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变迁与现实境遇
审视马克思“新哲学”的诞生，需要我们特别关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背景；而审视作为瞩目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需要审视整个19世纪：两种性质泾渭分明的革命几乎开始同步进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冲破封建制度真正证明自己威力的世纪；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思潮迅速崛起和初步实践的世纪。同样，从现实的境遇来看，时代发展最大的方向乃是由英国的资本主义确立的国际性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主题；而通往这一主题的路向却是民族主义的主题；马克思恰恰是在这时代双重协奏中因为个人的独特经历而踏上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和唯物史观的道路的。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到来
新文明的诞生总是在其现实需要和理论回应与理论引导和现实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催生的。从15、16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欧洲商贸发展之间相互呼应，在潜移默化中启动了西方文明变迁的脚步。反对封建制度的个性解放、追逐财富自由、成为“上帝新选民”和欧洲人特别是第三等级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普遍价值，封建制度极端封闭的结构被逐渐冲破，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断在现实涌现的财富魔泉中表征出来。
但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认识并不是同时达到同一高度的，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去，欧洲大陆在几个世纪中不断上演大国崛起的历史剧。最先萌发资本主义的意大利并没有拔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头筹，倒是国土面积并不占优势的一些国家捷足先登，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各自凭借自己的优势称雄一时。但在近代史上，正如恩格斯所言，英国、法国和德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从英国开始，伴随工业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发展起来。
真正革命的序曲，是由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法国革命开启的，它们仿佛是世界历史的两次自我成长宣言，以极大的自信，强势的姿态带领世界挣脱封建体制的束缚，宣告资产阶级自由竞争时代的到来。
从1789年开始，欧洲便上演了三种革命变革：其一，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并引发其他欧洲国家强烈回应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这次政治革命前以美国独立革命（1775—1783）为先导，后以拉丁美洲革命（1800—1825）为次继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其二，以蒸汽动力为引擎引发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导致新产业的催生——工业革命；其三，工业革命反过来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社会，改变了城乡结构，从而导致农业及农民生活的大变革——农业革命。在这三种革命中，最为显著而且带动其他两个方面的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本身到今天为止，则已经完成了三次公认的跃迁。[4]而最为典型的国家，当属英国和德国。前者，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化方向；后者则代表了欧洲各国走上国际化之前的发展特色——民族独立统一的道路。
1.悄然进行的思想革命
为19世纪打下革命基础的思想革命是17、18世纪逐渐兴盛起来的几个重要的、渐次深入人心的理念，这是深入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一，重视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为近代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重视实验、重视理性的科学作风逐渐风行，各国国王给科学家们大量年金，小王侯们也隆重礼遇研究科学者，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成为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物理学上的牛顿、病理学上的威廉·哈维、化学上的拉瓦锡等各学科奠基人应运而生。
第二，用自然神论来质疑和对抗基督教。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大量知识分子只愿意承认科学能够证明的规律，从而掀起了对基督教的怀疑风潮，他们并不否认上帝，但只愿意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对于自然神论者来说，他们信仰什么是不明确的，但是他们怀疑什么、反对什么则是相当明确的。因此，伏尔泰这样典型的知识分子受到欧洲的追捧，尽管他因过分的尖刻曾被囚禁巴士底狱一年之久。
第三，普遍信奉“进步”的观念。由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科学发现及科学发明，人们的信心被显著提升，理性至上的乐观主义使得人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都有充分理由相信人类有改进和完善的机会。
第四，与此相应的是批判精神的广泛流行。以人道主义批判宗教专制，以个人自由批判政治专制，以经济自由批判重商主义是时代的自由之声。英国的洛克以《政府论》启蒙世人，政府的存在与应否存在必须征得被统治者同意，法国的孟德斯鸠强调政府唯有分权才能够使自由得到保障，法国的卢梭宣传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政府，最好的政体是共和制，因为它对人民的意愿最为敏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论证了保障自由市场才是促进国民收入的最佳方法。
2.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及其视野
第一次工业革命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它是第一个放弃传统商业经济理论的国家，到19世纪40年代，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而且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在全球经济中鹤立鸡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然而，盛极而衰，恰恰也在这一时期，即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德国逐渐转变为工业革命的翘楚。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向世界展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崛起。17世纪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完成了历史的惊人一跃，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不断延伸的铁路、海运和贸易见证了资本的巨大力量，从而成为遥遥领先的资本主义先锋和探索者。尽管历史没有留下准确的数据记录当日英国的盛况，但后人还是根据各种渠道和有效资料测算了英国经济的增长率，有关学者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是不断加速增长的，在1700—178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7%，在1780—180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8%，在1801—1831年，则为2.7%。[5]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数据似乎并不起眼，但在早期工业革命中，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足以让当时的英国资本家对自己在世界各民族面前表现得信心十足，也足以让其他各国投来艳羡的目光。科尔纽曾经作过一个比较：“英国的轮船早在1808年就已经在克莱德河上航行，而在1819年甚至已经横越大西洋了；英国在1825年已经建成第一条铁路；纺织工业在1800年就实现了机械化，煤炭产量也达到了四百五十万吨，而德国在1843年，即差不多五十年之后，煤炭产量才刚刚达到三百万吨。”[6]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经济体制定位于国际化，到20世纪末，这种定位才成为所有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特征，而其他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定位都是国内化的，故而，英国式资本主义乃是马克思分析批判的典型，没有英国式的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另外一种面貌了。
3.德国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要比它作为经济现象诞生的时间晚得多，直到20世纪初，这一概念才臻于成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爆发力。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考察追溯到此前几个世纪。
英国崛起之后，法国、比利时、美国等诸强紧随其后，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纽带中，世界民族确立了多方面的相互依赖的联系。一个新兴的生产部门，加工在这里，原料则可能来自地球遥远的角落，销售则可能选择任何有利可图的地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聚的力量刚刚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萌动时，就预言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冲击，认为它在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生产力之和还大的成绩，而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7]也正因为如此，托马斯·K.麦格劳认为：“除了卡尔·马克思之外，在18世纪和19世纪没有谁能完全抓住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经济潜力。”[8]
德国则是另一种极为复杂的发展情况，1871年的德国的一体性只是基于使用共同的语言。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署之后，德意志小邦林立，以邻为壑，经济得不到正常发展。德国的诗人席勒曾经说：“德意志，你在哪里？”当英国、法国已经迈进资本主义的快车道时，德意志依然是落后、残破景象；然而，当资本的工业杠杆撬动了各民族本身的基础时，民族主义的自觉就越来越强烈。迎头赶上，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业，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对当时的德意志来说，最为现实的问题，可能是怎样摆脱城邦林立、各自为营的尴尬局面，快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的隐性推动；二是现实层面的曲折推动。
第一，德国哲学的表达虽然是晦涩的，但对时代却并不麻木，毋宁说相当敏锐。当法国大革命震荡整个欧洲时，在许多方面德国哲人都迅速地理解和把握了它的意义。黑格尔这样表达德国对法国的学习与超越，他说：“法国民族通过革命的洗礼，摆脱了许多作为僵硬枷锁套在法国民族头上以及别的民族头上的典章制度。不仅如此，个体也消除了死亡的恐惧，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惯……这样，法国民族就在别的民族面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压在那些闭塞愚昧的民族头上，迫使它们终于放弃违反现实的习性，跨进了现实，并且由于表中有里，内寓于外，这些民族也许还会超过它们的老师。”[9]具有历史意味的是，1848年革命在德、匈、意、法都遭到了失败。尽管法国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但并没有实现民主，它得到的只是受法国农民拥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但德意志诸邦和奥地利帝国，废止了采邑制和农奴制，使得农民得到了解放。因此，在德国古典哲学晦涩的外表下，德国哲人一直目光如椽地紧盯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尖锐矛盾问题。康德以特有的形式为德国市民的利益做了辩护，通过实践理性论证了世界公民的政治理想，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费希特则从未来解放的角度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做出了批判，认为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也只是把人们引入一种利己主义的空洞的自由时代；而黑格尔正是洞察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固有矛盾，才力图以理性国家的政治理想来整合与超越这一残酷现实。因此，在康德、费希特乃至黑格尔那里已经隐含着批判资本主义、融合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它们是如此的晦涩不明。故而，德国古典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逻辑前提，它们内生于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10]
第二，德国尽管长时间没有实现国家统一，但是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是在各种曲折条件下迅速成长。1871年以前的德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五个决定因素：其一，1834年海关联盟，1836年首次制定统一的商业法典，但1861年各联盟国成员才使之生效，这是形成“德国”共同市场的第一步；其二，德国铁路发展比之英法美都更具强势，1850年前后，全国规模的铁路网形成，此后发展更为迅猛，铁路经济带动了银行业、煤炭、钢铁和机械工程等广阔的新市场；其三，德国具有深厚的工艺技术传统，对工艺技术的承认、尊重和推崇使新技术传播和生产、经营和监管都变得非常容易；其四，德国从18世纪末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儿童接受普遍教育的原则，几乎比英国早了一个世纪，大学学术科研氛围浓厚，正如俾斯麦所言，“有学校的国家才有未来”；其五，德国具有庞大的商会组织，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11]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暗含在德国迅速崛起背后的隐形支持因素，如果没有这些铺垫，我们不可能看到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脱颖而出。
因此，马克思当时面对的情况是双重主题，在典型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浪潮中，无产阶级日益壮大成熟，在非典型的德国中间，反对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是德国最为迫切的要求。在反抗法国的统治中，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历史的呼召下诞生了统一德意志的领袖人物俾斯麦。正如列宁所言，“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12]。必须注意到，德意志的统一是一直并行于马克思生命中大半时间的主题。因此，社会主义学说的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奠基，实际上产生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绝对不是空谈否定资本主义，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倡导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却经常反对在德国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认为首先要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扬弃资本主义。
（二）资本主义成功的“另一面”
整个19世纪，即使是资本主义节节胜利，也暗伏着重重社会危机。这个时代是如此的纠结与矛盾，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英国现实主义大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言来做感性描绘，“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一时代充盈智慧，也遍布愚蠢。这一时代开辟了信仰的纪元，也打开了怀疑的闸门。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岁月。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13]概言之，这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社会的现实运动，催生出圣西门伯爵所说的“人数最多而生活最苦的阶级”。
1.资本主义培育了革命的性格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没有现实言说的对象和革命实践的主体，它不会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说。但是没有资产阶级对革命性格的培育，我们很难说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锻造出如此耀眼的锋芒。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法国大革命提出后世以革命来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
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充满浪漫主义的反叛精神和人民主权思想，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激进内容和传播形式都为后世革命做了光辉榜样。从内容上来说，他提出的是人类不平等问题，并论述到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当人民不满意不能体现人民公意的政府时，人民有权通过暴力来推翻它。从形式上来说，卢梭的后继者们，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做了大量的通俗化工作。对当权者的抨击在各种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中可以听到，并且启蒙的思想通过通俗化的形式捕获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当时上映的《费加罗的婚礼》以平民费加罗反抗贵族对其未婚妻实施农奴式的初夜权并取得反抗的胜利的剧情，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喻示了第三等级的胜利。而下层民众由于深受负担各种苛捐杂税的痛苦，暴动和冲突不断。更糟糕的是，即使是作为上层的贵族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意现实腐朽的政权。这样，整个社会尽管仍然在外形上维持着原来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但从各种力量的涌动中，已经是山雨欲来的革命前夜了。
当国王路易十六因为财政无法运转，被迫召开三级会议时，革命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某种程度上，正是法国大革命宣布，可以如此争取人类的自由。尽管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成为人类解放的福音，而是留下了争议不断的声誉，但革命的种子却已经深深扎根在世界历史的土壤里，革命的性格就由此得以培育。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卢梭遗产的继承者。
2.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稳定性
资本主义虽然带来生产的飞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不稳定。英国在1825年年末爆发了经济危机，大商行倒闭，大银行破产，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1826年的《泰晤士报》对危机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跟踪报道，在1月16日写道：“在德比脱菲尔兹，丝纺织工业的织工和所有工人因生产停顿而遭受的苦难是空前的。目前的事业和贫困现象是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有15000台机器停止运转，有18000名织工失业。”又在4月4日报道：“在布拉克本，停止运转的织机超过了7000台，几乎有14000人要靠慈善机关救济，而当地人口总共才21000人。……全城境况凄惨万分。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14]而约克郡、兰开郡等工业中心情况都差不多。然而，这种经济危机并不是社会的偶然震荡，逐利的资本本性，恶劣的做工条件，严酷的工厂管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这些缺陷正在不断把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抛入难以生存的境地。与此相应，英国工人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从1780年到1851年，仅为0.80%。[15]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把工人阶级的触目惊心的悲惨状况翔实地揭露出来，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英国社会每日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16]
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与对人类不断改进和追求完美的个性结合，诞生出一种受驱策的人格。工业革命的实质是解放生产力，以机器代替手工劳作，但转移出来的生产力怎么安顿？机器对工人的排挤使得工人之间经常处于竞争敌对的角色中。工业革命导致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工人依附性地位，这种不平等的不幸状况引发了新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英国的工业革命连同其全部后果，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洲，最后传到亚洲和非洲，引发极为类似的结果。工业革命后，工人的愤懑和不满通过罢工、怠工、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表达出来，“政治家们努力调解工人的要求和资本家自由放任的要求，构成最近欧洲政治史的大部分内容。我们从工业革命承受下来的劳工问题不但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17]。
然而，这还是比较好的状况，其他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就更为糟糕。
与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示范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是法国大革命，为社会发展真正奠定了革命的性格。不同于英国有足够的处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为数众多的中间阶级，法国则是除了少数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富翁外，大多数人都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因此，19世纪20年代后，工业革命的经历以及大众暴力活动的失败开始有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并上升为理论。
3.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反对现实奴役制度的思想被悲惨的现实催生出来，一开始就依托了宗教背景传播新的福音。记者科贝特对腐败的旧制度进行猛烈的攻击，努力维护劳工权益，他认为人民的不幸乃是税收、国债和纸币制度以及大群的社会寄生虫所导致，虽然他还没有达到批判旧制度的高度，但是这些思想却吸引了大量的贫困民众，使得科贝特几乎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托马斯·霍奇斯金在1825年出版《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给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在英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宣扬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约翰·班扬表达了清教徒的奋斗与挫折，关注穷苦的基督徒的拯救问题，要和世俗的魔鬼斗争。欧文更是在1824—1829年到美国做公社实验。“《天路历程》和《人权论》一样，是英国工人运动的基本教材；班扬和潘恩，加上科贝特和欧文，为1790年至1850年的运动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素材。”[18]
1829—1830年，英国工匠开始联合建立全国团结大工会，英国工人阶级开始自觉形成。“在城镇，甚至在村落，自修者的热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散工、工匠、零售商和职员以及小学教员以几个人或小组的形式一直在自己教育自己。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传改革的。一个通过读《旧约》全书而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小学教员所受的教育几乎全是宗教训诫的，现在则试着读伏尔泰、吉本、李嘉图的书。各地的激进派领袖、织工、书商和裁缝都有大量的激进主义刊物，而且还在学习如何使用议会蓝皮书。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周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编辑信件并且参加讨论。”[19]因此，就在这些看似平常，实则新奇的细节中，底层民众的自我觉醒意识逐步超越了自身的经历，到19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兴起之后，自觉的阶级意识即联合起来，为最广大的底层人民利益而战斗。
19世纪30年代，英国诞生了宪章运动，伦敦工人协会明确自己的宗旨，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铲除使奴役永存的制度，用各种合法的手段使社会上的所有阶级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20]恩格斯也写道：“工人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起来就是一种力量。”[21]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则宣传，政府的存在依赖于工人，它没有完成工人委托的使命，不能使工人安心工作生活。“没有工作生活，毋宁战斗而死。”[22]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得到了英国德籍工人的声援，“期待和希望他们为解决十九世纪的伟大使命——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作的努力取得成功”[23]。这种声援正是马克思的第一批战友卡尔·沙佩尔等人喊出来的。
（三）马克思的革命之路：个人命运、民族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复杂交织
如果单从马克思的出身背景来看，他是德国人，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在当时的情境下，在正常发展中，他更应该是走向一条鼓吹德国资产阶级发展道路的资产阶级学者。然而，马克思登上社会舞台的独特经历，却让他跃升上一个更高的层次，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
在民族主义为主旋律的19世纪，在马克思的思想琴弦上弹奏出的恰恰是世界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曲。
在跨进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德国的进度极为迟缓。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跨越国界的，恰如后来拿破仑的铁骑一样，冲击了整个欧洲。“然而在德意志，法国革命的更大后果，倒不是所产生的积极的革命影响，而是引起了一种反对革命所拥护的一切事物的消极反应。……在德意志却从没有出现任何企图仿效法国事件的有组织的运动。任何一个德意志邦都既没有革命情绪，也没有革命形势。即使存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革命思想，也仅限于一小批知识分子。”[24]
在德国内部，对德国发展去向的讨论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派。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往英法，代表着自由民主派；而以普鲁士国王为代表的阶层，却迟迟不想改革，以免触动自己的利益根基。1813年，为反对法国拿破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曾经许诺在普鲁士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但当1815年拿破仑倒台后，他却自食其言，即使1823年建立省等级议会，也是形式大于内容，不能对国王的专制起到有效的限权作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甚至力图恢复拿破仑所打破的传统等级差别，重新把居民划分为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威廉四世更是抛掉了人们所希冀看到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露出赤裸裸的专制制度的本质。
马克思曾经也力图做一只国家的“牛虻”，为普鲁士祖国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使得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莱茵报》的查封使得马克思对整个民族深感失望。“它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使我们掩面知耻。……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25]
当马克思接触到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并认同人类解放的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他却并不赞同直接在德国发动革命，因此也就同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展开论战。“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26]
马克思作为漂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自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上亦有外在的催逼因素。马克思曾经说：“我是个世界公民，走到哪儿就在那里工作。”[27]马克思确实无愧于世界公民的称号，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就是人类的解放问题。
然而这一身份也有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发展过程。首先，1843年，马克思因《莱茵报》激进的论调而与当局关系交恶，《莱茵报》面临极大的生存威胁。马克思曾经以辞去主编，并退出《莱茵报》为缓解办法，当局却没有给他机会。
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发表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当局4月即查封《莱茵报》。理由之一乃是“《莱茵报》的倾向是十分恶劣的，恶意地以推翻普鲁士国家的基本法律基础为目的的，同样也是危害教会和国家中的现存状况的。”[28]这一罪名是极富杀伤力的，它使得马克思从此就背负上与国家为敌的恶名。1843年6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结婚，10月燕妮徙居巴黎，力图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安定下来。然而，由于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前进报》继续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向法国政府施压，1845年1月，法国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签发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1845年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前往列日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中，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29]。1845年2月，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在写了一份放弃所有的政治活动的保证书后，才被允许定居下来，这一住就是三年。此间，马克思曾有移居美国的打算，并且在1845年12月，为避免被普鲁士警察机关引渡回国，马克思在1845年12月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1848年3月，马克思被认为资助巴黎革命运动，又受到比利时的驱逐，马克思一家再次迁往巴黎。由于在各国流浪的经验，马克思开始用护照身份保护自己。同年6月，他同恩格斯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翌年5月，《新莱茵报》再遭查封，马克思一家迁往巴黎。仅仅过了一个月，1849年7月，马克思又被驱逐，迁往他最后的避风港——英国。“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30]
如果把这幅生活剪影纳入马克思新哲学的创立图景中去，我们可能更真切地理解到马克思创建新哲学的历史语境，理解他的深刻之处，唯其如此，继承马克思哲学的遗产，发展马克思哲学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