓文化。这些流寓诗篇中，有李白激情荡漾的三峡情思，亦有饱含郁勃不平情感的杜甫夔州吟；有白居易对于三峡民间社会生活的赞颂，亦有刘禹锡对三峡风情与男女恋情的歌咏；有陆游对于瞿塘高峻惊险壮丽景象的抒怀，亦有苏轼满怀激情领略三峡峥嵘壮观的感悟。特别是对于自身际遇或者国家命运复杂的流寓情感及忧患意识，使许多诗人在咏诗时表达出深沉、悲壮、慷慨激昂的情怀。像杜甫对于国家命运艰难的忧患情，陆游立功疆场，杀敌复国的悲啸；这些壮怀激烈、慷慨悲歌、深沉隽永的诗篇，正是诗人在三峡流寓、行游时期的心声。特别是杜甫流寓夔州，这一特征尤为突出。如《阁夜》：“岁末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131]这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使杜甫多少次半夜惊魂，辗转反侧，欲睡无眠，悲情回荡。正是在夔州的经历，也使杜甫对于人民充满了同情爱护之心。在《负薪行》一诗中，杜甫写道：“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132]此外，像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被贬黜到重庆涪州为官，失意坎坷的官场人生，使他对理学的《易》理进行深邃的思考，其易学代表作《伊川易传》的主要构思即得于此。至今，重庆涪陵区仍然遗留着程颐作《易》的遗迹。
六 重庆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从新石器时期起，居住在古代巴地的居民们就不断地随着峡江南来北去，寻找适合的土地而居。自秦汉时期开始，随着朝廷对西南夷区域的开发，大量中原民众迁徙到重庆。其后历代的大规模移民，尤其是关中、关东、长江中下游地区民众沿水路的频繁迁徙，使古代巴地的文化夹杂着各地的民俗传统。大量移民的进入，使重庆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区域，形成重庆地区多元文化格局。1.重庆民众在文化上、风俗上有着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对外开放而不排外的气度、艰苦创业的精神、豪放刚烈的品格。这些品格与态度，使得重庆民众容易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融洽相处。例如自古以来重庆有着与楚文化相近的巫鬼信仰，所谓“其人半楚”[133]。2.从渔猎与农耕复合型的经济生活方式看，川、渝、鄂、湘、黔等相邻边界地域民众的频繁往来，传统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内民族文化习俗的相似等，都使来自重庆东部的湖广、江西等地人群非常容易融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3.从语言来看，重庆地区语言在形成和发展中，长期受到北方移民南迁的影响、习染，处于北方话的氛围之中，其语言发音与北方语系相当接近。有学者统计，在汉代扬雄记述古代地方语言的《方言》一书中，秦出现了109次，晋出现了107次，梁益地区仅出现了20次，而且常常将“秦晋梁益”并举。“汉代的梁益应当划入秦晋方言中去。扬雄是蜀人，在他四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蜀地，他对自己的方言一定知之甚多，但是在《方言》中，表示梁益地区的地名竟是如此之少，这只能解释为当时的梁益方言与秦方言非常接近。”[134]明清时期，随着大批湖广移民进入四川，现代四川方言初步形成，并且出现了四川官话与四川境内（包括现今重庆地区）的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等诸多汉语方言并存的格局。如大足区的语言极为复杂，“粤人操粤音，楚人操楚音，非其人不解其言，与外人接，则用普通话，远近无殊”。[135]涪陵一带“五方语言之异，以名词各随沿习，不能强同，故闽粤之人必学官话，其土音有同邑所不尽解者”[136]。重庆地区方言虽极为复杂，但人们又习普通话（官话），这一地区的语言仍易为各地民众所接受，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易于沟通、交流。这样的语言环境，为重庆作为移民安身定居地提供了重要条件之一。
在重庆地区，本地土著居民风俗多不自固，而呈现出与移民群体的地方风俗多元并存的局面。特别是明清以后，由于移民数量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现了移民与土著风俗共存的情况。在大足，“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率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137]在壁山，清初“招徕复业者十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习俗少变，然冠婚丧祭岁时伏腊颇有古风”[138]。永川地区“五方杂处，语言互异，遭献贼荼毒之后，土著复业仅十之二三，至今土满人稠，强半客民寄寓，故郡属城市均有各省会馆，惟两湖、两广、江西、福建为多，生聚殷繁”。[139]这种习俗杂陈，使得自古至今的重庆地区，其地域文化具有较大的开放性、融合性、兼容性，而较少排他性、狭隘性。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语言等都容易在这里找到立足生根之地。由于文化传统与民间习俗相似，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能够减少生产、生活中的摩擦，这些都导致湖广、江西等地人群愿意向位于四川东部的重庆地域迁居。
由于古代重庆文化、风俗的开放性、兼容性，使外来移民容易与本地土著相融合，由此保证了外来移民精神和物质生活的稳定与发展。自西汉统一西南夷地区后，古代巴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增加，来自全国各地的汉人在古代的巴地，包括其沿江的峡江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并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大量汉民在巴地及峡江地区生活，虽然远离本乡本土，但都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这样，在巴地移民中，很少有着本土与外来移民大规模火并的情况发生。这种文化风俗易于相融相处的情况，使外地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古代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