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启蒙教育与早期探索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特里尔一个具有良好教育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关于马克思的家庭背景及成长环境，尽管可考的资料不多，但从写作马克思传记的几位著名作者——梅林、科尔纽以及晚近的戴维·麦克莱伦那里，我们还是能够勾勒出其青少年时代所处的文化环境。
如果把中学毕业作为马克思启蒙教育的分界线的话，我们不难看出，主要是家庭和学校这两个方面对马克思的精神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一）古老的特里尔及马克思的家庭教育
马克思少年所生活的特里尔地区，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悠久的历史本身也哺育了马克思一生专注于历史的热情。然而，如果没有革命的激流扫荡，这里的岁月依然在中世纪的状态里徘徊。
拿破仑统治时期，在他把法国大革命原则通过战争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特里尔的受益是孕育出了言论自由和立宪自由的启蒙精神与氛围。所以，尽管拿破仑政权倒台后，复辟的逆流一时甚嚣尘上，但这一地区的资本主义还是有所发展和进步。
但是，特里尔地区工业并不发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表达底层苦难呼声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早早在这里出现。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马克思的岳父，就受到圣西门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是犹太人，而且是很纯的犹太血统。戴维·麦克莱伦写道：“由于来自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更多倾向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的犹太血统。……事实上，16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里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79]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抱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情结，尽管他早早地就宣布与宗教断绝了关系。
这种说法可备一说，但更应该注意的事实是，从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开始，就已经开始淡化犹太文化教育。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一名颇有名望、深受启蒙精神影响的律师，受启蒙运动的人文精神影响，开明、宽容而有教养。他特别推崇莱辛和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及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先驱。由于保全社会地位和进入欧洲文化圈的需要，他在马克思出生前的1816年，改宗基督教，但他不是狂热的教徒，也从未有革命的思想。尽管如此，他曾试图让家庭成员通过宗教在社会中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1824年，他为自己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七个孩子施洗礼，1825年，马克思的母亲改信基督教，1834年，马克思接受坚信礼。[80]他还试图让卡尔·马克思重视宗教的作用。“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你知道，我远非狂热的宗教信徒。但是，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时候，甚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81]
亨利希·马克思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有些夭折了，有些也没有什么天分。因此，这样排下来，卡尔·马克思就成为幸存的子女中天分最高的长子，父母亲对他曾寄予了厚望。关于马克思早年的性格，亲人们的回忆中带有戏谑的成分，称其为特会讲故事的专横“暴君”，姐妹们为了听到动人的故事而甘愿忍受他恶作剧的“折磨”。[82]
（二）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里尔的政府枢密顾问，也是马克思的父亲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极有教养的人物，他不太关注启蒙运动，但是喜欢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从另一方面影响了马克思。爱琳娜·马克思在回忆录中记载：“当他的父亲给他念伏尔泰和拉辛的著作时，威斯特华伦却给他念荷马和莎士比亚。这些都一直是他最喜爱的作家。”[83]
这一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暂时的影响。马克思在大学初期，对浪漫主义十分痴迷，疯狂地迷恋诗歌、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并创作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歌。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使得马克思在最初接触黑格尔时，抱怨道：“我不喜欢他那离奇古怪的调子。”但这是与当时马克思的精神危机相关联的。这一危机度过之后，马克思就不太看重浪漫主义了。其二是长久的影响，马克思终生都喜爱荷马、莎士比亚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并且在家庭教育中以此教育子女，马克思一家都保持着常年阅读莎士比亚、古希腊经典的习惯。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威斯特华伦男爵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只是在文学方面，因为对圣西门主义的关注。他也常常给马克思提到圣西门主义，要马克思注意圣西门的人格与事业。尽管无法了解马克思对此能接纳多少，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一生都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底色。
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还可以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作为参照。马克思把博士论文献给男爵，他深情勾勒出眼中的男爵形象——充满青春活力的，敬爱的慈父般的朋友：“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密雾所吓倒，相反，他始终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的九重天。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84]
（三）中学的启蒙教育
马克思在1830—1835年间就读于特里尔中学，在那里，他得到相当充实的人文主义教育。根据曼弗雷德·克利曼悉心搜集来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的马克思研读过的书籍有：拉丁语西塞罗的《讲演录选》，塔西佗的《编年史》、《阿格里克拉传》，贺拉斯的《颂词》、《讽刺诗集》，希腊语柏拉图的《斐多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安提冈涅》，德语歌德、席勒和克洛普什托克的诗、17世纪以来德意志文学史，法语孟德斯鸠的《罗马帝国盛衰原因论》、拉辛的《阿达莉》等，历史方面则是校长维登巴赫讲授的《罗马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85]那里还有几位优秀的教师把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灌输给了马克思。校长维登巴赫是一位坚定的康德信徒，教授历史与哲学。他也是马克思父亲的朋友。维登巴赫对马克思的影响巨大，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只能从马克思中学毕业时的作文上窥见一斑。
在此阶段马克思留下来最早的供后人可考的文字乃是两首短诗，保存在姐姐索菲亚·马克思的笔记本里。一首是不晚于1833年的《人生》，另外一首则是1833年留下的《查理大帝》。这两首诗歌具有强烈的对比意象，前者慨叹人生的道路狭窄迷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精灵们的嘲讽。
人走完生命的路，
最后化为乌有；
他的事业和追求
湮没于时光的潮流。[86]
但是，另外一首诗写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查理大帝，却是颂扬其雄才伟略，战胜时代的愚昧，让一切艺术重放光芒。
在无穷无尽的世界历史上，
他将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历史将为他编织一项桂冠，
这桂冠决不会淹没于时代的激浪。[87]
从这弥足珍贵的文字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表现出受浪漫主义和启蒙思潮的强烈影响，他喜爱探究深沉的主题，似乎处在思想的旋涡中。然而，这种浪漫主义只有从马克思中学毕业到大学读书时，因为与燕妮的恋爱波折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刻则只是稍露端倪而已。使得后世对马克思特别关注的是，马克思中学毕业的三篇作文，表征了他的初步见解及思考水平。
1835年，马克思中学毕业。马克思在九年级即毕业班是全班最小的一个，科尔纽有一点弄错了，他说：“全班的程度很平常，一半以上学生考试不及格。”[88]但实际上，全班32名同学，22名通过“毕业考试”，按总成绩来说，马克思与另外两名同学并列首名之后第八位，[89]表现算是差强人意。
1835年8月10日，马克思的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考评为思想丰富，叙述精彩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成绩为全班第五；8月12日，马克思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考评为相当好，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犯过分追求罕见形象化表达的老毛病，成绩为全班第五，优秀作文；8月15日，马克思的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考评为处理素材，显示历史知识，以及拉丁语表达思想都很不错，成绩为良好。[90]这些资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当时心路历程的重要坐标。我们看到，宗教作文和德语作文，评判者都给出了“思想丰富”的判语，而拉丁语作文由于表达的限制，并没有达到前两者的水平。因此，我们也依据前两篇作文剖析一下少年马克思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作文中，把宗教建立在道德上，认为人正是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才不断接近神的地位。在马克思的中学作文中，实际上他已经接触到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生的信仰问题、人生的幸福问题、人生的自由问题。马克思毕业班的同学一般都是在19岁到21岁之间，而马克思是最小的17岁，但他的思想却是早熟的。我们不妨把马克思的回答看作是他成长为成年人的第一次“独立宣言”。当然，这一切是在一种神性的背景下进行的，不能脱离马克思的宗教“文化场”来理解马克思。“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少年马克思而言，情形并不例外。”[91]
在这篇宗教作文中，马克思论述了他所认为的人的本性，人与基督结合的必要性，同基督结合的美好结果。少年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是“喜欢作恶”的，“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援引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把人类恶的本性归于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而是认为人类内在的庸俗欲望遮蔽了人心中“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应该说，这是不符合基督教原义的，虽然乍看起来，这样的论述并没有什么不妥。
马克思在从历史角度论述同基督结合的必要性时，倒是接触到了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无神论者感到颇为困惑的问题，即“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这就是和基督结合的必要所在，然而马克思没有从“因信得救”角度论述问题，而是只从道德角度论述与基督精神结合使人变得高尚和快乐。这种高尚足以安慰苦难的人生，树立起坚定的信心；而这种快乐则非伊壁鸠鲁的肤浅哲学或其他的深刻思想家所能获得的，它是通过基督与上帝结合的天真无邪的童心的快乐。
我们可以看一下校长约·维登巴赫的评语：思想丰富，叙述精彩有力，值得赞许，不过文内所涉及的结合本质未加说明，结合的原因也只从一方面提及，而它的必然性也论述得不甚充分。同样，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奥古斯特·科尔纽也承认“从教义的观点来看，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因为正像评阅者所指出的，结合的基础从道德方面来理解可能不错，但从宗教方面来理解就不正确了”[92]。纵观马克思的心路发展：第一，可以看出，这时候马克思受到传统启蒙理性的影响，自然神论占了上风；第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评价遵循了世俗对伊壁鸠鲁解读的偏见，即伊壁鸠鲁哲学只是一种追求肉欲快乐的哲学，这种见解在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中被消解掉了；第三，尽管后来的马克思对基督教有着激烈的抨击，但是基督教对儿童教育的这种爱，马克思始终没有否定。尽管我们很少看到他论述这一点，但马克思去世后，其小女儿艾琳娜·马克思追忆父亲时，深情地说道：“我小时候曾经一度产生过宗教感。我们在罗马天主教堂听过美妙的音乐，这音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然我也告诉了摩尔（马克思的绰号——笔者注）。摩尔心平气和地给我讲解得非常清楚，使我此后再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还给我讲过富翁杀死木匠儿子的故事，这故事讲得浅显易懂，没有谁能讲得像他那么好！我常常听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完全能够原谅基督教，因为它使孩子们学会了爱。’”[93]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德语作文写得更为精彩。少年马克思论述了人的自由表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人应该怎样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马克思为后人所注意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马克思论述选择既证明了人的自由，同时也表明了人并非绝对的自由，总是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94]这段话曾经极受评审者欣赏，并在评语中加以援引，显示出少年马克思思考的深度。显然，这段话有些靠近唯物史观的论述，也引起后人的注意，弗兰茨·梅林高度评价说：“可见，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经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然而，这一解读不但把少年马克思的思想过分拔高了，也把唯物史观过分降低了。因该说，麦克莱伦的评价是合理的，“人的活动持续地受到已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一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已经在一个17岁中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事情。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认为在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来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95]。
第二，马克思在作文的结尾，强调人的选择要着眼于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并做出了浪漫的纯粹理想描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96]
如果参照马克思后来的事业以及一生的努力，我们很容易把马克思的这两段论述拔高到一个不合适的高度。尽管少年马克思那里有灵光一闪的思想，让人常常感到惊奇，当然这是在马克思所依托的文化知识背景里的头脑产物，而非真正经历人生磨难后的经验总结。正如黑格尔所言，同样的真理从未谙世事的小孩子嘴里和饱经沧桑的老人嘴里说出，其分量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发现马克思很快就忘掉了这里的铮铮誓言。进入大学的马克思，不久真正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场精神危机。
（四）大学时代的精神危机和思考转向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遵照父亲的意愿到波恩大学读法律。亨利希·马克思是从下层奋斗上来的开明知识分子，多年打拼奠定了殷实的家底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深知谋生的艰难，极为珍惜今天的成就，也对天资极好的马克思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像自己那样也成为一名律师，因此在马克思中学毕业之后就送他到波恩大学读法学。但是，年少的他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全力以赴进行新的征程。无论在学业、生活还是爱情上，他都让家人感觉到伤透脑筋。
波恩大学是当时的莱茵省精神生活中心，但马克思在那里的一年中，基本上只是明确了兴趣和方向，根本还谈不上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与人生规划。这一年里，马克思学业上虎头蛇尾，上学期因刻苦学习而累病了，下学期则自由散漫得过火，把大学当成了酒馆，参加同乡会，“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酗酒、决斗，欠了一屁股债，脸上留了一个伤疤，为未来的毕业证书增添了一个被关禁闭一天的记录。亨利希·马克思痛斥他为“波恩的胡闹”，不得不让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
然而接着来的事情更令父母惊诧，马克思与燕妮秘密订婚，亨利希·马克思在家信中埋怨道：“波恩的胡闹刚结束，你的债务（真是五花八门）刚偿清，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97]对于马克思在大学里所经受的精神危机，父亲并没有注意到。
1.柏林的危机：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
事情总是两方面的，从马克思留存下来的少量家书即当时的历史资料以及后来亲友的回忆，我们所得到的马克思形象乃是一个“逆子”的形象：一方面，在生活上，他没有完成父亲的良好期许，生活毫无条理，也不太注重与家人沟通，成为令父亲极为伤心的不肖之子；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他背叛了西方的文化传统，对虚伪的世俗和精神的压迫，举起了反叛的大旗。求知欲强烈，自我批判性强，不甘于世俗享乐。“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的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98]
转入柏林大学的一年是马克思精神转变的关键一年，马克思在爱情的折磨中用浪漫主义的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痛苦、爱恋与相思，无疑爱情强化了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追求。这一年里他写作了戏剧、小说，构筑哲学体系，创作大量的诗歌。今天保留下来的有马克思创作的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段，更有献给燕妮的三本诗集以及献给父亲的一本诗集。
但马克思的创作并不止这些，这一年里他承受的精神危机极为深刻。他告别了浪漫主义和康德、费希特哲学，努力学习黑格尔哲学。他的这次转折恰恰在使父亲大为光火的那封著名的书信中表露出来。1837年11月，马克思给父亲的一封信，是保存下来的研究马克思这一阶段心路历程的重要资料。“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它好像是表示过去时光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99]
第一，马克思对于自己所写作的抒情诗作进行了严厉的解剖。抒情诗的写作是对应于他处于热恋而又对恋情没有把握的焦灼心理状态的，只能通过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意象表达现实的渴望。马克思自我解剖说：“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象，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100]暴露出这些作品的空洞性，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是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一自我解剖实际上宣告了马克思与浪漫主义的某种告别，此后，马克思不再做诗人的梦，不再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但是对于文学的热爱、诗歌的鉴赏却是马克思终生保持的习惯。文学意象往往成为他在政治评论和经济学、哲学、社会学著作中增添论述生动性与论证力量的有效辅助，同样，文学本身塑造了马克思更为鲜活的形象。西方有学者指出：“对马克思来说，文学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构成的手段。”[101]
第二，马克思曾经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法哲学，甚至写作了长达300页的手稿，但局促在唯心主义实有与应有的思路里，最终未能找到出路。“这种对立是理想主义所固有的，是随后产生的无可救药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最初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之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内容更空洞而已。”[102]马克思说：“在实体的司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但阐述起来却大相径庭。这再次使我明白，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103]
应有与实有之间的矛盾如此剧烈，马克思不得不宣告自己告别或者说暂时告别康德哲学，不得不把自己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马克思如此表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转变：“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用新的神来填补这个位置。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104]在思辨的语境中，马克思进入黑格尔探讨世界奥秘的中心，认为必须从对象发展的自身出发细心研究事物自身，不能任意分割；因为依据黑格尔的方法，事物的理性自身有内在矛盾的展开与发展着的统一。
2.青年黑格尔派：新哲学探索的乐园
马克思在经历了痛苦思想争斗之后，自我批判为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唯一的结果是把自己累到了。修养期间，他把已经出版的黑格尔的著作读了一遍，甚至读了黑格尔学生们的文章，对黑格尔极为佩服。在不与大众接触的情况下，他热情地拥向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与成为现代世界哲学的黑格尔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105]
当然，新哲学的特点并非解决问题，而是充满了争论与对立，青年黑格尔派充满了探讨真理的热情与激辩。从此之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结下了一段思想重要因缘。恩格斯在1842年曾经写作《横遭威逼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为青年黑格尔派做了漫画，这是一组疯狂的群像：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是“怀有信仰，却又坚持思考”的，肉体固然顺从，心灵却不牢靠的自由神学家形象，鲍威尔是“好斗的长裤汉”，施蒂纳是“各种清规戒律的处心积虑的死敌”，马克思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巨妖”，等等。[106]
在这一组群像中，最先对马克思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布鲁诺·鲍威尔。有传记作家说，1840年后，鲍威尔已经落后于马克思了，并且鲍威尔在马克思身上得到很多实惠，并成功地使马克思放弃了在大学谋职的想法。[107]这一说法未免左得过头了。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探索还是在鲍威尔的关照指导之下，包括博士论文的写作都颇受鲍威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