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孔子和他的道德学说
章序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是东方文化的代言者，是“君子”人格的典范。他所建立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对汉文化圈的后人们影响深远。
孔子是我们每个人的师长，《论语》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食粮。每个人只要打开论语，就会有他的一份“心得”，而我在孔子身上看到的主要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
道德会是一种力量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人们往往会忽视道德的作用，只看到道德的弊端，这是什么原因呢？打个比方来说，萝卜、白菜、米粥是很健康很养生的东西，但人们只晓得它们味道寡淡，不太记得把自己的健康归功于它们，反而对那些治病的药材感恩戴德。其实，道德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如同那些朴实无华的营养，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如果说，老子的理想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庄子的理想是让老百姓过上自由的生活，而孔子的理想则是让老百姓过上一种友爱的生活。“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是孔子所向往的生活图景。为了实现这样的图景，孔子给我们指出途径是“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也就是说，从自身做起，通过改造精神素质来造福百姓。孔子教给我们的，正是在人群中具有凝聚力和感染力的道德人格追求。
第一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
孔子的志向是对天下文而化之、移风易俗，这样的理想自然首先希望能通过统治者的行政力量来推行，但是诸侯的反应令孔子很失望。尽管诸侯对孔子的态度是尊而不重，但孔子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的学说在鲁国行不通，在齐国碰壁，即便是在陈、蔡等小国也不受重视，对他敬若上宾的卫灵公也只是供养了他较长时间而已。孔子看到自己的志向在当世已无可施为，于是把精力投注于教学，把眼光放到了后世。晚年回到鲁国，他以整理文献的方式记述自己的学说。死后，他的门生散居各国，推动儒家学说的发展，使他不断受到后世帝王的推重。“每一个人，年轻时经过十年寒窗，大都为了获取功名，希望能一展抱负。等到功名追求不成，或仕途受挫以后，就回到故乡，或著书自娱，或教授生徒。这一生活历程，成了中国士大夫典型的生活方式。这方式，是孔子第一个形制而成的。”[1]可见，孔子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方式是有范型意义的。
“异代之后，道法儒墨刑名阴阳之言，并存于世，而学者言六艺，必折衷于夫子。盖汉之兴也以纵横，其嗣尚黄老，又其嗣尚刑名法术，其端屡更，弊亦相代。盖不待仲舒发策，而上下亦渐厌之矣。说者以武帝罢除百家，尊崇六经，为涂民耳目，锢蔽心智，与嬴秦异术同工。然则内极声色，外逐利欲，任桑、孔以搜粟算缗者，何尝出于六经乎？是知伪经术不足以诋诃真诸子也。”[2]诸子思想是有一个前后相接的接受历程的，最终儒家也有融会贯通之势。只不过运用他们的统治者的诚意导致了经学的虚伪，也遮蔽了诸子思想的真实价值。时至今日，我们需要超越伪经术的纷争，超越对孔子虚妄的尊崇，从最重要的诸子之一家角度来认识孔子。
一 殷人后裔的冷静立场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宋人是殷商的后裔。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苦苦劝谏他的有三位名人：一个是比干，后来被纣王剖心而死；另一个是箕子，后来率五千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还有一个是纣王庶出的长兄微子启，在殷商灭亡之前，他选择了离开。周武王灭商后恢复了微子启的爵位，成王时周公封微子启于宋，建立宋国。
宋人是诸子寓言中被经常嘲讽的对象。在守株待兔和揠苗助长等故事中，宋人的形象常常是墨守成规或愚蠢可笑的。显然，宋人在周代地位比较低下。作为宋人后裔，孔子身上继承了殷商文化的血脉，形成了一种独立的眼光，使他能够冷静客观地面对春秋时期的人文状况。毕竟，如果一个人与所在环境没有内心冲突与隔阂，那么他是不会有批判的思维和原创的思想的。
孔子的祖先孔父嘉本是宋国宗室，因已出“五服”，遂自改为孔氏。据历史记载，孔父嘉的妻子非常漂亮，华父督为了得到她，杀害了孔父嘉，孔氏后代防叔畏惧华氏而逃到鲁国，遂为鲁国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是字，纥是名，孔纥即为孔子生父。
叔梁纥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力大如虎，勇猛过人。鲁襄公十年，诸侯的“多国联军”进攻偪阳。鲁国先头部队刚进入城门，守城门的人突然把城门悬吊的闸门放了下来，企图把鲁军前后分开，分别歼灭。这时，已经年过五旬的叔梁纥用双手托起沉重的闸门，使鲁国军队得以撤回，立下了大功。
7年后，齐国将领高厚率军包围了鲁大夫臧纥的防邑。叔梁纥便带领着臧畴、臧贾和甲兵三百人，保卫着臧纥连夜冲出了齐国军队的包围。后来，齐军攻城不下，只好退走。由此，叔梁纥又为鲁国立了一次大功，从此以勇力闻名于诸侯。
凯旋后的叔梁纥由武士升为陬邑大夫。此时的叔梁纥已经年过花甲，他有正妻施氏，为他生了九个女儿；还有一个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字伯尼。伯尼就是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孔子字“仲尼”。“仲”也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这也是“孔老二”一说的来源。
二 “野合”而生的圣人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此为“孔子是个私生子”之说的滥觞，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思想开放的年代，人们更是愿意对此津津乐道，并且声称：即使认定孔子是私生子，于其伟大也无损一丝一毫。
其实关于“野合”这个词的理解，关键在于对这两个字合解还是单解。
“野合”一词在当代语境下是指野外的性关系。伟大的司马迁在记述伟大的孔子（尽管他对儒家并不完全认同，但还是把孔子放入“世家”）的生平时，想必不会无聊到去记述这个细节吧？所以这种理解明显是浅薄文人们对圣人的一种解构狂欢。
在《史记》成书的汉代，“野合”一词尚未组合成词。单个来看，“野”有“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山野”和“粗陋”之意；“合”在两性关系的范围内，也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交合，一个是合婚。因此，“野合”的意思应该不是“山野里的交合”，而是“不合仪礼的婚姻”。意思是叔梁纥与颜氏女之间是一种非正常的婚姻，不合常规的礼仪，所以叫做“野合”。
为什么二人的婚姻会不合常仪呢？又是一种怎样不合常理的情形和尺度呢？
根据《周礼》，升为大夫后叔梁纥还可以再纳一妾，这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为什么叔梁纥选的颜氏女是颜家待嫁女中的最幼者？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是正常的议婚，那么女方可能不会同意违背常理，在两个姐姐尚未谈婚论嫁的时候先把小妹嫁给年老的叔梁纥。如果说是两情相悦的私情，则于年轻的颜徵在来说，也令人费解。
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是，叔梁纥动用了非正常手段获得了这个女人，而仅给了她一个粗陋的婚礼，这迫使司马迁在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得不以“野合”来修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颜氏女在怀孕后，夫妻两人曾一起向尼山祈祷，这也说明他们并非露水姻缘。
孔子三岁时，父亲就死了。按照当时的礼仪，孤儿寡母也无权过问葬礼的情况。不过，孔子小时候就喜欢做一些与祭祀相关的游戏，说明母子二人的身份并不是很遭人指摘的。所以孔子只是地位较低的庶出而已，并不是尴尬的私生子。
为了赡养寡母，年轻的孔子做过很多低贱的工作。他继承了父亲的体魄，身材很高，“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这个身高折算下来，几乎快接近姚明了。但孔子没有去从事武力，而是以恢复“周文”为人生目的。
三 勇猛的政客
我们在孔子的画像中看到的总是一个宽厚的长者形象，但要知道，孔子对人对事宽容豁达，但绝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子贡问孔子：“满乡村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子贡便又问：“满乡村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最好是满乡村的好人都喜欢他，满乡村的坏人都厌恶他。”而且，他还痛心疾首地感慨：“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所谓的“乡愿”，就是指没有原则立场的人，不能对恶进行合理的抗争。孔子认为这种人不仅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反而是道德的败坏者。这位谦和的孔夫子，在执政的时候，也拿得出他威猛的一面。
孔子是有强烈政治理想的，甚至为此曾一度几乎失去理智。
《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两件关于孔子出仕的事情。
鲁定公八年，大夫公山弗扰据费邑以发动叛乱，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
还有一次，佛肸召孔子去，孔子也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您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然而，这两件事都没有什么结果，孔子也只是尽心而已。孔子仕途上最大的机遇还是来自鲁国。
当时，鲁国政权已经被季孙氏、叔孙氏和仲孙氏掌控。虽然废掉国君的恶性事件尚未在诸侯国中出现，但政局的分崩离析，诸侯之间的恶性攻杀已经是山雨欲来了。孔子主张尊崇王室，维护安定与统一，在外交和内政上他也勉力而为。
夹谷之会初次显露了孔子的外交能力。定公十年，鲁定公和齐景公在夹谷会见，时任大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的孔子担任司礼官。
大臣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仪，但是没有勇气，如果派莱人（当时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能够如愿。”齐景公听从了犁弥的话。
剑拔弩张之际，孔子带着鲁定公往后退，并说：“士兵们快拿起武器冲上去！两国国君友好会见，而华夏之地以外的莱人却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会合的本意。”齐景公听了这番话后，急忙叫莱人避开。
即将举行盟誓时，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了这样的话：“一旦齐国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如果不派三百辆兵车跟随我们，就按此盟誓惩罚。”孔子作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归还我们汶水北岸的土地，我们就不履行这一条。”几个月后，齐国人向鲁国归还了郓邑、讙邑和龟阴邑的土地。
夹谷之会，展现了孔子面对强权时候的勇猛与机智，倘使不是在对抗“三桓”时稍嫌躁进，鲁国很可能会在他的管理下获得长治久安。三桓（即季、叔、孟三家）在鲁国的势力很大，能将国君鲁昭公驱逐出境（以致鲁国七年无国君），昭公死在国外，三家共立的是鲁定公。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利用执掌国政的机会力劝鲁定公拆毁“三都”的城墙。他认为鲁国三大家族季孙、叔孙、孟孙的巢穴费城、郈城、成城，都不合周礼，应予拆除。此举实际上是投石问路，是彻底改变三大家族把持朝政现状的先声。三大家族之所以支持了此次行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苦于为控制封邑的家臣所制，“铲除家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毁去邑城，以免他们盘踞”[3]。在子路指挥之下，兵士们捣毁了费城；郈城主动自行毁坏，但最终却遭到了成城的暴力抵抗，由于成城以齐国将趁机入侵为威胁，最终鲁定公只得不了了之。这就是孔子当政近三年难能可贵的大动作，即有名的“堕三都”之举。
孔子“堕三都”行为的实质，是矛头直指三桓，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人格魅力。三家为孔子而废掉二城，事后也没有联合起来杀掉孔子，还是说明了孔子的道德威慑力。
齐国向鲁国送了美女和宝马，季孙氏与鲁定公一起享乐，替季孙氏代理国相的孔子受到定公的冷落；加上“三桓”势力联合的排挤和威胁，孔子不得不走上漫长的流浪之路。季孙氏的晚年，鲁国朝政日益败坏，季孙氏还派儿子请孔子归国执政。要不是孔子打击邪恶势力的勇气一流，也不会被这个一生的政治对手如此敬重。
四 严肃而又机敏的老师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为人师表的“夫子”，尽管“孔子弟子三千”之说并不可信，但长年追随孔子的弟子应有70余人。“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4]尽管学者此说未必公允，但孔子传述主导乃是“臣道”，应该是个事实。“老子者，君人南面之术。孔子之教，察于人伦，明于庶物，臣之所操也。”[5]就其大要而言，这些话是有道理的，对于负责社会事务的中坚阶层而言，《论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财富。
孔子早年有志于安定天下，很多弟子都跟着他周游各国。年长一拨的弟子，如子路、冉有、子贡等人多有政治抱负；年青一代的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参和子张等人则多继承了他的学术事业。
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但更强调一切都应该以“学”为根基。他很谦虚地说：论心境淡泊道德高尚，我不如颜回，但要论好学，恐怕很少有人赶得上我。在学习上的进取精神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对于学问真心的热爱和追求一直感发着弟子。人的精神兴奋就不会生病，从学习中不断获得愉悦，这也是孔子的养生之道。
发愤学习的精神使孔子能够有敏锐的洞察力、思辨力、逻辑推理力，从而团结起这些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弟子。
孔子非常看重弟子的本性。《孔子家语》中有一个故事。孔子师徒困厄于陈、蔡之间的时候，子贡好不容易弄了点米回来，交给颜回做饭。饭刚熟，颜回从锅里抓了一把吃。子贡不巧望见了，以为颜回偷吃，就告诉孔子，怀疑颜回在极端穷困的情势下改变了志节。颜回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对于子贡亲眼目睹的事实，孔子没有轻易表态下结论，说：“大概有什么缘故吧，我了解一下。”于是委婉地对颜回说：“我梦见了祖先，你不是做了饭吗，我要用饭来祭祀。”颜回急忙说：“刚才有一块灰尘掉进了饭里，那团饭脏了，扔掉又可惜，我就把它吃了，饭不干净，不能祭祀。”真相大白！孔子以细致的调查透过“窃食”的表象得到了真实情况。
对待那些不成器的弟子，孔子也会严厉地教训。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守孝三年”的说法，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其实孔子曾经解释过的。他有一个弟子叫做宰我，有一次宰我向孔子请教说：“我觉得三年的丧期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为礼乐之事，必定礼乐废弛。守丧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说：“守丧一年，你就开始好吃好穿地供养自己，你觉得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啊，有什么不心安的！”孔子说：“你如果心安你就去干吧！”宰我走后，孔子跟其他弟子说：“我长到三岁才离开父母的怀抱，正是为了报答三年的养育之恩，才谨守三年守丧的要求，这哪里是固定要求的繁文缛节啊，这只是发乎于情的礼仪啊！”“很明显，孔子的确想通过‘在政府中任职’来影响更大范围的社会，然而，他得出的看法可能是其真实的感受。为恢复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所需要的基本品质，将会在家庭关系之中发现。”[6]孔子的学术，最终从对社会政治的直接改造走向了以家庭伦理为视点的文化重构。
宰我大白天睡大觉。古人一日两餐，日升而起、日落而息，白天睡觉是不可原谅的。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意思是把宰予比作无可救药的朽木和粪墙。孔子还揭露了宰予言行不一的缺点，并发誓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决定要对人的言行进行名实之间的核查。
当然，孔子在与学生们亦师亦友的相处中，有时候也不免尴尬。孔子带着子路和其他学生们一起出去周游，被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没饭吃了，饿了好几天，孔子还叫学生们在树下练习作揖。子路终于火了，他找到孔子说：老师，君子也有这样的穷途末路吗？孔子估计当时也挺紧张和尴尬的，但是孔子毕竟是老教师了，反应很巧妙。孔子说：君子嘛，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只有小人才受不了这样的局面，什么下三滥的事都做得出来呢！言外之意是子路在这样的情形下质问老师是不“君子”的。这时候子路的君子意识还是起了作用，他没有继续闹下去。
“乐”文化也是孔子所着力倡导的，他强调音乐对政治和伦理的感染作用，自己也是个音乐的爱好者。他很强调音乐行为中所蕴含的秩序感和节制美，这对于“礼崩乐坏”的当代统治来说，肯定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因为他们经常超过礼制地享乐，但有时候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形。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游追随孔子，孔子教育他音乐对行为具有陶冶作用，后来子游在一个小地方做长官，也弄出一片弦歌之声，刚好被孔子看到。孔子禁不住抿嘴乐了起来，还冲口而出：杀鸡用得着牛刀吗？意思是太小题大做了，这个小地方一本正经地弄那些干什么，真是太教条了。子游说：咦？不是您跟我说：礼乐里的东西好啊，君子知道了会更加关爱别人，小人知道了会比较容易被驱使，所以我才这样啊！孔子一听，不好意思了，但是他老人家还是有办法。孔子点着其他人说：你们听好了，子游说得对啊，之前我只不过跟他开个玩笑罢了。
“总体说来，《论语》把很多篇幅用于描述孔子与其门徒的关系，而这里，我们就要接触大师—门徒关系这个更为普遍的话题……大师的通见也许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完全融贯一致。事实上，可能含有许多在遭遇到不友好的反对意见时他的门徒不得不加以论辩的、尚未解决的模棱两可与晦涩之处，而且，现实本身也可能要比大师的通见更为丰富。”[7]可以说，若没有弟子们的反馈和发明，孔子的思想也不会发展得如此完善。
五 性格各异的孔门的弟子
在孔门中，有登堂弟子和入室弟子之分。真正能够接近孔子，直接聆听教诲的登堂弟子，其实只有子路、子贡、颜回、子游等几个。外围的弟子们经常需要经过这几个亲近弟子的转述来求得学问。
子路比孔子小9岁，是孔子最大的弟子，也是孔子非常喜爱的一位高足，但他的性格与孔子截然不同，勇敢而又冒失，是一位轻视书本的武夫。
子路年轻的时候，身着奇装异服，头上戴着雄鸡羽毛装饰的帽子，是个莽撞的小流氓。子路好与人斗勇，曾经“凌暴”孔子，也就是欺负孔子。孔子用儒家思想诱导子路，使他归于自己门下，成为得力的门徒。孔子喜欢他，说自从子路来到我的门下，再也听不到恶语了；还说儒道推行得不顺利，真想隐居到海外去，但只带着子路一个人。估计子路是那种只许自己冲撞老师，但绝不允许别人说老师半点坏话的人。
子路性格粗鲁，但是非分明，也有非常憨厚可爱的一面。孔子去见当时著名的美人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知道了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个南子“美而淫”，弄得卫国政局混乱，导致国君与太子不和。子路的不满，也逼得孔子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别的心思。对于孔子的日常教诲，子路觉得做起来非常难，于是他就“唯恐有闻”，假装听不到，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令人感到可爱又可笑，孔子对此也无可奈何，很担心他因此会学问不通透，最后闯祸。
孔子归居于鲁国，子路留在卫国，成为大夫孔悝的家臣。卫灵公死后，流亡太子勾结孔悝作乱，赶走了即位的自己亲生儿子卫出公，是为卫庄公。子路听到变乱后，从城外慌忙赶回，打算焚毁国君和孔悝所在的高台。孔悝派勇士下来攻击子路，打斗中子路的帽缨被砍断。子路想起“君子死而冠不免”的话，于是放下兵器去整理帽子，结果在这个时候被人砍成肉酱。
孔子听到卫国内乱的消息后，就预感到性格鲁莽的子路将要出事。果然，噩耗不久就传来了。这对于年老的孔子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孔门的另外两个有名的弟子就是颜回和子贡。颜回和子贡的性格就很能相映生辉。如果我们把孔门团队简化为孔子、颜回、子贡、子路四个，那正好和《西游记》中唐僧、沙僧、八戒、悟空这个团队一一对应。团队的协作和运行规律有很多有趣的一致之处。
从个性上看，颜回不爱说话，老师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从来不反驳；子贡却能言善辩，向老师请教问题时常常刨根问底。从生活水平上看，颜回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子贡却不安守本分，常常游走在曹国与鲁国之间，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通过贱买贵卖的手段，去囤积居奇，最终成为巨富。
两个学生中，孔子非常明显地偏爱颜回。这是因为颜回能够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别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艰苦，颜回却能乐在其中。只有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充实的精神生活，才能忍受物质生活的贫乏。这一点，显然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在孔子看来，颜回是他最好学的学生，在道德上差不多达到完善的程度，可惜短命死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像他那样好学的学生了。
子贡就没那么幸运了，孔子不是特别看好他。有时候，甚至是没什么理由的。一次，子贡对孔子说：“我不想别人欺负我，我也不想欺负别人。”这种观念本来非常符合儒家的生存原则，孔子却直截了当地说：“子贡呀，这不是你能做到的。”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之后，子贡跑去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是可贵的瑚琏（古代宗庙里祭祀时用来盛粮食的器具）之器。”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喻为瑚琏，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立朝执政的才能。不过，子贡大概忘了，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叫“君子不器”。当然，孔子对待子贡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儒者对待商人的态度。
当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的时候，子贡非常谦虚地回答：“我怎么敢和颜回比呢？他听到一件事，可以推演知道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演知道两件事。”孔子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认为子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
与孔子其他的崇拜者不同，子贡最初对孔子并不是那么信服的。相传，子贡曾经说过，他追随孔子学习了一年，觉得自己已经超过孔子的水平；追随孔子两年，觉得自己和孔子也差不多；追随孔子三年，则深深感觉到自己远远不如孔子。
这段记载和许多我们熟知的故事一样，应该出自后人的附会。不过，这段故事中所反映的心态倒是很真实。伟人的想法往往与常人不同，可以从不同角度与侧面予以解读。孔子的另一位高足颜渊就曾经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虽然老师的学问这样高深和难以琢磨，但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行。”
经过了孔子的多方调教，子贡成长得很快，孔子对他的成长也感到非常欣慰。在评价子贡的时候，孔子用了一个“达”字，也就是通达的意思。正是有了这样的心态，子贡才能开拓思路，在诸侯国之间游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
齐国的田常打算作乱，因忌惮国中的几位名将，于是命令他们去征伐鲁国。在外的孔子认为鲁国是“父母之邦”，于是命令子贡去各国斡旋。子贡先是私下会见了田常。他跟田常说：“鲁国弱小，攻则必胜；吴国强大，不如攻吴。”田常火了，说：“您怎么叫我放着胜仗不打，去打败仗啊？”子贡说：“对于您自己来说，败仗才有好处。败仗可以削弱国君与几位将军的力量，您才有机会做大事啊！”田常深以为然，但顾虑无故调兵攻吴会招致猜疑。子贡于是承诺说服吴国发兵救鲁，给齐鲁交战一个正当的借口。子贡又跑去对吴王说：如果齐国吞并鲁国，受威胁的就是吴国了，恳请大王发兵救鲁。吴王夫差虽有出出风头的意向，但忌惮的却是后院起火，因为越国是自己的心腹之患。于是子贡又去说服勾践，叫他派兵配合夫差攻齐，以解除吴王的疑虑，子贡向勾践预言吴必胜齐，然后必然攻晋，攻晋则必败，这样才能给越国复国的机会。
越王大喜，言听计从。正如子贡所料，夫差破齐，攻晋时却吃了败仗。这边勾践攻破吴国，夫差回兵来救，大败于五湖，自己被越国军队杀死。在这一番复杂的军事角逐中，鲁国也得以保全。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外交上，恐怕再也没有这么精彩的案例了。
子贡时刻不忘维护孔子的绝对权威地位。孔子在各诸侯国君的眼中是尊而不重的，子贡却渐渐成为政坛与商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因此卫国和鲁国的很多大夫都当面或背后议论过师生二人，而且大有抬举子贡压倒孔子的势头。对于这种言论，子贡说：“拿房屋的围墙作个比喻：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谁都可以探望到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却有几丈高，找不到大门走进去，也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房屋的多种多样。鉴于老师那么高的修养，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不多吧！”
当其他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孔子学说的价值时，子贡却清醒地预见到孔子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他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几句闲话而沾沾自喜，反而一再强调“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贡把孔子比作日月，比作天，是无法超越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倘若子贡真的没有准确定位，而是越位到以为自己真的比老师还优秀，那么子贡留给历史画卷的将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相反，子贡积极奔走，尽心竭力地宣传孔子的学说，在维护孔子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赢得了其他弟子和后人的无限尊敬。
子贡是儒商的鼻祖，《史记·仲尼弟子世家》里说他“亿则屡中”，也就是做生意总是很成功。在后世，儒和商好像是势同水火，其实在孔子那里，他并没有直接反对商业的言辞，只是没有必要涉及而已。“孔子的主张，当然也有其缺点，当然也有些是受时空的限制，但是有许多人们以为的弊病，例如说轻农轻商，那并不是孔子的过错，他也并不是轻视这些，而是在他的教学中，他认为用不到这些。”[8]当前的社会，人们很推崇儒商，其实知识分子经商鲜有成功，在孔子的专业培养里，没有多少商业智慧，子贡商业上的成功也没有多少老师教导的成分。笔者认为倒是应该提倡“商儒”，经济上成功了，再做文化事业其实是没有多少难度的。
第二节 君子人格的五个内涵
孔子所倡导的道德，概括起来就是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在这五个方面中，仁与礼是核心。“古之圣人以神道设教，故一切道德伦理根据，皆在于天，天讨天秩之类，难以殚举。春秋以来，民智渐开，而旧日所以维持世道人心者，遂不为人所信任……孔子欲维持奕世相传之伦理，不得不更为之说明，于是昔日之根据于天者，今更反求于本心……此义至孟子而益明。”[9]天道既然已经失去伦理所能依托的力量，那就只能从本心中去发现伦理的源头。可以说，自孔子起，我们就走出了一条不依赖于宗教神秘力量的心性教化之路。
一 仁以爱人
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以“爱”来交往人，帮助人，影响人，改造人，这是儒士的使命。士大夫阶层的君子之道是孔子的核心贡献。《论语·雍也》篇的积极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篇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有所为”，后者是“有所不为”。
如何能做到“仁”？途径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也就是说，首先不是去约束别人，而是要克制住自己。“孔子之学，以仁为本，以位为依，以中为极。”[10]孔子的仁爱思想，放在他的“臣道”思维中，以“忠”、“恕”二字可为社会活动中上下关系的要求，而又以“孝”、“悌”为家庭生活中上下关系的准则。在心为仁，在事则为“中”，在交为“信”，这就是君子气质的内外表现。
仁没有固定的范畴，“孔子思想中的仁，是被置于一切具体德目之上，要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原理”。[11]孔子简要地用几个关键词勾勒过仁者的形象：“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强、果敢、质朴、慎言，也就接近“仁”的标准。
想要达到这个标准，首先就要学会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子贡问孔子，有可以终身行之的话吗？孔子说，是“恕”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要善于推己及人，体谅别人，自己都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去要求别人。然而，应该说明的是，人的自我约束能力是非常微弱的，因此，孔子的“君子”时代一直只是个美好的想象，让后人无限憧憬却又遥不可及。
毕竟，普通人的常情是有富余则不免奢侈，有不足则想起勤俭，无禁令则寻求淫逸。因此，我们需要法度和礼数的约束，不打破君子的人格底线。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这都是从根本上维护自己平安的原则。
没有约束的任情纵欲会导致破家败身。孔子曾经列举过三种死于非命的情况：一种是因病，住所凌乱，饮食无节，劳碌过度，这都是导致多病的根由；另一种是因法，以下犯上，嗜欲放纵，贪求无厌，这是导致刑戮的根由；最后一种是因战，怒不量力，以寡敌众，以弱侮强，是导致兵戈的根由。所以，能逃脱这几种劣性，是一种获得福寿的智慧。
那么，约束自身的层面之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跟子张说：恭敬、宽容、守信、聪敏、慷慨，这五者就是人们在立身处世方面的基本原则。懂得敬畏就不会受侮辱，能够宽容就会得到拥戴，守信用人们就会乐于倚重，聪敏会建大功，慷慨才能让人乐意为其所用。
想要做到这一切，其根源在于爱。《荀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片段。孔子问学生们仁者和智者的区别，这也是儒者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子路回答说：“智者能够让人了解自己，仁者能让人爱戴自己。”孔子评价他是一个“士”，也就算一个及格的知识分子吧。子贡的回答是：“智者能够了解别人，仁者可以爱护别人。”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士君子”，也就是一个良好的知识分子。而颜回的回答是：“智者有自知之明，仁者有自爱之德。”孔子赞他为“明君子”，也就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
一个没有自爱之德的人，也是不会去爱人的。苏轼年轻时就结识了一个叫做章惇的人。一次，他们在山涧中经过一座危险的独木桥，众人都很害怕，唯有章惇面不改色。苏轼并没有一味地羡慕，而是在心里暗想：遇到这种生死攸关的情况，常人都会害怕，但这个人竟然对自己的生命如此无所顾忌，将来执政后，恐怕也要大砍大杀呢。后来章惇执政，果然是用法严苛，苏轼也遭受他的迫害。一个不能爱惜自己的人，怎么能期待他爱护别人，理解别人呢？
真正的仁爱是内心的平和与坚定。有些人巧言令色，经常以高尚、聪明、勇敢自我标榜。孔子洞察这些人的本来面目，说：“小人毁訾以为辩，绞急以为智，不逊以为勇。”（徐幹《中论·核辩》）那些靠阴险地分析和诋毁别人来逞露辩才的人，那些不咬人不说话爱耍小聪明的人，那些拿粗鲁无礼当勇敢的人，本质上还是个假君子、真小人。气势汹汹的背后掩饰的是怯懦的内心。因此，孔子得出的结论是：“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必定能说出有见识的话，但是能说出有见识的话的人却不一定都是仁德的；有仁德的人必定是勇敢的，而勇敢的人却不一定有仁德之心。
如此看来，仁者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美国有一位社会活动家安·兰德写过一本书，叫做《自私的德性》，在书中她赤裸裸地告诉我们人总是要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的，否则他就不会真心地去做好事。让我们回想孔子和弟子司马牛的对话。司马牛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就是不忧虑也不恐慌的人。”司马牛接着追问：“不忧虑也不恐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了吗？”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用通俗的话来说，回首往事没有悔恨，内心就没有忧虑和恐慌，就是君子的境界啊！这种“不忧不惧”的君子心态，不正是我们能够从自己的仁爱行为中获得的最大好处吗？
二 义以正人
《论语》中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君子要对异端学说进行自觉的批判，来遏制歪理邪说的危害。”“义”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力，是对恶言、丑行和错误学说的纠正。没有罪恶就没有正义，正义首先是对罪恶的解构，然后才是对理想的建构。作为知识分子，内心品质的健康和富足，一定会激发起评说和纠正的勇气，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行为才更有说服力。
如果说“仁”是一种普世的原则，那么“义”则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如果说“仁”以自我约束为前提，那么“义”则以自身实力来保障。以“义”为旗帜，孔子在鲁国由司寇代行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杀死当时鲁国的大夫少正卯。
根据历史材料的记载，少正卯在鲁国是与孔子齐名的学问家，是法家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孔子门下的弟子除了颜回之外，都经常跑到少正卯门下去听讲。子贡就曾经与孔子讨论过少正卯。孔子突然诛杀少正卯后，子贡感到非常错愕，就急匆匆来问个究竟。孔子认为，少正卯兼有五种恶行，并且在家里聚众成群，鼓吹邪说，哗众取宠，已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非杀不可。这件事引起两千多年的纠纷，人们觉得这件事与孔子的形象似乎不符。事实上，就孔子本身而言，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绝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腐儒，也有推行改革的魄力。在他看来，少正卯是大奸大恶的伪善之人，诛杀少正卯也就是在张扬正义。
孟子对挑战儒学的墨子学说的辩驳，韩愈对盛行于唐代的佛道思想的斗争，都是儒学中“义”这个精神的体现。孟子学说后面会讲到，这里可以谈一下韩愈的《谏佛骨表》。
唐宪宗时期，佛教盛行，这与皇帝的兴趣爱好有直接关系，一时之间甚至有强迫人断臂、灸顶等荒谬事件发生。元和十三年，唐宪宗打算把陕西凤翔寺庙之中的一段佛骨（舍利）迎到宫中供奉。这让韩愈非常不安，他上书皇帝，举例说佛法传入中国之前帝王多长寿，但自佞佛的梁武帝被作乱的侯景困死台城以来，礼佛的帝王却多短寿，足见佛之不能保佑人。甚至说：“如果佛法真的能将灾异，那就让一切的恶果都降到我一人头上吧！”由此可见，“义”是儒家知识分子与“异端”论战的勇气。
在这个层面上，“义”与“强”有密切的联系。子路问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呢？还是北方人的强呢？或者是你自己所谓的强呢？宽厚柔顺地教导别人，对无道之人不加以报复，这是南方人的强；枕着兵器和铠甲睡觉，在战场上作战到死也不后悔，这是北方人的强；与人和睦相处，但又不随波逐流，站稳立场而不偏不倚，这才是君子的强啊。”无论是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永远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才是真正的强。不难看出，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强是一种有主见、立场坚定的强，是一种崇尚节、追求真理的强，也是一种弘毅进取的强。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真正信念坚强的君子，以“仁”为重任，死而后已。
义也常常与“利”搅在一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几乎成了一种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势，仿佛道义与财富是势同水火、势不两立的。这种观点看似传承自儒家，但与孔子的原意相去甚远。孔子曾经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意思就是贫穷则淡泊难守，富贵则雍容可期。毕竟，“仓廪实”方能“知礼仪”，财富的积累有助于道德的提升。子贡曾经问孔子：“一个人能够做到贫穷却不巴结，富有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能做到这样就很不错了。但是如果能做到虽然贫穷却乐于道义，虽然富有却谦虚好礼就更好了。”穷人也好，富人也罢，只要尚仁、崇义、好礼，就都可以成为君子。
由此可见，孔子对待富贵的态度是轻视但并非仇视。不管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子，还是“在陈绝粮”的孔子，都是值得我们尊崇的儒者。孔子反对的是为了追求“利”而舍弃了“义”的人。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去了对“义”的坚守，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
因此，孔子虽然有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清寒的学生，也有像子贡那样富可敌国的千古儒商鼻祖。他们追随孔子多年，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死后，很多人想通过抬高子贡的方式打击孔子，但都遭到了子贡的回击。甚至可以说，对孔子的“造圣运动”就是发轫于子贡。子贡为孔子守孝6年，整整多出常人的一倍，很好地诠释了“富而无骄”的真谛。
三 礼以成人
礼是一种规范力。一个社会没有规则是不行的，如果人们都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社会就会永无宁日。“礼”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一种建构性的趋势；当然，在建构得过度的时候，也会遭到反抗和解构。美国学者史华兹给《论语》里“仁”字下的定义是：“它指称的是个人的内在道德生活，这种生活中包含有自我反省与自我反思的能力。”[12]
礼，其实就是秩序，儒家之礼就是士阶层想要建设起来的那种秩序。这种秩序以士阶层为本位，向上就是忠与孝，向下就是悌与贞。事实上，构建“礼”规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以来，儒家的礼教就成为封建礼教的代名词，为世人所批判，这是迷失了孔子“礼”学真相的结果。
孔子的“礼”在当时是有先进性和人情味的。《说苑·建本》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过去啊，东夷（东方的少数民族）向慕华夏之义，有女子，其丈夫死，家人给她再择夫婿，但她终身不嫁。不嫁就不嫁罢了，但这其实跟贞节之义是无关的。苍梧的弟弟娶妻后发现妻子长得美丽，请求与兄长交换老婆。尽管这是对哥哥好，但不合礼仪！”这些不合“礼”的事情，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为了维护“礼”，孔子认为有必要维持对仪式的尊崇。“孔子很明显地相信，真正的态度必须通过可观察的、适当的形式寻求其公共的表达方式。毫无疑问，他也相信持久的、‘诚实的’施行仪式也会变成一种自发的‘第二习惯’。”[13]有一次，子贡想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那只活羊弃而不用。孔子说：“子贡呀，你可惜那只羊，我却可惜那种礼。”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背景的。古代有一种制度，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都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接受了这一历书，就把它藏在祖庙中供奉起来。每月初一，诸侯都要杀一只活羊，用来祭告祖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但到了子贡的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的统治名存实亡。鲁国的国君不但不亲临祖庙，而且也不去朝廷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应付了事。在子贡看来，既然如此，也就不用保留这种形式，不如干脆连羊也不用杀了。不过孔子却认为，即使只是徒留形式，也比什么都不留要好。
不过，孔子并不迂腐，也没有把所有前人留下来的仪式都视为不可更替。比方对于当时拿活人殉葬的礼仪，孔子就竭力反对，甚至发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咒骂。他说，那些拿活人陪葬的人，难道自己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维护“礼”也不是反对竞争，不过竞争也要在“礼”的范围内，遵守“礼”的规则。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要竞争的，一定有的话，那也就是射礼了！相互行礼后登上射坛，比赛射箭后下来饮酒，竞争也不失风度。”合礼者为君子，君子无争心，面对不得已的竞争时要表现出礼节，这才是君子之间的竞争。
以“礼”待人，是应该一视同仁，还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呢？《韩诗外传》记载了孔门弟子对此的讨论。子路说：“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不好好对待我，我就以牙还牙。”子贡说：“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对我不好，我就离他远些。”颜回曰：“别人对我好，我就对他也好；就是不善待我，我也会善待他的。”三人各持己见，孔子评点说：“子路的原则，是对敌人而言的；子贡的原则，是对朋友而言的；颜回的原则呢，则是应该用于亲属之间的。”
以“礼”待人也得将就实用原则，千万不能教条主义。《淮南子·人间训》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出行游玩，不小心让马跑掉了。这匹马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非常生气，扣留了马匹。子贡口才很好，大家一致让他去找农夫要回马匹。子贡到了农夫那里，说了很多谦卑的话，但就是得不到农夫的谅解。子贡沮丧地回来后，孔子打了个比方说：“对牛弹琴，不是牛的罪过，而是弹琴人的罪过。”也就是说，子贡看错了对象。于是，孔子再派马圉前往农夫那里要马。马圉言辞粗鲁，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跋山涉水的远行者，难免有这样的疏忽。”结果农夫体谅他们，很高兴地解开马匹还给了他们。
“礼”的构建需要财富、制度和文化的保障。如果像孔子见盗跖那种“秀才遇到兵”的情形时常发生，那么君子的风度、绅士的精神可能就得让位于骑士的利剑了。
“礼乐刑政四者，皆治之具，不可偏无，儒家独明于礼乐者，当时皆苟且之政，以为专尚政刑，即可为治，儒者虽言礼乐，固不废刑罚也。世无真儒，以宽懦为德化，故法家矫之以严峻，然商韩之书详于束下，而略于人君之修养，是其所短。人君暴戾于上，而假法以虐民，使民无所措手足，其极也，必有土崩瓦解之虞，不如儒家之长久也。”[14]礼乐与刑政，都取决于历史发展环节的需要，不能完全放在一个平面上比较，但总体而言，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要依赖于礼乐教化。
四 智以惠人
智是一种创造力。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好人，但是真正聪明的好人却不多。孔子有“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面，也有知晓时务、不与当代的大局做无谓抗争的一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需要用智慧来分辨。智慧的力量可以保障一个人把善良的想法施行出去，见到成效，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心里、口里，或者用血淋淋的牺牲来换取他人的震撼。
智者和仁者观察世界的方式有所不同。我们都听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说法，世人对此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说。《韩诗外传》中有一段以水为喻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智者乐水的意思。水，顺着一定的规律而流动，连很小的缝隙也不错过，就像有智者；水总是往低处流动，就像有礼者；水，从悬崖上流下深潭，就像有勇者；水，一旦遇到阻挡就由动变静、由浊变清，就像知天命者；水，历经艰难险阻，最终流向远方，就像有德者。这便是智者乐水的道理。水是先秦诸子常用来比拟“道”的喻体，因为它可以不动声色地滋润涵养万物，聪明的君子也的确可以像水一样化解掉世间的沟沟坎坎。那又为什么是“仁者乐山”呢？《尚书大传》上记载孔子的自我解释说：“草木在山上生长，鸟兽在山上繁衍，财用在山上出产。山把它的所有无私地给予人类，这便是仁者何以乐山的道理。”其实这个解释倒不如说山的威严和稳定，恰似有德者的原则性。这正应该是仁者乐山的原因。
君子除了具有仁德之外，还应该具有智者般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孔子的弟子宰予曾经向老师提出过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论语·雍也》）意思是问对于一个有仁德的君子而言，假如有人告诉他“井里有一位仁人”，他就会马上跳下井去吗？孔子回答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意思是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君子有时虽然会被人用假话来骗过，但绝不至于被人愚弄。显然“井有仁焉”是骗人的谎话，而且是荒唐背理不合逻辑的。“智者”可以独见，可以前知，不惑于事，不暗于理，见微知著，告往知来。拥有智慧的力量，仁者便不再是糊里糊涂的老好人。
智慧是通过不断学习得来的。正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学习可以明理，懂得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形而上的“仁”而不去学习，也只不过是见识短浅的愚者罢了。
智者坚守底线，量力而行，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做的，什么又是自己做不到的。《孔子家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个单身汉，他的邻居是个寡妇。有一天暴风雨骤至，毁坏了寡妇的屋子，她只好跑到这位单身汉家乞求容留。结果这位单身汉关紧房门，不肯接纳。寡妇从窗口对他说“你怎么这么没同情心啊！”单身汉说：“我听说孤男寡女60岁以前是不可以同住的，现在我们都年轻，所以不敢开门。”妇人说：“你怎么不学学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单身汉说：“柳下惠可以做到，但我做不到啊。所以我不能给自己机会！”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评价道：“其实他才是最有柳下惠之风的啊！自知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抛弃表面上的仿效而追求殊途同归，可以称得上聪明啦！”做不到的事情不去沽名钓誉或者假仁假义，这也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智慧。
因此，孔子反对“有勇而无谋”的匹夫之勇。有一次，好胜心强的子路问孔子：“老师，如果让您统率三军，您将和谁在一起？”孔子说：“赤手空拳打虎、蹚水过河、死都不悔的人，我是不和他在一起的；我只和凡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又能办成事的人在一起。”那些具有智谋的人，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单凭匹夫之勇，固然可以成为一名悍将，但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终极胜利。
五 信以安人
信是一种原则力。信是信用，是一种对承诺的尊重。儒家的信用来自自律，这对于“君子”是管用的；但对于那些“小人”，就只能靠法律来维护了。
“信”是必不可缺的立身之本。在孔子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兒），小车无（车兀），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人要是不讲信用，就好像车轮没有枢纽，是无法周旋在世上的。一个有“信”的君子，首先要做到对人有信用，然后才会得到他人的信任，最后成就自身的事业。
君子对于信用是很珍惜的。春秋的时候，齐国讨伐鲁国，向鲁国索要谗鼎。鲁君送了一尊假鼎过去。齐人说：“这是假的。”鲁人说：“这是真的。”齐人又说：“要是你们的乐正子春说是真的，我们就相信。”鲁君去请子春帮忙。子春说：“您为何不送去真鼎呢？”鲁君说：“我喜爱真鼎，舍不得。”子春说：“君王爱真鼎，小臣也爱自己的信誉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在每件小事情上都会投机取巧，最终不会获得大的发展。
“信”的力量甚至可以凌驾的生命之上。最为极端的是尾生抱柱的故事。尾生与一个女子在大桥底下约会，到了指定时间女子没来，大水却涨起来了。尾生为了不违背诺言，抱着桥墩被水淹死了。尾生以生命来诠释对心爱女子“信”的承诺。
“信”的建立并不容易，但“信”的力量却不容忽视。子贡要出去做官前，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国家，孔子非常简洁地指出三点：“足够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任。”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的话，这三项中应该先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应该裁军。”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要在这两项中再去掉一项的话，又应该先去哪一项呢？”孔子说：“去粮。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的话，这个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了。”
“信”是一种通行的规则，我们要提防的倾向是为了个人的沽名钓誉而毁坏了社会的规则。《孔子家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国制定了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只要有人肯出钱把这些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买回来，就可以凭“发票”到鲁国国库领取“国家补偿金”。这个法令出台后，大大推动了鲁国人的救赎行动，产生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有一次，子贡在周游列国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鲁国奴隶，于是花钱把这个人赎了出来。不过，子贡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高尚一些，于是把那些“收据”、“发票”全部当众撕毁，并声称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不向国家申请报销。这个行为轰动了整个国家。
子贡对这件事感到很得意，回国去见孔子。孔子吩咐学生说：“如果子贡来了，你们拦住他，因为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子贡感到很委屈，于是冲破阻拦，见到了孔子，要向孔子讨个说法。孔子说：“你的行为没有损害你自己的名誉，却损害了国家的法律。因为你，这个法律此后再也不会有明显的社会效果了。”
果然，孔子的话应验了。子贡的行为被当成典型广泛传播之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赎人者再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向国家申请报销，肯出钱赎买鲁国奴隶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孔子的道德力其实是五位一体的。以“仁”来修炼内心，以“义”来为人处世，以“礼”来确立规范，以“智”来明辨是非，以“信”来约束言行，这样的人就是有道德的君子了。
第三节 道德力量的表现
人性固然不可简单地说有优劣之分，但性情却各有不同。因此，道德的力量不可能对所有人都起作用。诸子之学，对人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构建理想社会图景的方式也各有主张：教育的，法制的，不一而足。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些，我们会发现其实宗教也是来配合人欲管理的，只不过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原则，一方面用彼岸来引诱，一方面用惩戒来恐吓。
作为儒家先驱，孔子主张的是道德力。道德力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一种教育和感化力量。这种力量是儒家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道德看似无影无形，影响却无处不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君子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不难猜想，如果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统治者自身行为不正当，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因此，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可以从中受益。
说到底，道德是一种态度。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君子举止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感；态度不庄重，学习的知识学问就不牢固。端正态度，自尊自重地对待他人，才能展现出一种凌人的正气，不轻易为流俗改变。
道德既是内在修养，又是外在表现。人生固然可以是由内而外的展现，也可以是由外而内的习练。让我们看看孔子理想中的君子们吧！
一 言语化育力
春秋战国时期，口才是“士”这个阶层非常重要的才能之一。那个时候，没有严格而又复杂的职称评定系统，也没有完整而严密的官吏任免体系。不过，正因为其无序，也提供了许多后世人可望而不可复制的机遇。诸子百家都希望通过游说诸侯，宣扬自己的学说。一语而位列公卿，一语而退兵十万，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即使做个普通的小官，也需要高超的语言技巧。因为当时的办公程序是“受命不受辞”。一个政客拿到命令后，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说，当时的政治就是考说话。话人人会说，但是要说得恰到好处就不容易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时候说，又怎么说，这样的问题困扰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人。与会说话的人交谈，令人如沐三春之暖，心情舒畅；与不会说话的人交谈，则令人如坐针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君子需要有口才，但却并不是雄辩滔滔的人。勤勉于事而谨慎于言才是君子的作风。孔门弟子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君子有三变：远远望着，庄严可畏；向他靠拢，温和可亲；听他的话，严厉不苟。君子要有威仪，不能像个小丑一样。远远望去，就能给人一种道德震慑力。但是走近以后却能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温暖。但谈论起具体的事情，却是一丝不苟，是非分明的。
因此，孔子十分讨厌花言巧语的人。《论语》中多处有这样的记载：“巧言乱德”（《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孔子还以秉笔直书的史官左丘明相比，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花言巧语，故作姿态，或者明明心中对那个人很有意见，很不满，却故意掩饰这种不满，装出与那个人十分友好的样子，都是正直的君子所不屑的行为。
当然，说话也是有技巧的。一得看社会政治环境，“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意思是说政治清明，说话要正直，行为也要正直；政治黑暗，行为要正直，说话则要小心谨慎。在政治黑暗时，说话不谨慎则会招致灾祸。二得看对象，“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可与他人交谈，却不与他人交谈，这是错失应该交谈的人；不可与他人交谈的话，却与他人交谈了，这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有智慧的人既不错失应该交谈的人，也不去说不该说的话。三得看时机，“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谓之瞽”（《论语·季氏》）。也就是说，在君子身边说话容易犯三种错误：没有轮到你说话，你却先说，这叫做急躁；该你说话了，你却不说，这叫做隐瞒自己的观点；不看当时的气氛、不顾别人的情绪而贸然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叫做没有眼色。君子固然不多话，但也不能乱说话。
小人却不是这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意思是说，君子害怕的有三件事：怕天命，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语。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怕它；轻视王公大人，轻侮圣人的言语。日常生活中，那些目无尊长的人，往往一说到圣贤的话先就嘲笑了。他们成不了大器，即便侥幸取得个人的成功，通常也是以伤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年轻人都要经过求职和被考察这一关，我们听听孔子是怎么说的。
孔子的小弟子子张请教孔子怎样去求得一份官职和俸禄。孔子说：“你要多听多看、谨言慎行，俸禄自然就在其中了。”具体说来，就是多听，拿不准的地方先放在一边，先表达有足够自信的方面；多看，有看不懂的地方先放在一边，执行自己足够自信的想法，这样就会少犯错误，少受责罚了。
孔子年老以后，陷入一种深深的话语疲惫的状态。他对弟子们说：“我再也不想说话了。”弟子们很惶恐，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孔子感慨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面对着贪鄙的诸侯、懵懂的弟子，不为自己的言语有所动摇的滔滔浊世，孔子累了、烦了。语言的交流只有对话通道的通畅才能令人乐不知疲，而圣哲却经常要面对单向度宣讲尴尬。况且有些造诣精微的体会，不但难于理解，而且难于言表。话语的焦虑总有一天会令人崩溃，失去表达的热望。鲁迅不是也说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子贡的话，也道出了圣哲的文化使命。孔子是必须开口的，他既然相信文化的力量，就必然不能抛弃文化的载体——语言，这口是想闭也闭不得了，而且还要进行对话。
从某种角度上讲，开口即错是必然的，于是沉默的学者总是有理由嘲笑说话的学者，而这个社会如果没有说话的学者，大众的心灵又将枯竭。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面对的窘境就是这样。也许，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播终究是一种“窄播”，总是在只能为一部分群体负责的时候，我们才会稍微快乐地开口，稍微宽容地闻见吧。
二 交往影响力
孔子说：“君子比而不周，小人周而不比。”（《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君子团结，但不勾结。小人勾结，但不团结。什么可以检验君子和小人的差别？那就是义与利。真理面前，君子的队伍可能会纷争，但各自为战也不影响其品格的高贵。利益面前，小人的集团必定分裂，分裂显出其人品的低劣。唐宋文人之间的交往，把孔子的这个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文坛领袖，也是至交好友。他们一同经历了一场政治改革，但两个人却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柳宗元非常急切地参与到王叔文集团发动的“永贞革新”之中，希望使唐王朝出现中兴盛世，改变宦官当政和藩镇割据的局面。韩愈用心虽然也是如此，但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却置身事外。后来革新很快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参与者也被贬到各地去。柳宗元等人后来曾短暂回到中央，又被贬到地方上去，最后死在柳州。韩愈为他撰写墓志铭，称颂柳宗元的美德。
刘禹锡与他一同被贬谪到外地，但刘禹锡的贬谪地更为偏远荒凉。柳宗元想到，刘禹锡堂上有八旬老母，自己的母亲是五十岁左右跟随自己赴永州贬所的，结果不堪忍受那里的气候环境，很快死在那里，怎么能让刘禹锡的老母亲也跟着他颠沛流离呢？于是柳宗元向朝廷上表，请求用自己较近的贬所来交换刘禹锡的贬所。后来朝廷知道后，给刘禹锡调换了较近的州县做地方官。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宋代。
范仲淹进行庆历革新的时候，欧阳修是他的重要支持者。后来庆历革新失败，范仲淹被贬谪，欧阳修本不在处分之内，但他用写信痛骂谏官高若讷的方式，自请外放。这位高若讷就是貌似君子的小人了。在范仲淹当权的时候，他默默无语，可是范仲淹失势，他就跳出来说范仲淹的坏话。欧阳修认为：如果高认为范是正确的，就不该落井下石。如果认为范不正确，高就应该尽早向朝廷参奏。像这样见风使舵，根本不是君子所为。高若讷一气之下，把欧阳修的书信交给了皇帝，最后欧阳修被贬到夷陵。
又过了几年，朝廷发生边关的战事，不得不重新启用范仲淹，范仲淹向朝廷请求提拔欧阳修在自己身边帮忙，但欧阳修拒绝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君子同其退不同其进”，你得志了，不说明我就会去追随你，就好像我当年也不是为了追随你而自找倒霉一样，我与你站在一个战线，那是因为我认为你的立场正确，并不意味着我要与你结党，况且早就有人诬陷我们结党，我就更不应该给那些人口实了。
君子在大是大非上的坚决，但在日常交往中却很随和。小人的表现与之恰恰相反。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一致，不讲求原则，也无法与周围的人不能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是因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总是从自己身上找毛病，尽量激发自己去克服困难；但小人就不是这样了。与小人做朋友，你绝对是吃亏的。当他向你施予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因为他是弱者，在他的概念里，朋友总是不够用的，所以他结交，然后使用，最后抛弃。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不能严于律己，结果总是遇到麻烦事情。他每次都先把亲戚朋友搜罗一圈，看看有没有与此事有关联者，一旦找到，马上电话过去软磨硬泡。这都是心理脆弱的小人做的事情。而君子呢，首先他不会痴心妄想不着边际的事情，其次他会谨慎地处理自己的生活，所以麻烦总是很少，即便遇到，他会首先尽最大力量自己解决，甚至会拒绝别人的善意帮助，不去叨扰别人。所以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得到别人的援助。
所以交友也要慎重。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也就是说要交往那些耿直、宽容、渊博的人，远离那些谄媚奉承、表面结交背里诽谤、花言巧语的人。
我们要如何辨别益友与损友呢？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也就是说，交朋友主要看他的性情和志趣。那些尊重礼仪、愿意成人美名，愿意广交好友的人，才值得交往，反之，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没什么交往的意义。
与君子交往是令人舒服的。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曾子曾经对孔子做过解读。他说孔子有三个优点。一个是“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也就是宽以待人，眼睛里看别人的哪怕一点点长处，记忆里便不存别人的短处。这在孔子而言是天性中的易事。第二个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不存着比较之心、争风之心，就好像自己身上的美德一样欢愉。第三个是听到别人的善论就马上执行，然后再讲给别人。
在交往的时候，有时候是以下交上的，这样的情形之中有什么原则呢？我们可以从孔子的弟子的教导中得到启发。这一天，孔子闲坐，子贡请教他为人之下的相处之道。孔子称赞他问得好，并以“土”为喻来说明以下处上的君子之道。土的特性是：挖掘，可以得到甘泉；垦殖，可以生长五谷；虫鱼鸟兽草木花果都养育在土地上，人生从地面上站起来，死后又进入泥土，这么大的功绩，却从不居功，这样的德行，只有土才具备啊！
因此，在一个地方，就要去敬奉有德行的人，交往仁爱的人。比如说，一个单位里大体上会分为上进的既得利益者和后进的失意批判者两类。在两派之间你会进退失据，不知所为。其实，你要注意发现两派之中的相对高尚之人，这些人不会主动向你伸出橄榄枝，你要以自己的言行获得这些人的尊重，和他们相互砥砺，伸张正气。
三 行为表率力
孔子并不仅仅是道德的宣讲者，也是道德的实干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注在道德力的培养中。
孔子的政治生涯并不成功，但他始终充满信心，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他发愤学习，废寝忘食，从学习中得到的快乐甚至使他忘记了现实的忧愁，不知道自己已经一天天地老了。另一方面，他尽心尽力地传道授业，著书立说，才使我们在今天仍能泽被在孔子的关怀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惊天伟业，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看似没有希望的生活中坚持努力，孔子却是行动着的。
饱食终日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君子每天所做的，就是勤勉于事，为此，不能安于寝食之乐，而且还要用于检查修正自己的行为。钱锺书先生在《吃饭》一文中说：“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做痴梦……”正是这个道理。现在的医疗常识表明，过饱的肚子是不会有利于做事情的，因为血液要大量供应胃部，长此以往，就会慢慢地怠惰下来，成为一个“饭桶”了。
安逸的居住环境，也不见得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每天只顾着经营自己的小家，难以做出大的业绩来。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曾经说，他的那些小说都是以前在20平方米的房子里写出来的，现在搬到大房子里了，反而一个字也写不出。
慎于言也是重要的，嘴巴是消耗能量很小的器官，一开一合之间，天大的承诺就可以作出，但要执行的话，就困难重重了。但一味埋头苦干也是不可取的，如果方向错了，最终可能浪费更多的精力，所以请明白人及时提醒和修正也是非常必要的。
道德的力量正如那浩荡的流水。子贡看见孔子观赏向东流去的河水，问道：“君子看见浩大的流水就一定要观赏它，这是为什么？”孔子说：“那流水浩大，普遍地施舍给各种生物而无所作为，好像德；它流动起来向着低下的地方，弯弯曲曲一定遵循那向下流动的规律，好像义；它浩浩荡荡没有穷尽，好像道；如果有人掘开堵塞物而使它通行，它随即奔腾向前，好像回声应和原来的声音一样，它奔赴上百丈深的山谷也不怕，好像勇敢；它注入量器时一定很平，好像法度；它注满量器后不需要用刮板刮平，好像公正；它柔软地所有细微的地方都能到达，好像明察；各种东西在水里出来进去地淘洗，便渐趋鲜美洁净，好像善于教化；它千曲万折而一定向东流去，好像意志。所以君子看见浩大的流水一定要观赏它。”
道德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愉悦。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意思是说：“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没能做到：因仁德而不忧虑，因智慧而不迷惑，因勇敢而无所惧怕。”子贡道：“他老人家说的正是已经做到的啊！”无忧、无惑、无惧的人生，是君子的健康人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关于孔子的道德学说，从古至今不知被人们谈论了多少。早在先秦诸子时代，孔子就成为各家关注的焦点，孟子、荀子等人在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晏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则嘲讽甚至改造孔子的形象以树立自己的学说。这门学问卷进去无数的智慧与争端，无数个学者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项“事业”，并且不断教训着那些不照着他们积累下来的规矩和轨范解说《论语》的人，其结果是，这门学问越来越成为普通人不可企及的阳春白雪，而老百姓们的逆反心理也导致人们对它妄加指摘。到了20世纪，孔子经历了一个被打倒又被抬高的大起大落的接受历程，而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站在新的时代下，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冷静地思量这位伟人的一生成就。
注释
[1]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
[3]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页。
[4]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5]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6][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7][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8]赵雅博：《十子批判》，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9]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0]同上书，第5页。
[11]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2][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3][美]史华兹著，程刚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4]李源澄：《诸子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