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一 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

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傅斯年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人物，这不仅是基于他的才能学识，基于他的学术地位和贡献，而且也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基于他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在20世纪前半世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傅斯年是最具典型性的一类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称得上是那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1]的典型代表。

对于傅斯年的才能学识、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傅斯年的亲朋好友、同事、老师、同学多有评价。

胡适先生在谈到他的学生傅斯年时，对其赞誉之词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称其为人世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孟真（按：傅斯年字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2]

这是胡适先生于1952年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序中讲的一段话。在这仅有169个字的一段话里，胡适先生竟毫不吝啬地一连使用了14个“最”字来赞誉他的学生傅斯年。

而在对傅斯年思想的评述中，胡适又称他是“一个力量”的代表，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在学校里做学生，在新潮社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在外国留学，都是那些团体中的一股力量。他从欧洲回国以后，在朱先生（按：朱家骅）领导的中山大学文学院，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多年，也是那些团体中的一个力量。在重庆、南京、台湾等处，又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3]。

其实，胡适先生的评价只是傅斯年品性、才能的一个方面。罗家伦先生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对他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傅斯年则有这样的评价：

我想以“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两句话来形容孟真，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气，第二句形容他的风格。子水（按：即毛子水，傅斯年北京大学时的同学）在他一死以后，立刻就说“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子水所引用的这四个字，比我上面所想到的两个语更要浑成而接近孟真一些。……我认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4]

“浩然之气”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孟子的用语，它指的是一种“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的“至大至刚”之气，是一种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正气[5]。其实，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6]。这不仅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人格，而且也是儒家所倡导的政治人格。毛子水先生认为傅斯年“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罗家伦先生也赞同用“浩然之气”来评价傅斯年与其本人更接近，可以说，这既是对傅斯年政治人格的肯定，也是对傅斯年一生社会活动的高度赞誉。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先生因突发脑溢血猝逝于台湾省参议会议场。傅斯年溘然长逝，社会各界人士闻耗后莫不同声哀悼，台湾大学学生打出了“国失桢干”、“痛失良师”的白布横幅以示哀念。12月30日，蒋介石发文明令褒扬傅斯年，文中称傅斯年“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揆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大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主祭。据统计，当时社会各界前往致祭者达5000余人，军政官员往祭者亦达数百余人，各界致送挽联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中西文悼唁函电90余封[7]。从这些挽联、挽诗、挽词、祭文中，人们也不难窥见傅斯年的才能学识、人格魅力和社会影响。以下不妨从中摘录几例，以作管中窥豹：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挽联曰：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全体同人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蔡自声挽联：

开文化运动之先河，学术通中外，品德贯古今，三十年嘉言懿行，典范宛在，当代名流称巨擘；为正气自由奋斗，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刹那鹤去楼空，音容俱香，顿教大众失长城。

秦德纯挽联：

有学术，有气节，并有胆识，海内同仰望，发为议论，挽回颓风不少；无利欲，无私团，且无派系，国际流盛誉，著之文字，转移人心孔多。[8]

王叔岷写的《挽傅孟真师》云：

并世学有成者，不乏其人矣。然多趋于鬻声钓誉，未必有骨气也。有骨气者，又多流于孤介冷僻，未必有魄力也。魄力、骨气、治学，三者兼备，其唯孟真师乎！孟真师之治学，如彼其深也！沾其余馥，亦可以名家。孟真师之骨气，如彼其高也！仰其余风，亦可以立志。孟真师之魄力，如彼其雄也！挥其余墨，亦可以砭俗。世之待济于吾师者正多，而吾师之所以济世者未尽，惜乎竟溘然而逝矣！吾为斯文懼！吾为学术界忧！吾为吾师痛哭！或谓孟真好辩，笔舌滔滔，失之过激。当此大乱之世，是非时淆，淄渑并泛，如孟真师者，岂得已于言乎？孟子曰：“予其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吾与孟真师亦云：孟真师一生，舍己为人，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鞠躬尽瘁，以至于死。……吾师今得所息矣。兹值公祭之日……并挽以联曰：

富贵不能淫也，贫贱不能移也，威武不能屈也。

泰山其已颓乎！梁木其已坏乎！哲人其已萎乎！[9]

除了挽联、挽诗、挽词外，在傅斯年去世后很短的时间内，台湾各报刊及傅斯年亲友、学生、故旧著文追悼、回忆傅斯年学行事业者亦不在少数，据统计所得有110余篇[10]。当时的台湾人士于衡先生在《以身殉职的傅斯年》一文中颇有感慨地说：“那两天，报纸上整版刊载傅先生的消息，新闻特写，专栏、副刊上的悼念文章，接连着刊出，是我采访中所看到的最感动人的场面。”[11]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傅孟真传记资料》中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那一时期傅斯年的亲朋、故旧、学生发表的回忆和纪念他的文章。为了使台湾大学学生和后人“领受前贤之精神感召”[12]，1951年台湾大学校内一块占地七千平方米，用以纪念傅斯年的“傅园”落成。当年，台湾大学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分别出版了《傅故校长哀挽录》、《傅所长纪念特刊》。1952年，台湾大学又出版发行了《傅孟真先生文集》以示纪念。

欧阳哲生先生在为《傅斯年全集》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誉，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发挥影响，但其事功和业绩可能是平平而已，这种人死后的影响力自然是迅速萎缩；还有一种人是生前并未享高位，也不拥有重权，但以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13]傅斯年一生以教育事业为志趣，议政而不从政，没有什么高位和权力，他之所以能于生前和去世后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长时期引起人们的怀念和敬仰，正在于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在于其精神的不朽和伟大[14]。诚如欧阳哲生所说：“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何况傅斯年一生有接连不断的大手笔表现。当我们仔细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的线索时，就不难发现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凡表现。”[15]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一生正好经历了20世纪的前半段。傅斯年所处的这一时段，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窥伺中国，纷纷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日益深重的危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振兴中华成为知识分子标举的时代旗帜。这一时期的中国，还是中西文化大融汇、大碰撞时期，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旧有的社会秩序处于全面崩溃状态，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调，中国文化现代化进一步深化发展。在这样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也面临着角色的调整和转换，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后，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贷与帝王家”的人生之路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新调整和职业的重新选择，不同属性的知识分子在动荡、变革的时代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形态各异的人生轨迹，他们站在历史的前台，在不断探索和抉择中，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身处这样一个变革、动荡时代的傅斯年，与所有的社会精英一样，经历了一个丰富而又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傅斯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而后他就读于北京大学，这期间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的主将与骨干。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斯年又出洋留学六年，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直接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熏染。1926年归国后的傅斯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任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并兼任所长，从此傅斯年一直以所长身份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事务，长达二十多年。自1929年后，傅斯年又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又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直至以身殉职。傅斯年一生的兴趣和志趣虽然在学术在教育，议政不从政，但是作为民国时代一个“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的人，傅斯年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学术研究，抑或议政参政、从事社会活动，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如孟真之人格学问，如孟真对国家社会之贡献”，以至于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子”[16]。尤其是“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17]。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期晋国执政范宣子问鲁国大夫叔孙豹：“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回答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8]在叔孙豹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在德行、功业和学问上取得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成就，那么他就会虽死犹生，在世上永久留下盛名。这个被学术大师冯友兰称为“人生所能有的成就”却为傅斯年兼而有之。傅斯年的学生陈槃在《师门识录》中曾颇有感慨地说：“师（傅斯年）之所以不可及，在其有学，有识，能治剧，才力充沛而勇于负责。此数事者，人得一以为难，而独师兼而有之：益以谋国之忠，行己之洁，刚毅为忍，自强不息，此师所以立言立德，事功垂于天壤。”[19]

毋庸置疑，傅斯年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傅斯年就是一个范本，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下，肩负起中华民族文化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诚如刘泽华先生所讲：“傅斯年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一个样本、一个范例，揭示了一个类型的有理想、肯担承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与历史的多重制约下是如何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自我成就的。”[20]

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在《傅斯年其人其文》一文中指出：“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21]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傅斯年的品性才质和人格魅力来说，还是从傅斯年的政治人格及其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影响来看，傅斯年都是一个“无法绕开”、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人物，对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傅斯年其人，而且对于把握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社会属性，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价值取向及其功能与影响，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知识分子现代价值的再创造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 傅斯年研究及其争议

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原因，傅斯年这样一个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过程中有“不凡表现”的人，长期以来却尘封于历史之中而被人冷落，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傅斯年几乎完全远离于大陆学界的研究视野而无人问津。当时许多人所了解的傅斯年，还是被毛泽东在1949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点名批评的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那“极少数人”[22]中的一员。由于这样的定性，导致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只有少数人作为思想文化和政治的批判对象对他进行批判，很少有人正面提起他，更谈不上对他的学术和思想进行研究了”[23]。台湾学者王汎森先生指出，虽然中国现代思想史领域有大量关于五四时代“老师辈”的论著，如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学生辈”。在这些人中，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傅斯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24]应当说，这与傅斯年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学术地位，傅斯年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人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是极不相称的。

然而，正如前述，作为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作为一生不断在历史上有接连不断大手笔的历史人物，傅斯年是不会被历史的尘烟长期掩埋的。自傅斯年去世后，台湾纪念他的文章便经常出现，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这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政治活动与思想的研究，但这一时期纪念文章的出现，以及有关傅斯年文集、选集的整理出版，却为以后开展的傅斯年研究打下了基础。

真正的傅斯年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时期，有关傅斯年的记述和研究逐步开展。90年代以后，傅斯年研究的领域日渐扩展，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以下选取有关的几个层面，对20世纪90年代后开展的傅斯年研究进行概括性的叙述与回顾。挂一漏万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见谅。

（一）几部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

1.《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由马亮宽先生撰写，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教委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中的一部，1997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一生的主要业绩和志趣在教育”，“献身教育，走科学教育救国”的信念始终未变。该书不仅对傅斯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系统论述，而且对影响傅斯年献身教育、走科学教育救国的因素进行了透彻论证，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学术专著。对大陆学者来讲，从建国之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傅斯年是被划入“禁区”的敏感人物。因此，对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如何予以适当定位，是比较难以把握的一个问题。然而该书作者凭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对傅斯年一生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而且对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的教育救国、教育独立、教育平等观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适当定位。作者这样揭示道：“就中国现代教育家而论，傅斯年的教育思想在许多领域没有开风气之先，却有继承开拓、发扬光大之功，他所强调的办教育的原则和理想也符合时代和教育的一般规律，可以说他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许多思想适合于时代。”（第390页）著名学者戴逸先生在为该丛书所作的序言中，希望从事这套研究丛书的专家、学者在分析评判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家时，能“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其主流和本质”，要“既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历史感，又有强烈的‘古为今用’的现实感”，可以说，戴逸先生的愿望在《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由李泉先生著，为戴逸先生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的一部，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专著。

傅斯年学贯中西，不仅学识渊源博杂，而且思想比较复杂。该书作者以扎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不仅对傅斯年一生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论析，而且对傅斯年的学术地位和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还对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的学术交往进行了论析。该书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如作者在对傅斯年“建立科学的东方学”的思想进行论述时，认为傅斯年尽管提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为己任，但是由于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因此他所要建立的“东方学”、历史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所从事的史学工作也没有能够成为科学的事业。退一步说，他提倡的科学的历史学，充其量只能说是使用科学方法的史料学（第152页）。再如在对傅斯年的“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的论点进行论述时，认为傅斯年“只是提出了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治历史学的口号，理论上还没有形成方法论体系，实践上也没有很大的建树。但是，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他就认识到社会、自然各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提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将推动人文学科的进步，号召人们利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治历史学，其远见卓识令人称许，其首倡之功不应抹煞”（第164页）。再如在对傅斯年教育独立观念进行分析时，认为在傅斯年思想中，“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极有价值的‘名节’、‘道统’观念，又融汇了西方的自由平等理论，这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渊源之所在”（第240页）。该书研究视野开阔，史料丰富翔实，“史实”与“史识”浑然一体。

3.《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是马亮宽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改而成的，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31万余言，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深入地论述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及其思想理念的专著。

作者认为，虽然在其社会政治活动中，傅斯年还没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但其思想言论和实际行动却有许多光彩之处，值得人们去探讨总结。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所关注的是他的学术思想，而对于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本书作者勇于开拓，以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为选题，对傅斯年一生的社会政治活动及其思想理念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弥补了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研究中的缺憾。从该书所论内容看，作者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的探讨上，而是将其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环境下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进行了客观、综合论述，探讨了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思想与时代的关系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作者在论述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时，既分析传统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又看到西方思想文化对其思想的制约，同时结合时代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再如作者在论述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发展历程时，也是结合深广的时代文化环境进行了具体论述。由于作者的论述注重结合时代，视野开阔，所以读《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一书时，既能对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又能从其活动与思想中，“看出时代主题变迁的主线”（作者语）。该书持论平正公允，论述中多有创见。如作者在分析傅斯年本人的社会属性、思想根源和心路历程时指出：“在傅斯年的身上，传统与现代、儒家伦理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所以说傅斯年是一位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第6页）著名学者刘泽华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认为，把傅斯年定位为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者是“比较准确的，从这个角度去审视傅斯年的社会政治思想，就比较容易解析他的许多矛盾”（第2页）。再如，对于傅斯年抨击国民党权势者的性质问题，有学者将其视为国民党政府的“御史”行为，而该书作者认为，这种看法“从学术和历史的观点来认识有些不合史实。这是因为，御史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权中的官员，其职责是监察和纠弹违法乱纪的官吏，从根本上说，御史是专制君主巩固统治、强化个人威权的工具。傅斯年不是政府官员，他的行为既不是按法统行事，更不是对君主负责，完全出于个人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出于自己的社会良心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虽然拥护和支持国民党政权，但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当时的合法政权。他对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是站在国民党政权之外的个人立场上进行的揭露和抨击，这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的主要形式”（第275-276页）。书中像这种精到的见解还有许多，读者可以细细体会。

马亮宽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傅斯年，多年来致力于傅斯年研究资料的搜集、考辨，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付出了很大心血。从《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一书所征引的资料看，除《傅斯年全集》、《傅孟真先生年谱》、《傅孟真先生传记资料》、《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等基本原始资料外，还广泛搜求和使用了有关傅斯年的书信、佚文，以及台湾、大陆学者和傅斯年的门人、亲朋故旧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为此书的写作，作者不辞劳苦，多次赴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并两次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现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大学查阅、收集了至今尚未公开的傅斯年档案资料。依该著后附参考文献统计，总共征引傅斯年的原始资料、研究资料达100余种。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对这些资料进行认真辨析、考证的基础上，遵循傅斯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史学研究准则，将材料与观点、理论与史实有机统一起来。由于作者广泛占有资料，又注意吸收当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因而该书内容更加丰富，论证更加充实、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王汎森先生著，201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本书原稿为英文，是作者1987-1992年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博士论文。这本英文书稿在1992年底完成，1993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该书作者“试图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傅斯年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的工作，其任务在于描绘出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政治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这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映”[25]。此书以此为立点，在深广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重点研究和讨论了傅斯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生存样态、学术心路、政治旨趣、社会角色及其影响，进而“试图将傅斯年的个案带到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两个更广泛的主题上来：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二是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进程中的成功与挫折”（第10页）。

作者认为傅斯年是生活在“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时代的一个人物，因此对傅斯年的研究和讨论就不能不与这三者有关。在“后传统”时代，传统秩序全面崩溃，“从1911年起，各种新旧思潮都在竞逐，而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傅斯年在其间扮演着一个相当关键性的角色”。在“后科举”时代，科举废除，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在仕学合一产生社会精英的模式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后科举时代产生社会精英的范围变得多元了，傅斯年、胡适等一批新知识分子正是借此而很快成为学术文化的领导精英。而在“后古史辨”时代，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力图“把古史辨运动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拼凑起来”，傅斯年从疑古到重建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是“后来学界脱离古史辨派影响的里程碑”。（《中译本序》）基于上述认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对傅斯年“众多成就中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集中讨论：首先是傅斯年的学术生涯和他组织并领导的二十年的学术群体。作者认为，“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主要建构者之一，傅斯年创建的史语所被认为是当时现代历史学的代表”，傅斯年和他领导的机构开展的新的研究项目，“其中许多揭开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篇章”。其次，傅斯年使中国的历史学专业化，成为一个学科门类。作者认为，“现代中国有许多史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几乎没有像傅斯年那样奠定了一个制度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学的形塑产生了影响。傅斯年强调严谨的方法论和专业化，有意识地批判了传统史学的肤浅涉猎方式。如果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有一场‘史学革命’，那么，它开始于顾颉刚（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虽然傅斯年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学术部分已经受到质疑或被修正，但它们仍提供了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洞察”。再次，集中讨论了傅斯年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建的贡献。作者认为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傅斯年和他的史语所的同事们“远非盲从者，他们坚定地将重建中国古代史作为中心任务”（第9-10页）。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出版后颇受好评，有许多学者撰文发表书评给予极高称誉。《美国历史评论》中有一篇书评，认为该书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在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陷入的种种“两难”（Edmund S.K.Fung，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2002），这种“两难”主要源自傅斯年这一代人正处在一个传统秩序全面崩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旧的规范已失去约束力，旧的道德伦理被全面置疑，但新的规范、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它是一个解放的时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时也可能是无所适从。（《中译本序》）

除了以上评述的几部学术专著外，有关傅斯年的传记自20世纪90年代后不断问世。岳玉玺、李泉、马亮宽所著《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大陆出现的第一部傅斯年传记。之后，焦润明的《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石兴泽的《傅斯年别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马亮宽和程方的《傅斯年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马亮宽和李泉的《傅斯年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先后问世。这些传记，对傅斯年一生的成长历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这几本传记的出版，无疑为人们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认识傅斯年提供了一个样本。

（二）“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研究与争议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生著述丰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史学论著。因而在对傅斯年的研究中，有关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的方面一直是学界的热点，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谈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恐怕最为史学界耳熟能详的是他“史学便是史料学”[26]的观点，这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是这样进行具体表述的：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27]

从上面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傅斯年十分重视史料在史学中的作用。1943年，他在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与史学》所作发刊词中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28]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则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9]他甚至认为，看一种学问是进步还是退步，主要取决于材料的开拓和扩充：“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30]。

对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学术界历来评价不一，分歧较大[31]。人们从其理论来源、内涵及评价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蒋大椿在《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主要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基本内涵、“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积极作用以及局限性与消极影响进行了论析，认为傅斯年在提出史学即史料学时，把历史学的功能归结为只是纯学术研究，而不具备一般的用处，故也无须普及。这种主张要求史家集中精力于史学的专题深入研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让史学完全脱离社会，则对史学发展不利。江心力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对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基本出发点及其基本内涵进行了探析，认为“傅斯年撇开史论、历史哲学、著史，仅从史料的角度谈论史学，这种认识存在明显的失误，并从而导致了他的史学思想与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利庠在《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山东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史学界长期用“史学就是史料学”一语来概括傅斯年的全部史学理论，并且认为他的史学方法就是处理史料的考据方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傅斯年没有把史学同史料学等同起来，他的史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史学理论内容和丰富而实用的史学方法体系。李泉《“史学便是史料学”渊源得失论——傅斯年史学思想论稿之一》（《聊城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一文，主要就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渊源得失进行了论析，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及史学活动对中国现代史料学的建立、发展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全盘肯定或简单否定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何兹全的《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在对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进行全面论述的同时，又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何先生首先指出，傅斯年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史料学很重要，是历史学的基础；史料的整理，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但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史料学考订史料的真伪，史料记载的准确性，史料写定的时代等等，但这些只是历史学中的文献学、史料学的任务，而不是整个历史学。历史学的内涵面要更宽广，而且主要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史迹，反映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何先生又认为，傅斯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话听来好像很对，“但深入追寻一下，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先秦的史料，是两千年来都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一分材料，不同的人就各有各的解释，各有各的不同的货出来？……所以，不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而是同一分材料在不同人的脑袋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脑袋里可以出好多分货”。何先生指出，傅斯年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但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自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他对客观的反映，就是他从客观中取得的‘理论’（意识）。这‘理论’再回到他处理和客观实体的接触时，就成为他的‘方法’。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何先生还认为，傅斯年的“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话也是有问题的。何先生指出，“人世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联系确实是存在的。两种事物之间可能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设想和推论，不但没有危险，反而能看到、看透事物的真情深意”。原祖杰在《使命感与历史观：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历史语境》（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文中指出，探究傅斯年的史学思想，除了分析其史学主张外，还必须考虑可以反映这些主张的三个层面的历史语境：一是傅斯年个人的际遇，尤其是跟胡适和顾颉刚等人的关系；二是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清代学术传统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欧洲新史学潮流的结合；三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躁动，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到二三十年代的舆论氛围趋向于维护传统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转变。徐晓旭、朱丹彤的《论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人文杂志》2003年第2期）一文，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来源、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当时国内普遍兴起的科学热、傅斯年深厚的国学素养、德国朗克实证主义史学是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来源。它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不仅对于传统史学走出过去那种重视史书编纂、轻视史料搜集整理的误区有积极意义，而且内含着要建立科学史学的观点，从而排除了史学中的非科学因素，引进了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反映了傅斯年对科学的坚定信念。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学观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不仅造成史学某些社会功能的丧失，无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和预知未来，而且让史学研究者在历史认识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限制，从而使历史研究成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陈振国的《评析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治史观》（《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治史观所蕴含的内容及其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治史观无疑对史学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杨茂庆的《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进行了梳理和论述，认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是传统乾嘉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融汇结合，他找到了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结合点，即都强调直接材料，求得了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同，他将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初步实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代表了学术发展的方向。桑兵的《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一文，主要就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本意进行了探析，认为“在将史料与史观对立的学人看来，史料不过是立说的基础或凭借，只有史料，或者只强调整理史料，至多是文籍史实的考订与编撰，何来史学？殊不知傅斯年的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并非一般的考订排比，或者说，考订与排比远非一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尤其不是批判者眼中的琐碎饾饤末学”。文中还指出：“在‘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因而不免引起误解，滋生流弊。……然而，若全面理解傅斯年，不以只言片语立论，则可见傅斯年的许多主张，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栗彦卿的《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分别刊于《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12期），对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历史观的渊源、形成、结构体系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傅斯年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阎鸿中的《傅斯年的古史料学》（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从傅斯年在古史研究中表现出的“史料学”式的眼光和特色，考察了他如何既批判又大胆地运用传统史料，以及这种依据史料来建构论证的研究方法具有怎样的本土学术根源。王晴佳的《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探析。认为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文中指出，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他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与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程鹏宇的《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探析》（《武陵学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学术意义进行了论述和反思。指出傅斯年在史学本体论上有比较独特的认识，其史学本体论思想大致涉及史学对象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工具论三个部分，认为傅斯年的史学对象论是以史料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学目的论是以发现真实的历史事实为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史学工具论是以科学方法为历史学的研究工具，概括起来就是历史学是一门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史料，进而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学科。该文认为“史料派”代表人物傅斯年并非只是为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也并非不讲理论；由于傅斯年的史学本体论本身并不十分体系化，所遗留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索。赵世瑜的《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也涉及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评价，指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焦润明《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傅斯年留欧期间深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伤感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落后，立志用西方近代科学手段开发本国丰富的文史资源，在中国创建其科学的东方学；长期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职，使他有机会将西方的学术精神和科学方法运用在传统学术的改造上，于是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了他实现“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大本营。也由于同一的志向，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一流的历史学家，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新的史学派别——“科学史学派”。王连升在《要正确理解傅斯年》（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也对傅斯年的史学论点进行了论说。指出有学者把傅斯年归入“史料派”，并认为傅斯年是史料派的奠基者，完全是对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曲解。该文认为，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话实际上旨在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反对脱离史料的胡思乱想，绝非主张史学研究者只在史料堆里翻来翻去，而是主张从史料里找出自己的观点来，即傅斯年所说的“货”，这个“货”字的含义就是观点、论点、结论、真实、规律等理性问题。晁中辰在《“不以空论为学问”——有感于傅斯年先生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以前一些人之所以否定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主要是把这句话简单化地理解为史学就等于史料学，似乎不需要史学家的参与。实际上，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是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特别重要性，反对空谈，反对在没有充分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今天一个新观点、明天一个新观点。该文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体现了史学研究本质的回归，即从概念出发回归到从史料出发，这种回归正是史学获得生命力的真正来源。黄红发表有《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学术探索》2012年第1期）和《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价值追求》（《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二文。前文主要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傅斯年史学思想中所倡导的以客观实证为核心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治学路向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是其观点之间自相矛盾，二是其史学主张与自身的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认为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追求的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后文主要探讨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价值追求，认为傅斯年貌似矛盾的史学主张与治学路向之间，始终贯穿着寻求历史与价值的统一和传统与现代的联结两个主题，而这些正是傅斯年自青年时代就已确立的“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的史学价值追求。刘俐娜在《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代性及其局限性》（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傅斯年似乎并非完全成熟的史学思想既体现了现代史学的精神，又融进传统的因素，表现出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观念的矛盾与冲突。其所以能够得到肯定并结出成果，是因为它适应了转型时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满足了建设现代史学的需要。文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史观派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在这种趋势下傅斯年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甚至把“史学”与“史料学”画上等号，似乎与传统史学重记述的特点更接近，与现代史学重解释的潮流不合拍。该文认为，傅斯年虽强调史料整理，但对史料的理解和认识却具有现代史学的特征，认为傅斯年在史料这个范围里以科学性为追求的目标，这是他史学思想现代性的集中表现。谢进东的《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思想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以及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葛志毅的《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北方论丛》1999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有学者还就当代中国史学要不要回到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问题进行了论析。谢咏在《回到傅斯年》（《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90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亦即回到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史学观。该文认为，傅斯年和史语所同人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所以20世纪50年代在所谓“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傅斯年的“史料学派”虽然受到了批判和伤害，但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在绕了五十载之后，还得回到傅斯年。针对谢咏《回到傅斯年》一文的观点，黄波发表有《要不要“回到傅斯年”？——“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再解读》（《博览群书》2004年第2期）一文，认为谢先生提出的当代中国史学要回到傅斯年的观点是对过去那段迷误的反正，具有合理性，可是对比西方史学的发展，我们似乎又不能如此自信。西方在兰克学派以后，有所谓批判的历史哲学，有年鉴学派，有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等大师，无不是对以实证史学为特色的兰克学派的扬弃。如果史学研究的唯一正途就是傅斯年的传统，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格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罢，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著作，这岂非荒唐？另外，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向来发达，中国人思维、治学的特点本来就“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所以历史研究中“回到傅斯年”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不应同时注意研究和吸取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黄先生还强调“回到傅斯年”似乎还忽略了学者禀赋、气质之差异。张书学、王晓华在《“回到傅斯年”：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的走向》（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则认为，对傅斯年学术地位的评价和估量，是随着史料派和史观派地位的浮沉而升降的。在二三十年代，傅氏由于显赫的学界地位和坚定而又明确的治史旨趣，被公认为史料派的主帅和精神领袖；而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的治史旨趣则被视为侵蚀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污毒”；八九十年代，傅氏的价值似乎又被重新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推崇。张书学在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东岳论丛》1997年第6期）中指出，中国历史学要走上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化，必须把追求历史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张先生又强调指出，傅斯年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而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他唯自然科学是尊，在于他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历史学并要求历史学。他不懂得自然和历史的本质区别，不明白历史科学终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在向自然科学看齐的同时丧失了历史学的自主性和历史学家的自主意识，这就决定了他所代表的科学史学派后来受到批判并被取代的历史命运。

有学者还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其他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张书学的《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东岳论丛》1994年第1期）一文，探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二人在治史方面的异同。胡逢祥的《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方法析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一文，从胡适、傅斯年两家史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入手，就二者史学流派分野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江心力的《陈垣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一文，论述了陈垣与傅斯年治史风格的异同。张广智的《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一文，则通过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比较，阐明他们两人所受西方史学特别是兰克的影响，认为傅斯年与陈寅恪史学思想的形成均有兰克史学的支撑。苟兴朝的《郭沫若与傅斯年史料观比较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一文，认为郭沫若和傅斯年在史料价值的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有极为相似之处，同时二者的史料观又有一点区别，并揭示了二人史料观异同的历史原因。

（三）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研究概观

有关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除了前述马亮宽先生的《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外，近年来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对傅斯年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探讨。雷颐在《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主要对傅斯年政治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性进行了探析，认为作为一个在学术与政治间徘徊不定的知识分子，傅斯年的思想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激烈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却又倾全力于国学研究，他力论应“为学术而学术”，却又一再以历史研究来宣扬民族抗战，他公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却又坚决反共，他信奉英美式的自由主义，却又尖锐地揭露其虚伪性、明确表示向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虽然赞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却又极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敌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这种种难以缓解的矛盾，与其说反映了他的思维混乱，毋宁更深刻些说，这是社会的大动荡、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新旧矛盾的尖锐冲突、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等在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反映。刘黎红的《傅斯年早期社会思想研究（1918-1926）》（《东方论坛》2011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五四时期傅斯年的社会思想，认为五四时期傅斯年虽然最终的目标在于政治改革，但却鲜于谈政治改革，而是沿着文学改造-思想改造-社会改造-政治改造的思路，出于以思想改造社会，以社会改造政治的目的，畅谈社会改革。刘集林的《“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一文，则对五四前后傅斯年的“造社会”论的内容、渊源及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评价，认为傅斯年的“造社会”论在当时未必产生多大影响，但从中国现代社会思想、社会建设史的历程来看，却颇值得注意。张堂明、王春燕《论析傅斯年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及其表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一文认为，傅斯年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始终保持着体制外的独立人格的特点，他一方面激烈地批判着国民政府的专制、腐败无能、管理落后等，另一方面又力图积极改进这个千疮百孔的旧政权，但却始终没有勇气去开辟一个新的世界；傅斯年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制约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便导致了他从理论、价值观、方法论上都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在解决中国要怎样改造这个历史课题时，他只能是寄希望于改良腐朽的国民政府，这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陆卫明、张丹在《论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学术界》200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傅斯年没有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其自由主义思想是与民族主义意识、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相混杂的，这也是其所处时代自由主义者们的共性，他们之所以选择自由主义，并非为了深层次的制度建构，而更多的是基于救亡及启蒙等工具性意图。但无论如何，傅斯年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道路的又一次探索和尝试，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但是其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社会环境中起到的重要启蒙作用是不可忽略的，自由主义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思想资源。陈群在《试析〈新潮〉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上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中，对《新潮》时期傅斯年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论述，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傅斯年和他主持的《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中的地位。耿云志在《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傅斯年以其主办《新潮》杂志，发表多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而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即已为人所瞩目。五四运动中，他又是学生爱国运动的著名领袖。因此研究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察和感受，研究他五四后的反省心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场运动，进一步认识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精英是很有意义的。耿先生还认为，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涉及中国社会改造的一系列带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张玉法在《傅斯年的政治理念》（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傅斯年虽然对从政并无兴趣，但因生在内忧外患时代，对国是极为关心。他对政治理论没有深入的研究，从政经验也很少，他的政治理念只能从他所写的时论以及他对一些事务的处理上来观察；有些政治理念来自他求真实、不敷衍的治学训练，有些政治理念则是他的感性反应，虽然谈不上系统，但都是他所要表达的个人理念。罗久蓉的《傅斯年与忠奸之辨》（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主要从战后惩治汉奸、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忠诚的反对者三个角度，探讨了忠奸之辨在傅斯年政治思想中的意义，并探析其忠奸之辨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该文认为傅斯年的忠奸之辨不只因它反映出一种时代的政治氛围，同时也是了解傅斯年立身处世的一个指标。马亮宽的《试论傅斯年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和实践》（《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主要就傅斯年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阐释进行了梳理、论述，认为傅斯年曾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其政治信仰和奋斗目标去努力实践，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其目标难以实现。张桂华的《试述傅斯年的抗日民族爱国思想》（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对傅斯年民族爱国思想形成的土壤，以及傅斯年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民族爱国思想进行了论述。王继训的《傅斯年的民主政治观》（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则对傅斯年的民主政治观及其时代特点进行了探讨。邓力铭的《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的傅斯年文化观》（《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主要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傅斯年的文化观以及对傅斯年思想的影响，认为傅斯年考虑中国文化，多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这样的分析从总体而言，是不乏辩证与智慧的闪光点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傅斯年并没有看出传统社会的正确出路，也没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找改造社会的途径，而是把希望单纯地寄托在社会意识和文化的层面，所以他的思想不可能成为当时中国的光明之路。岳玉玺在《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聊城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曾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思考，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进行批判和改造，同时又应吸取、继承并进而建设和提高。孟祥才的《中西文化精华铸就的品格——简评傅斯年的伦理道德指向》（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主要就傅斯年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思想文化品格进行了论述。孙立群的《傅斯年品格散论》（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认为在傅斯年身上所展现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既有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又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程方发表有《论傅斯年政治人格的形成》（《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和《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的倒孔活动——兼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二文，前文对傅斯年政治人格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探析，认为傅斯年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家庭的熏陶、本身知识结构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具有很大关系，后文则对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时期的倒孔活动及其政治思想进行了论述。

（四）其他专题研究概览

傅斯年是个大学问家、大教育家，他学贯中西，才气非凡，除了在史学领域外，他还在有关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以及文学和教育等领域都有所建树。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

有关傅斯年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唐明贵在《试论傅斯年的儒学观》（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作为山东籍的学者，傅斯年对儒学情有独钟，他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诗经〉讲义稿》等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王凤青的《试论傅斯年的儒学起源思想》（《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在有关儒学起源问题上的阐述进行研究，认为傅斯年对儒学起源的阐述反映了当时学人的治学和学术水平，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江心力的《傅斯年的先秦诸子学研究论析》（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对傅斯年在先秦诸子学研究中的地位进行了论述，认为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性命古训辨证》等论著中，通过对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深入探讨，澄清了古代思想学术史领域里的许多迷雾。黄富峰的《傅斯年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认为傅斯年的伦理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伦理精华的秉承，更有对近代西方伦理思想的吸收改造，它主要包括人性趋恶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的人生观，自知与寻求社会健全的道德修养论及平等、终业、精业的职业道德论。安作璋、唐志勇的《傅斯年与齐鲁文化研究》（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对傅斯年在齐鲁文化研究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傅斯年在齐鲁文化的研究上，提出了几乎涵盖齐鲁文化各个方面的问题，得出了可以构成齐鲁文化学科分支体系的论断。杨朝亮的《傅斯年与清代学术》（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则对傅斯年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及其贡献进行了梳理论证，指出傅斯年有关清代学术的研究，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但由于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诸多原因，傅斯年的一些论断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唐明贵在《论傅斯年的〈诗经〉学思想》（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指出，傅斯年在其为数不多的有关《诗经》方面的论著中，在《诗经》的性质、《诗经》产生的时代及地域、《诗经》与孔子的关系、《诗经》学的划分阶段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特异的见解，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研究的发展。丁延峰的《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傅斯年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并指出傅斯年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王凤青的《试论傅斯年对“国学”概念认识的演变过程》（《沂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认为傅斯年对“国学”概念经历了认为应该“整理”到不承认，再到反对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过程，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所做出的调整。侯书勇的《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齐鲁学刊》2010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文中指出，《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杨春梅在《“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是傅斯年临终前撰写的一篇短论，是他总结一生学术思想所得的最后主张。在发刊词中，他依然坚持“客观”的追求，但是却放弃了“客观主义”的提法，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傅斯年“多元”主张不仅透露出现代史学不同方法路径多元整合的端倪，而且也意味着傅斯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会通合一。傅斯年以特殊的方式和一生不懈的探索追求，诠释了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两大传统间的内在关联，其意义和价值已超越学术领域，具有更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苏全有的《对傅斯年学术识见的思考》（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以傅斯年一生的亮点——学术识见为考察中心，对傅斯年在有关学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史观、研究者的素质等方面的学术识见进行了探析。刘广定在《傅斯年早年对“通识”与“科学”的认识》（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主要对傅斯年早年对“通识”与“科学”的认识及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傅斯年早年重视博雅教育性质的“会通”及强调方法目标的“科学”之观点，是促成学术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正确门径。张峰的《傅斯年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在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了论述，认为傅斯年所倡导与领导的考古事业，不仅对重构中国上古史意义重大，而且改写了当时中国人在学术上处处落后于国外的局面，为中国学术争得了国际性地位，也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际根在《中国考古学的傅斯年特征》（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考古学受到傅斯年学术主张的深刻影响，打下了强烈的“傅斯年特征”，表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与傅斯年有直接关系；中国考古学的“资料至上主义”源自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中国考古学在重要遗址设“工作站”的设想，最初由傅斯年提出；傅斯年的一些具体的学术理论至今仍有影响。欧素瑛在《从土俗人种学到考古人类学——傅斯年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创设与发展》（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对傅斯年对台大考古人类学的创设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了论述，指出接掌台湾大学后，台湾的考古人类学研究随之进入另一个崭新阶段。傅斯年以台湾大学校长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除积极推动台湾大学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合作外，并结合中国台湾、大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创设了考古人类学系，并为台湾大学培养了一批考古人类学人才。刘义峰在《傅斯年与甲骨学》（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傅斯年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甲骨学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对甲骨文资料的发掘和保护；对甲骨学成果的研究和述评；傅斯年史学思想对甲骨学的影响。欧阳哲生在《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文史哲》2005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谭世宝在《略论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主要就傅斯年提出对中国的历史与语言结合研究的原因与结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对“历史”与“语言”的排列次序、《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语言学”之含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理论方面的不足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傅斯年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曾经位居中央的学术领袖，其学术事业的巨大成就是超乎一般的纯学者之个人的。王汎森的《重读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二十年来发展的几个面相，配合西方史学的近况，重新检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意义，对它在今后历史实践中的价值进行了探论，指出傅斯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发生过很大影响。

傅斯年的文学思想也是学者关注的话题。孙进增在《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他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其所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侯敏的《傅斯年的文学史观》（《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内涵与方法、意义与特质以及所取得的代表性成就进行了论述，认为傅斯年的中国文学史观研究见解独到，且有系统性，辨章学术，兼容并包，所以能开一代风气之先。石兴泽在《傅斯年与五四文学革命》（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主要就傅斯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活动及其贡献进行了探讨，认为傅斯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对国民的许多问题都提出了有影响、有价值的主张，为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努力。于寒的《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欧化的文学”观》（《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建设做了很多具体切实的论述，他大胆而系统地提出了“欧化的文学”的文学革新观，极大丰富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研究。

有关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专题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欧阳哲生在《傅斯年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就傅斯年与北大的关系，以及傅斯年在北大建设中的贡献进行了论述。唐克军的《傅斯年的大学理想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2期）一文，以傅斯年大学理想为线索，对傅斯年的大学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研究。夏明亮在《傅斯年与台湾大学》（《文史月刊》2004年第1期）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傅斯年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张荣芳在《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就傅斯年受聘于中山大学国文系和史学系期间所进行的学科建设进行了系统论述。黄新宪在《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转型》（《教育评论》200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从1945年到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的数年间，台湾大学曾有过一次较大的转型，奠定了日后数十年的发展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傅斯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在大陆期间便已形成的自由主义教育观，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大学的转型。周游、何卓恩在《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精神的塑造》（《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傅斯年是光复后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也是真正实现学校从工具型大学向学术型大学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执掌校印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他对台湾大学的改造却是影响深远的，尤其是他对大学精神的重建方面，不仅提出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力图以此建构台大人的信念，凝聚台大精神品质，而且运用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努力加以落实和维护，为战后的台湾大学教育留下了典范。孟丽菊、邢艳芳、张彬彬的《傅斯年：现代大学理念的践行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傅斯年学术与品格的简要回顾，着重分析他作为一代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独到阐释，尤其是通过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的改革重建，揭示出傅斯年对理想大学的践行与追求，认为傅斯年所倡导的大学与本国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更具有跨越时代的现实意义。黄俊杰、孙震的《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一文，以傅斯年台大校长任内的改革理念及措施为中心，分析傅斯年大学理念、改革原则及其具体作为，认为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近于欧洲的大学之典型，但是其改革原则特别着重本国之具体社会文化脉络，并强调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的动态平衡。左玉河的《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所构想》（《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主要对傅斯年的大学理念、讲座制度及研究所构想进行了论述，认为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者，当数其对德国讲座制度的阐释及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构想。张红梅的《傅斯年在台湾的教育管理思想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陈惠惠的《傅斯年与研究性大学之构建》（《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等文，则分别对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的教育管理思想以及所提出的建设研究性大学的设想进行了论述。

有关傅斯年与其他学者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也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陈启云在《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一文中，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王戎苼在《傅斯年与郭沫若》（《文史哲》2005年第3期）一文中，就傅斯年和郭沫若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相同点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都重视史料的运用，同受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又几乎同时想到了对小屯殷墟进行科学发掘。潘光哲在《傅斯年与吴晗》（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主要就傅斯年与吴晗之间的私人交情进行了论析，认为借由探讨双方的情谊史，应可为傅斯年这位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里占有相当关键地位的一代学人的人际关系，做出个案的观察，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往来交游加添一个历史的注脚，亦可为我们反思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群之形成与分化的因素，提供反思的空间。周文玖在《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既指出了傅斯年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而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周武在《张元济傅斯年往来书信的发现与研究》（《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张元济、傅斯年来往信函的诠释、研究，论述了张元济与傅斯年暨史语所之关系。翁有为的《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比较》（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对傅斯年与钱穆二人的治学路径和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探析了傅斯年与钱穆二人在治史目的、治史方法、历史学的属性问题上的分歧，并就二人史学思想差异的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傅氏之历史实证学和钱氏之历史经世学之不同，是二人的思想渊源、学术经历、个人志趣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结果。张辉在《傅斯年与周作人》（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一文中指出，傅斯年与周作人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既有友谊也有矛盾。周作人早年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与傅斯年情投意合，亦师亦友；中年后，思想又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与傅斯年渐渐疏远，少了交往交情；后来又沦为汉奸，与傅斯年分道扬镳。王世民在《傅斯年与夏鼐》（载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论述了傅斯年与夏鼐之间的交往情况，记述了傅斯年对夏鼐赏识和器重的知遇之恩。

三 研究趋向与反思

综观20世纪90年代后的傅斯年研究，可谓发展迅速，成绩令人瞩目，傅斯年研究也体现出一些新的研究趋向与特点。

一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领域日益深入、拓展。据有学者统计，仅1995年到2003年，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和转载的论文涉及傅斯年的达80余篇[32]。这一时期，有关傅斯年研究的领域也逐步深入、拓展，已涉及傅斯年的生平、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社会活动、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与教育活动等诸多方面。

二是资料范围的拓展。近年来所使用的傅斯年研究资料的范围，已经由公开出版发行的傅斯年全集、文集等资料扩大到一些未公开发表的档案资料，如未刊的《傅斯年档案》。另外，未收录于《傅斯年全集》的一些佚文以及与傅斯年有关的资料不时被一些学者发现得以刊出，如台湾学者刘广定先生发现的8件不载于2003年新版《傅斯年全集》之佚文[33]。研究资料的不断发现和拓展，无疑为傅斯年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由个人的分散研究趋向集体研讨[34]。其标志是四次大规模专题研讨会的举办，即：1995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联合举办的纪念傅斯年百龄诞辰学术研讨会；1996年5月聊城大学和聊城市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研讨会；2004年8月由聊城市政协和聊城大学协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主办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由聊城市傅斯年研究会协同海峡两岸诸大学与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大会个人发言、分组讨论，起到了相互争鸣、相互启迪的作用，使傅斯年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四是傅斯年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比较研究。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如上述傅斯年与郭沫若、吴晗、胡适、朱希祖、朱谦之、周作人、钱穆、夏鼐等之间的交往研究，等等。有学者指出，“把研究视点从人物身上移开，转向与其相连的人物与社会存在及历史变革，即把研究对象变为研究路径，则可以无限扩大人物研究的范围”[35]。

傅斯年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有些领域的研究尚需进一步强化。

第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有关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但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与不足之处。首先，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比较丰富，其内容不仅仅限于“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但检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有关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容研究“多集中于‘史料学’思想，于是，‘史料学’之外的一些史学思想就易于为学者忽略，如关注下层的史学思想只是少数学者对此有所提及”[36]。所以，有关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内涵仍需进一步深化。其次，有关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细化之必要，其原因借用桑兵先生的话说：“其一，近年来新见的相关史料渐多，为解读既有史料和史实，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其二，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本旨，究竟如何理解，与其史学思想的整体关系如何，似还有未尽之义。以时间为线索，探究事实联系，即用傅斯年的办法来研究傅斯年的想法，有助于厘清一些关键问题。其三，‘史学只是史料学’对于历史研究的积极作用，还有在傅斯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的余地。”[37]

第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应当引起进一步关注。傅斯年从1928年筹备并创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到1950年去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多年之久。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先生指出，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38]。罗家伦的话不是过誉之词，正是在傅斯年组织与领导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从而“成为世界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学术重镇”[39]。在这20多年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40]。像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样一个引起世界注目、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学术重镇”，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有关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已引起学者注意，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来看，无疑应是今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课题。值得欣慰的是，马亮宽先生申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现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建构研究”课题已被确定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相信随着这一课题的开展和完成，必将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发展。

第三，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傅斯年教育思想庞杂，其中高等教育思想尤为丰富。虽然学术界有关傅斯年教育思想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专门研究傅斯年教育思想的学术专著问世，但就总体而言，目前有关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加强。傅斯年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尚需进一步探讨，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以及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需要进一步总结，还期待一部关于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专著面世。

第四，有关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傅斯年一生志趣虽然在教育而不在政治，但他始终没有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绝不亚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就目前而言，有关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傅斯年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相比，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加强。要通过对不同时段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研究，全面深入地揭示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特点及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傅斯年社会政治思想的整体风貌。

第五，有关傅斯年人格特质的研究亦需要引起重视。一生“坦白、负责、尊崇真理、富正义感”的傅斯年，身上体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格特质。他律己处事，极为方正严肃，让人感到望而生畏，但生活中谈笑风生，极为幽默风趣。对高官显贵，常常“面斥其过”，对地位低微的人，则“和蔼可亲”，“体贴周至”。他不拘小节，无拘无束，他可以经常和他的汽车司机一道下棋，一块到饭摊上吃饭，有时蹲在路旁和摆棋摊的人共同下棋，“高兴时，天真得像一个儿童；他不满意时，也就赤裸裸的表现于语言态度，绝不当面敷衍”，而且其“嬉笑怒骂中全含至理，豪放恣肆内皆显才识”。他的学生称“师之为人，如天马行空，顾瞻无匹”[41]，可以说是对傅斯年丰富人格特征的概括。对于傅斯年的人格特质及其丰富文化意蕴，也应当给予关注和重视。

注释

[1]许纪霖先生认为公共性属于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中的“公共”有三个涵义：一是面向公众发言；二是为了公众而思考，即从公共立场、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三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2]胡适：《〈傅孟真先生集〉序》，载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附录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胡适在1951年1月7日致毛子水的信函中也讲过类似的话：“孟真真是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又最高，一不可及。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而又最能组织，能治事，二不可及。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三不可及。今日国内领袖人才缺乏，世间领袖人才也缺乏；像孟真的大胆小心，真有眼中人物谁与比数的感叹！”

[3]胡适之：《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3页。

[4]《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5]原文见《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

[6]《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宋）朱熹《四书集注·孟子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

[7]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载《傅斯年全集》第7册《附载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47-348页。

[8]以上引文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载《傅斯年全集》第7册《附载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49-350页。

[9]《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0]参见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载《傅斯年全集》第7册《附载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54页。

[11]《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12]“傅园”中植物种类繁多，在其入口处说明牌上有一段文字：“园中意涵深远之设计、种类繁多之动植物、潜力可观之生态，得以再度吸引学子徘徊其中，观察生物之美，并领受前贤之精神感召。”

[1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4]傅斯年去世后，台湾人士刘铁军发表一篇怀念傅斯年的文章，题目便为《精神不死》。文中称：“傅先生（傅斯年）作事，一生不肯苟且。公而无私，嫉恶如仇。祈以与社会一般圆滑敷衍作风不同，也有多人不与同情。朋友中也多敬而远之，毁誉参半。现在盖棺论定，敌亦为友，鲜不同声哀悼。这不仅是傅先生的伟大，也足证正义依然还充塞于人间。”见《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15]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6]程沧波：《再记傅孟真》，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17]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8]（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3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陈槃：《师门识录》，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9页。

[20]刘泽华：《序一》，载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1]袁伟时：《傅斯年其人其文》，《南方周末》2004年2月26日。

[22]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23]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24]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页。

[25]张耐冬：《傅斯年：被割裂的五四青年》，《经济观察报》2013年8月2日。

[26]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6页。

[2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53、262页。

[28]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56页。

[29]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页。

[30]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256-258页。

[31]有关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学术回顾，可参见苏全有、郑伟斌《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聊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

[32]参见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3]参见刘广定《傅斯年先生全集补遗》，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6-485页。

[34]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5]张太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由近年来的傅斯年研究看人物研究的新视野》，载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8页。张太原先生还在《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36]苏全有、郑伟斌：《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聊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7]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38]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39]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序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40]劳干：《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41]陈槃：《师门识录》，载《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文中资料、引文出自《傅孟真传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