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学问”的“自由”与“自由”的“学问”

新中国成立已经60年，我从1956年参加学术研究工作，五十多年时间一分为二。前一半用来体验生活，与学问的关系比较间接，后一半可以说集中做了点学问，说来惭愧，因为就学问来说，前面的基础不够好，后面的时间虽然尽力，但已力不从心了；不过无论如何，改革开放这30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高兴的一个阶段，我在不同程度上享有了学术的自由，而这对于任何学术来说，都是最为基础的条件。我想这也是我们学界共同的感受。

我做欧洲哲学的研究工作，欧洲哲学从近代以来，研究思考的就是这个“自由”，这个“自由”不全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也可以说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是基础性的，就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来说，“自由”也是基础性的。

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需要“时间”，没有“时间”做不成任何事情。学术方面的事情，精神劳动，同样需要时间，或者说更消耗时间也不为过；只是按我们哲学说，“时间”是一个“流”，或者是一个“必然的”“形式”，没有人能够“终止”“时间”，也不能“令时间倒流”而真的“扭转乾坤”，也就是说，没有人有能力真的“夺走”你的“时间”，因此，我们在前几十年并非真的“没有”了“时间”，“时间”还是“在”“流淌”，只是我们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学术”方面的事情。

“时间”没有“事”，是“空洞”的，不称其为“历史”，“时间”中的“事”为“史”。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前半生被“阻碍”的乃是一种“做”学术方面的“事情”的“时光—光阴”，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时间”。“时间”在“流淌”，“马齿徒增”，“一事无成”。

当然，以前我们也“做事”，甚至是做很大的事情。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大“目标”，各行各业都去为这些目标“服务”，于是“人人学哲学”，“哲学工作者”则“无事可干”，“人人唱样板戏”，则大多数“演员”也“无戏可演”。

“令”人人都“做”“同一件”或“差不多”的“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或者几件“事”往往做不好，甚至会“乱”。

这个“乱”的“原因”在于“人”本是“自由者”，“人”“有”“选择”“做（自己的）事”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先天”的，是“不可让渡”的；可以“阻碍”一时，不可能“永久”“压制”。

就我们哲学来说，“自由”首先具有一种“摆脱”的意思，“自由者”不受（经验—既成）条条框框的“限制”，“自由”为“无限”。

“无限”的“自由”，乃是一种“创造”的力量，它“冲破”一切“陈规”，“创造”一个“新”境界。“自由”不是“模仿”，“新”东西不是“仿制品”，尽管“模仿—仿制品”在生活中很有用，而“新”东西往往一时得不到广泛应用。

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自由”的“创新”就是“立异”，“标新立异”是“自由”的本性。“自由创造”出来的世界，乃是一个“异”的世界，而不是某种“模式”的“仿制品”。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立异”的“权利”，也就是“做”“不同”的“事情”的“权利”；不仅是在事实上是“不同—异”的，即有不同行业的“事情”，而且在原则—原理上也是“不同—异”，即在“同一行业”中的“标新立异”。

我们哲学是很强调这个“标新立异”精神的，“哲学”绝对、完全地拒绝“仿制品”，甚至“高仿”也归“另类”之列——当然“哲学”的“高仿”也有一定的作用，好的参考书也有相当的价值，我们也都要学习；但“哲学”的原则—原理为“创造”，没有“标新立异”则“哲学”亡。“哲学”为一种“创造”“范式”的工作，因而“哲学”为“自由”的“科学”，“哲学家”为“哲学”“立则”，犹如“艺术家”为“艺术”“创立”“典范”；“哲学”为“（哲学之）天下”“立异”。艺术史、哲学史上有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典范”，莎士比亚代替不了欧里匹底斯，黑格尔也代替不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尊重这种“立异”的创造精神，也就是尊重“自由”的精神，也正因为尊重这种精神，“哲学”才尊重“哲学史”。“哲学史”犹如“艺术史”，乃是一部“标新立异”的“历史”，乃是“自由”的“历史”，“创造”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所理解的“自由”，就不是“放任”、“任性”意义上的“为所欲为”。“任性”的“为所欲为”在哲学看来，恰恰是“不自由”，或是“受制于”某些“感性的欲求”，而“自由”的原初意义正在于“摆脱”“一切”“感性欲求”的控制，“自由”为“理性”的特性。

“自由”为“无限”，为“不受任何限制”，但“自由”又不是“空洞”的“形式”，“自由”是“实质”的，有“内容”的；“自由”不受“非自由”的“限制”，却受“另一个”“自由”的“限制”。

从这个思路，在哲学上引申出“自由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自由”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人”是“自由者”，然则，“我”“自由”，“你”也“自由”，“他”也“自由”，“诸自由者”之间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诸自由者”的“关系”应存在于“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环节中。

按照哲学的传统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知识性”的，而“人”与“人”的“关系”则是“道德性”的；然而“道德性”的“关系”同样也应该是“知识性”的，或许还是更为基本的“知识”，即（关于）“自由”的“知识”。“道德”的“知识”也就是“认识”“诸自由者—简约为我—你—他”之间的“自由”“关系”的“知识”。

在“我—你—他”的“关系”中，“哲学”—欧洲经典哲学常以“我—自我”为“出发点”，以大写的“我”作为“自由—理性”“创造”“世界”，“开创出”“非我—他者”—“世界”，实即“开创出”一个“理念”的世界，“非我”为“自我”所“自由”“设定”；这种理解，到了20世纪末，“关系”被“颠倒”了过来，“他者—非我”“大于—强于”“自我”，而正是“他者—非我”“设定—激发”了—“自由创造”了“自我”。

“我”“接受”“他人”的“呵护—养育—教育”，“他人”“使”“自我”“成为”“自我”。这就是说，“他人”“使”“我”“成为”“自由者”，而“他人”之所以“有能力”“使”“我”由“抽象的—形式的—天生的”“自由者”“转化成为”“实际—实质”的“自由者”，乃是“他人”也是“自由者”。只有“自由者”才“有能力”“自由”地“对待”“自由者”，“呵护—培养—发展”“另一个”“自由者”；“奴役（他人）者”到头来自己也只能是“奴隶”，“施虐者”同时也是“受虐者”。

就哲学来说，“他者—他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经验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现实”的“观念”，或者说是一个“实质性”的“自由概念”。“他人”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由者”的“集合”，这个“集合”“组成”了“社会”，“自由者”的“社会”其根基里的“职能”在于“保护—培养—发展”“成员”的“自由”。既然“自由”为“理性”，则这个“自由者”的“组合”—“社会”也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按照“理性”原则，亦即“实质性”“自由”原则“调节—规范”“自由者”之间的“关系”。

“自由者”之间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它“规范”“成员”的“自由”，而不是“取消”“成员”的“自由”。“我”的“自由”既然只有在“他人”“自由”的“呵护”下“成长”，则“他人—社会”的“职责”最终要使“我”之“自由”更加“有保障”和更加“成熟”。

在这个意义上，由“他者”“组成”的“社会”以及“政府”，在根基里是“呵护—培养—发展”“人民”的“自由”的，其“职能”为“使”原本是比较“抽象—空洞”的“自由”更加“具体”、“成熟”起来。

“自由”也需要“规范”，具体的“自由”是有“规定性”的“自由”；只是这种“规定性”是“自由”的“规定性”，是“自由”“自己”“规定”“自己”，“自由者”之“间”的“相互”“规定”、“限制”，同样是“自由”“自身”的“规定”，“自由”地“规定”，“自由”地“服从”。即使是“当权者”“制定”的“规定”，如果这个“当权者”同样也是“自由者”的话，则在“制定”对“他人”的“限制”时，就要问这个“限制”是不是也适用“制定者”“自己”。这是康德的一个思想，可以补充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的是“欲求”方面的根据，而康德说的是“权力”的理性的普遍根据。“限制”的“权利”来自于“自己”，则是“自由”的“限制”。

“限制”总是“具体”的，因而是有“内容”的，“历史”的。

这样，“自由”于“人”不仅与“生”具“在”，而且也是一种“能力”，需要“培养”、“发展”，“自由”不仅仅是“消极”的，而且是“积极”的，在这方面，“他者—社会—政府”的“职责”不仅在“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而且还在于“提高”人民的“自由”“创造”的“能力”。

这就是说，“鼓励—培养—发展”“人民—自由者”“立异”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让—令”“人民”“做”“相同”的事情。

“社会”要“鼓励”“新事物”，这原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只是“新事物”之所以“新”，起初常是表现为一种“否定”的力量，似乎“离经叛道”，而不见容于“日常”“陈规”。按“陈规—常规”办事一般比较“顺利”，“生活”也比较“安逸”，日常采取这样的态度，当然还是必要的，在“日常经验”层次上经常“找麻烦”的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要“推动”事物“发展”，要“社会”“进步”，当要“鼓励”“人民”的“创造力”，则更需要“支持”“新事物”，使之“成长”。

“哲学”重视“日常经验”，认为它是“总结”出行之有效的“规则”的基础；“哲学”更加重视“人”的“自由”的“创造”“能力”，认为它是“开创”“新局面”的“源泉”。

当然，“新事物”不是“从天而降”的，仍然是从“旧事物”里“产生”出来的；但从“旧事物”到“新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飞跃”，“新事物”之所以为“新事物”，因为它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哲学”上说是“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是一个“飞跃”，但不是“武断”，这个论断恰恰是“理性”的，“讲理”的，因为“自由”正是“理性”的本性。“人”作为“自由者”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使”世界更加“合理化”，而不受制于当下眼前“利益”之“局限”。“自由”为“摆脱”“经验”之“局限”，而（飞跃）进入“无限”。

经验层面的“无中生有”或如“造谣生事”那样“理应”受谴责，而“理性”的“飞跃”则是“创造”的“动力”，“理应”受到保护和培养。

正如“自由”不是“放纵”，“立异”也不是“胡作非为”，“无中生有”的“创造”更不是“妖言惑众”。

“创造”同样需要“有根有据”，“创造”是一种“发展”，是一个“飞跃”，“新东西”不仅仅是“不同的东西”。你说一个“东”，我说一个“西”，那仅仅是“不同”，不是“发展”，是“表面”的“不同”，而不是“内在”的“不同”，或者说，乃是在“经验—感觉”上“不同”，还不是“理性”上的“不同”，不是内在意义上的“异”。“人”不可能“千人一面”，但“面”的“区别”只是“外表—感性”的“不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个“内在—心”的“不同”，才是“本质”的、“理性”的“异”。以“（表）面”的“区别”来“做”一些“不同”的事，那样“制造—生产”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新东西—新事物”，这些“东西”或许还是很“陈旧”的东西，只是“新瓶”装“旧酒”，“改头换面”而已。在“日常经验”上，“旧东西”当有“大用”，而“新东西”或许“无用”，但“旧东西”毕竟不是“新东西”。

“新东西”的“出现”，“标新立异”需要一个“否定”的环节，“自由”原本就有“否定”的意义。“理性”的“自由”当然充分“重视”“经验世界”的种种“规则”，但并不认为那些“规则”是万古不变的；理性充分“重视”“传统”，但是更倾向于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一切“传统”。“理性”以“自由”的态度对待“传统”，看到并揭示一切既成事物的内部“矛盾”，因而看到这些“传统”的“变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由”在“存在”中看到“非存在”，同时也在“非存在”中看到“存在”；“自由”的“否定”精神在于执著于这样一种态度：“存在”“存在”于“非存在”中，“非存在”正是“存在”的一种“本质”的“方式”。这个意思引申开来，我们还可以说，不仅是“新事物”“存在”于“旧事物”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旧事物”“存在”于“新事物”中。“有”“在”“无”中，“无”是“有”的“存在”方式。只有“在”“新事物”中的“旧事物”，才是“存在”着的“事物”。

这就是说，只有“创造”才能“保存”，“发展”是“硬道理”。“传统”“在”“发展”中（保存）。

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60年奠基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这30年的“创新”，中华民族的“传统”或者仍在“沉睡”之中“孤芳自赏”，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仍是一头“睡狮”。

改革开放这30年当然具有“百废俱兴”的意思在内，但是我的体会并不仅仅是“恢复”，更不是“复旧”，而是“复兴”，“复”而更“兴”，“复”为了“兴”，“在”“兴”中“复”，“复”“在”“兴”中。就60年来说，“奠基”是为了“复兴”，“复兴”也是为了“夯实”“基础”。

“复兴”乃是“恢复”中华民族的“创新”“传统”。

我们这个“传统”不断在“受挑战”中“更新”，犹如“我”的“自由”常常“受”“外来”的“另一个自由”的“激发”，就“传统”说，也就是“受”“外来”的“非传统”的“激发”。对于“自由”的这个理解，法国的哲学家叫做“inspiration”（灵感—激发）。

我国近几百年来“接受”的种种“非传统”的“挑战”是很多的了，但我们都能把它们“化为”“激发”的“力量”，来“保持”我们“传统”自身的“创新”。

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精神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有了“新面貌”，这种变化理应“激发”我们的“传统”的“创造性”，“激活”我们“传统”的“自由精神”，使之也有一个“新”的“面貌”。

“学术”的“传统”当也不例外。在当今世界，如果说到“中国”的“学问”，当“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而且是“新”的“学术”“传统”的“核心价值”所在，而不是简单的“恢复”。

说到在实际上—经验上的“保存”，则中国的“传统”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各种典章文物，相对的说，都努力精心“收藏存留”，这方面工作当然仍须加强；但是“存留”下来的“典章文物”如何发挥其“积极”作用，则舍“发扬”其“创造性”的“活”的精神而外，别无他途。古代“典章制度”固可参考，但绝不能“以此”来制定现代法律，有所“损益”也不行；“制定”“现代”“法律—法规”，当“另起炉灶”，“传统”只是“参考”。

“创造”也是有“传统”的，有“经验”可以“积累”的，也需要“学习”，“学习”“他人—古人”是“怎样”进行“创造性”的“思想”和“工作”的。“传统”不一定全是“创造性”的，但“必定”“有”“创造性”的精神“在”。

这种“创造性”的“自由”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形式自然不同，但其“标新立异”勇于揭示“矛盾”的勇气和见识则具有“超越性”。我们“学习”“历史”，当然要从具体经验教训中增长见识，但也还要通过这种“学习”体会前人—古人的“创造”精神，“学习”他们如何在一定的“条件”下勇于“否定”某些“条件”而谋求“发展”，“学习”“历史”——包括“学习”“哲学史”，不仅“学习”“知识”，而且“学习”“精神”，以“提高”“自己”的“立异”之“识见”和“能力”，而不至于流于“空洞”。“创造性”的“传统”使“自由—创造”也成为“科学”，而不是“空想”。

“空想”的“创造”，在最好的意义上也是“自由”的“滥用”，是“自由”“能力”“不成熟”的表现；而如果以“复古”为“创造”则是对“传统”精神的“歪曲”，表面上似乎是对“传统”的“挽救”，实际上是将“传统”“供奉”起来的一种高调，将“传统”中“活”的精神“置于死地”而不得“复生”。

就社会来说，“供奉”也是必要的，甚至是很重要的，“传统”当然需要“供奉”；但人们之所以“供奉”“传统”，乃在于“学习”“传统”中的“活”的“精神”，“传统”“凝结—记录”着前人—古人的“创造”和“自由”精神。“体会”这种“精神”需要“学习”，不仅是一般“知识性”的“学习”，而且需要“创造性”的“学习”。

从“存留”下来的“传统”中“学习”其“活”的“自由创造精神”，“学习者”本身首先需要是一个“自由者”。那些将“传统”“供奉”起来的“收藏家”中不乏品味高超的文人雅士，但“收藏家”不足以成为真正“人文精神—自由精神”的“鉴赏家”，更不用说以“倒卖文物”牟利的“文物贩子”了；旧时代那些“冬烘先生”其性质犹如“文物贩子”，他们或有丰富的知识，但都不是“自由者”；当然，我们甚至也不否定“冬烘”在“普及”“文物典章”“知识”方面的作用。

“传统”的“自由精神”只向“自由者”“开显”，犹如事物的“人文”“意义”只向“人”“开显”一样；世上自从有了“人”，世间的事物就“增添”了一层“意义”，世间的“物”就向“人”“开显—开放”出“另一层”“意义”，这是现象学—解释学所告诉我们的一个理解世界的方式，而这层关乎“人”的“意义”正是那“自由”的“意义”，“创造”的“意义”。“人”作为“自由者”，“使”“事物—包括古代的事物”“增加”了“自由—创造”的“意义”，这层“意义”也只有对“另一个”“自由者”才“开显”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换一种说法，为“懂得—理解—弘扬”“传统”的“创造精神”，“需要”“自由者”，“传统”的“自由精神”只向“自由者”“开放”。“自由”的“理性”使“传统—古人”与“我们—今人”形成一种“自由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关系”。“传统”不仅仅是“我们”达到某种眼下功利目的的“工具”。

“功利—工具”当然是很需要的，只是说不能“止于”“功利”。

我们拥有数千年历史，前人为我们留下无数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和技艺传统，我们作为“后人”当然“有权”拿来作为“创收”资源，如同我们拥有的日月山川、自然条件也可作为“开发”或“旅游”资源，我们的“历史”也可以当作“人文景点”来开发利用；只是如果“止于”此，则不免“日月无光”、“山川变色”，更何况本已是古人的“创造”“产品”。

年长的尚记得，“京剧”曾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新编现代京剧的“艺术价值”，被当时“政治”的“工具价值”所掩盖，《沙家浜》、《红灯记》何辜！皆因“操纵者”是“利欲熏心者—政治野心家”，而不是“自由者”，这些“人”中或许有一些“专门家”，但不会—没有“能力”“识得”“艺术—传统艺术”的真正“意义”，“京剧”一度失去应有的艺术“光辉”。

“情随事迁”，京剧去掉了“政治—权”的“枷锁”，会不会“套上”“经济—钱”的“枷锁”？

“学术”的事业也面对相同的问题：以前受“政治—权”的“限制”，近年则更多的“受”“经济—钱”的“限制”。

并不是说“钱”和“权”不重要，相反，“经济”是“基础”，“权”更是“秩序”之“必需”。“自由者”之间，也有“钱—权”的“关系”，只是就“自由”言，“钱—权”皆要为“自由”所“用”，“钱—权”须是“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有钱的”、“当权的”须将“自己”的“拥有：权—钱”“用”在“刀刃”上，以“呵护—发展”“人民”的“自由”“能力”，同时也“显示”“自己”是一个“自由者”。

就“学术”和“艺术”来说，我们现在的“投入”大大超过已往，而“收益”可能不够理想，其原因或在于“投入”没有完全“用在”“刀刃”上，即没有把“呵护—发展”“自由”“能力—度”作为主要目标。

“学术”和“艺术”上的事固非一朝一夕之功，30年对于发展它们也还是短暂的；只是回顾起来，作为“学术工作者”不免惭愧。

我们“拥有”了相当充裕的“时间”，但我们所“做”之“事”却远远未能将“时间”“转化”为“历史”。我们没有“做”到“创造”“（学术）历史”。

就“学术”来说，人们常常感叹，30年来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尽管“大师”甚至“泰斗”称号已不鲜见。其中的原因当然是综合性的，不是单一的，但有一个原因不可回避，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自由”的“关系”来“保障—发展”“学问”的“自由”，我们也很少“思考—研究”“（关于）自由”的“学问”。

“我们”和“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自由”的“关系”，“我们”对待“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还不是“自由”的，亦即“（纯粹）理性”的。这样，我们的“理路”就往往“不过硬”，而为“成见”所左右，不得“自由”。

就我们做“西方哲学”的经验来说，过去受某些夹带“政治”的“成见”的“束缚”，以某种“学派”的“范式”为“框框”，对于欧洲哲学史上各家都有相当固定的说法，种种“藩篱”不可“逾越”。打破这种条条框框也颇费时日。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许久，讨论“尼采哲学”居然还是要避免的；而且，这种框框被破除，那种框框又会出现，外在框框易去，内在的习惯难除，要想做一个“自由—理性—创造”的“学问家”，不是很容易的事。

“自由”的“哲学家”就“讲”一个“理”字。读任何书，要用“道理”去贯通，而一切旁生的枝节，皆要“归”到“理”上来。“自由”地“读书”，也就是“讲理”地读书，而不是“武断”地读书；“做事”也是“讲理地—合理地”“做事”，而不是“独断地”“做事”。“独断—武断”往往是“不自由”的表现，是“成见—条条框框”或者“受制”于某种“利害关系”的表现。

“哲学”为这个“理”字付出了许多精力，也有许多“创造性”“思想”的“积累”。“哲学”的源头，古代欧洲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师生，中国孔子师生，都留下了讨论“理”的文献记录，成为哲学的“经典”；欧洲哲学至近代德国，中国哲学至宋儒诸子，哲学这个“理”字可谓由“启蒙”渐至“成熟”，这方面，在欧洲当以康德“批判哲学”较为成熟也较为自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书名已经点出了他的“批判—批审—审查”目标为那个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

欧洲近代革命变革，在精神思想上针对中世纪宗教独断主义、权威主义，这个趋势汹涌澎湃，真的在思想上来了一个大“颠倒”——西文意义上的“革命”—“翻转”：“理性”被“耸立”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一切都要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接受考验。然则“理性”最初这种“不成熟”状态，致使种种“不合理”的“独断”经过“乔装打扮”，登上“权威”的宝座，“理性”成为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事实上，当时欧洲社会发生的一些“动乱”，已经显示了“理性”和“自由”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

这时候，康德说，“理性”——即使是“纯粹理性”，也要受到“批判—审批”。某种意义上来说，康德的哲学工作给“理性”“泼了冷水”，但这瓢“冷水”功大于过，“批判哲学”使“理性”“冷静”下来，首先“摆脱”“情感—情绪”—“狂热”的“支配”，经过“批判—审批”，“限制—禁止”以“情感”“代替”甚至“冒充”“理性”，因而就根本意义说，乃是“使”“理性”真正“自由”。

康德的“批判哲学”在于为“理性”的“各个”“功能—职能”“划定”“权力范围—职权范围”，也就是指出了即使是“最高权力”—“理性权力”也是有“限制”的，也有一个“合法地”“行使”“权力”的问题，而不是“为所欲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宗旨就在于“防止”“理性”在“（经验）知识”领域（“知性）”里的“僭越”，要为“知性（知识）”“划定”一个“界限”。

就“知识”来说，“理性”只给出一个“形式”的“自由”，而需得有“感性材料”的“配合—结合”，没有这个“可以直观”的“感性材料”做“知识”的“内容”，这个“理—理性”乃是“空洞”的，尽管这些“形式”是“先天—不依赖经验”的。“形式”的“理性”是“空洞—空头”的“孤家寡人”。“邦畿千里”，“为民所止”，没有“民”的“帝王”，犹如没有“军队”的“将帅”，就“自由”来说，充其量为一个“孤独”的“骑士”。

“知识—知性”为“感觉材料”“所限”，它的“领地”只在于—限于“感觉经验世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不是“不自由”了？在康德的意义上，“理性”的这种“权力”的“限制”，使“理性”“失掉”的只是“空洞”的“自由”，而“获得”的却是“实质”的“自由”，至少在“知识”领域我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判断。

康德自己说，他“限制知识”是为“信仰”“留有余地”，他这个意思是说，“信仰”也应是“理性”的，而不是“盲目”的“崇拜”。“宗教—基督教”也要“讲理”，只是“理—理性”在“宗教”中有“另一种”“方式”。“知识”为“理性”，为“自由”，“宗教”也为“理性”，也为“自由”，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也属于一种“自由（者）”之间的“关系”“协调”这种“关系”，这层关系，康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开放”给后人“褒贬”。

康德的问题并不是出在“给”“理性”的“各种”“功能—职能”“划定”“界限”，他的问题在于把“知识”限定在一种“机械”的“必然性”的理解上，似乎“理性”在“知识—知性”领域“只有”“形式”的“自由”，即“先天形式”来自“理性”“自身”而与“经验”无关，从而使原本是“自由”的“关系”，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必然”的“关系”，并从“知识”“之外—外部”找出一个“道德”领域，使之成为“理性”“自由”，从而使“必然”和“自由”僵硬地“分割”开来。康德这个倾向，为以后费希特、谢林特别是黑格尔所批评，也是合理的。

其实，我们就在“知识”本身，或者就如康德所说，就在“必然”的“知识”本身，就能够—就可以合理地找到“自由”的根据，或者说，一切“科学—经验—知识”既然不仅仅是“形式”的，则也都“显示”出“理性”的“自由”的光辉。

这就是说，我们很有合理的权利说，一切“经验知识—科学知识”都是“自由”的“产物”，因而都是“自由”的。

按照康德，“经验知识”“需要”“感觉材料”，然而我们不能“等待”“穷尽”“一切感觉材料”之后再作“科学”的“判断—断定”，如果必得“穷尽”一切材料再作科学论断才能得出科学知识，则世上就没有“科学”。

这就意味着，“实质性”的“科学知识”不是靠“推论—推理”“推断”出来的，而是要有“材料”的“支持”；而这种“材料”的“支持”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材料”“支持”下，作出“普遍”的“论断”，实际上就蕴涵着“科学家”的“理性”的“自由（度）”。“经验知识—科学知识”并不绝对“排除”“偶然性”，更不“排除”“错误”。

在这里，我们看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特别提出来的“道德—责任”问题，其实本就蕴涵在“知识—经验知识—科学知识”里。

既然按照康德，“自由”为“道德—责任”在“道理上—理论上”的根据，那么一种“科学论断”的提出，因为它仍是“基于”“理性”的“自由”，从而就有一种“责任”的意义在内。这样，“科学家”在提出一种“科学论断”时也就多了一份“谨慎”的态度。

管理社会的各种“机构”，同样也是一门“科学”，“科学决策”需得采取“谨慎”态度，乃是因为种种“决策”不仅仅依靠“推理”，而且要依靠“材料”，而再多的“资料”也不可能“全”，既不可能掌握“事物”“全部”的“前件—前因”，“事物”的“后果”也就不可能单以“推论—推演”就能够“必然地”得到。一切宣布“有能力”做到“实质性”“因果”“推断”的，只是一些“宗教性”的“先知”，而不是“科学家”。

“科学决策”不仅“考验”着“决策者”的“知识”“水准”，同样也“考验”着他们的“道德—德性”“水准”，也就是说，“考验”着他们的“自由”的“成熟”“程度”。这就是说，“决策—判断—决断”“全面”地“考验”着“决策者”的“综合素质”。

“决策者”首要的“决断”“对象”是“人”，“管理”是“管理”“人”之“事”，包括“给出—制定”“事”之“规范—界限”，而在“制定”“限定”“人事”“规范”时，当意识到这些“规范”从根本上、原则上来说，乃是“自由者”之间的“规范”，也就是说，在“制定—给出”“规范”时，要意识到此种“规范”固是“适用”于“他者”，但也同时“适用”于“我”，就根本意义来说，“决策者”对于所“决”之“策”，不可以是一个“例外”。只有在“主—奴”关系中，“双方”皆可以“例外”，“刑不上大夫”，“礼”也不下“庶人”。“自由者”之间没有“例外”，乃是一个“普遍”的“理性”的关系。

同理，“被决策者—被管理者”同样也应意识到“决策者—管理者”就根本上说也是“自由者”，“被决策者—被管理者”向“决策者—管理者”提出的“要求—建议”要问“自己”如是“对方”是否也能“适用—适应—可行”，也就是说，这个“要求—建议”是否“合理”。在这个意义上，一项“政策”，对于“双方”都是一个“考验”。在实际经验层面上，“责任”有“轻重”之分，而在“原则”上，并无“例外”。“决策”因“判断”“包容”而又“超越”“知识”进入“道德”，遂使“自由”不仅需要“呵护”，而且需要“学习—提高—成熟—发展”；不仅“决策者”“需要”，“被决策者”同样需要“学习—提高”自己的“自由”“水平”，之所以能这样说的理由，正在于“决策”“双方”皆是“自由者”，“决策—被决策”是一种“自由者”之间的关系。

于是，“提高”“双方”的“自由”“成熟”程度，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环节，同时也是“科学—理性”地“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理性—科学”蕴涵、包括了“德性—自由”的意义在内。

“瞻前顾后”，这60年特别是这30年，我们社会的“自由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已经大大“增加”了“自由”“度”，成绩斐然，令世人欢欣鼓舞，如果尚有可以进言者，则社会常常侧重在“增加”“自由”之“物质”方面的“度”，而对于“精神”方面的“自由”“度”的“增加”还不算很多，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尽管已“拥有”数十年的“时光”，但“学术”“成果”不很令人满意的缘故之一。这就是说，数十年来，我们“物质”方面的“新事物”很多，而相对的讲，“精神”方面的“新事物”却比较慢一些、少一些。

“精神”和“物质”不可“分割”，但又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幸福”和“自由”是两件“不同”而又“不可分”的“事情”。“幸福”侧重在“物质”方面，“自由”侧重在“精神”方面；事实上，“幸福者”未必“自由”，“自由者”也未必“幸福”。“学术工作”未必“因”“物质—金钱”的“投入”“加大”而“增加”“学术”的“分量”；“学术”的“质量”也不“因”“收入”“增加”而“增长”，“学术”的“成果”未必和“学术”的“投入”成“正比”，盖因“幸福”和“自由”之间并无“因”—“果”的“必然”“推论”关系。我们不可以“知道”“甲校”的“经费”“高于—多于”“乙校”，“凭”“推论”就“知道”“甲校”“必”“优”于“乙校”。要“知道”“何校”为“优”，还需经过“实际”的“调查”；“上层建筑”与“基础”常常会有“不协调”的情况出现。

当然，“物质”是“精神”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从“什么”样的“物质”就一定“推演”出“什么”样的“精神”来。它们之间不是一个“机械”的“推论”的关系。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的问题还得通过“精神”来解决；解决了“幸福”问题，不等于就解决了“自由”的问题。

“幸福”有个“程度”问题，“自由”也同样有个“水平”问题。在“保护”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之后，仍有“提高—发展”的问题；只是“自由”问题的成熟发展速度相对于“幸福”来说，一般可能会“慢”一些，我们目前的“程度”，大概还需向“自由”的“温饱”努力；相反的情形也是常有的：物质生活相当困难的社会、家庭、个人，也会有很高超的“精神境界”出现，在各种“冲突—挑战”中表现了“高度”的“自由”“精神”。所以古人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意识到这当中的差别，我们回顾60年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对于“学术—文化”的促进、发展，在庆幸中如果尚有可以建议的，则在于要清醒地意识到“幸福—富裕”与“自由”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条件下，进一步“激发”和“提高”人们的“创造”能力，增加人民的“自由”“度”，则会是“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的关键；清楚地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增大”，并不“自然”地意味着“学术文化”“质量”的“提高”。

当然，这数十年“学术文化”事业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举凡出版、演出、音乐、绘画等等，其“数量”是以前绝不可比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各种“学术文化”事业要防止“量”上增加而“质”上降低的倾向。

就“学术文化”事业来说，当然既要“提高”，又要“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当然是很正确的；只是也要看到，无论“普及”与“提高”都还有一个“创造”的“前提”和“核心”。“学术文化”以“自由”为自身事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呵护—鼓励—激励”“做”“异”事的“风气”，“树立”“标新立异”的“典范”，而努力“避免”使“普及”沦为“抄袭”，使“通俗”沦为“庸俗”，也努力“避免”使“标新立异”成为“哗众取宠”甚至“胡思乱想”。现在这两种“倾向”可能都还不少。

之所以要“避免”这两种不良倾向，乃在于它们都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因为种种“花样”并未“翻新”。既然“自由—创造”也有“传承”，也需得“刻苦学习”，“吸收”“他者”是“如何创造性地思想、工作的”，于是那种毫无根据地“大胆妄言”，恰恰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受制”于“学术文化”以“外”的种种“因素”，无非是为“名”为“利”，以目前的情况看，“为利”甚于“为名”，为前者甚至贬损后者也在所不惜。

现在有“文化产业”之举，似尚无“学术产业”之说。

“文化产业”的确是一个“新事物”。并不是说，以前“文化”完全没有“产业”的“因素”，应该说，这种因素随着社会变迁，也随着“文化”本身的发展，某种意义上是逐渐加强的。就文学艺术来说，诗词歌曲剧，到了“剧”，大概“产业”的意义就比较重了。“戏班”的组织已成为专门的“管理机构”，大概这也可以说是“文化产业”的“雏形”了；现在的“文化产业”当然跟过去自不可同日而语，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亦即“量”和“质”上都有所不同。

“量”上的不同是很清楚的，于是何为“质”的“不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过去的“文化产业”中，“产业”受“文化”“支配”，而在现在的“文化产业”中，“文化”却往往受“产业”的“支配”。

在“产业”的“支配”下的“文化”，则本质上不是“自由”的“文化”；不是“自由”的“文化”也是社会“需要”的“文化”，或者是“最”“需要”的“文化”；但社会仍要“呵护—激励—发展”“自由”的“文化”。“自由”的“文化”是“文化”的“根基”，因为在“文化”尚无“产业”可言的时代，已然“有”这种“自由文化”的“存在”。“文化”不一定“待价而沽”。

然则“产业”仍然“可以”“支持”“文化”，“可以”为“发展”“文化”“服务”，而不仅仅拿“文化”来“牟利”；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性，正在于“产业家—实业家”同样也可以，或应该是“自由者”，他的“产业—实业”也还是可以为“另一个—另一些”“自由者”“服务”的。

“学术”工作与“书”分不开，因而与“出版产业”也分不开。“出版产业”在“学术”领域内也应为“学术”“服务”。“学术工作”是“学术出版产业”的“基础”，原本是为了更好地为“学术”“服务”“产生—发展”出来的，在没有“出版产业”之前，已经有人在做“学术工作”；但现在的“关系”似乎也“颠倒”了过来：“学术著作”往往“跟着”“出版计划”“转”。一个“学术项目”——尤其是“文科项目”的“带头人”往往成为“经纪人”，甚至“有能力”“争取”到“项目”，也成为“学术成就”的一个“过得硬”的“标准”。

社会的职能在于“增进”“财富”，在于“增进”“自由”的“财富”；“提高”“学术文化”，也是“提高”“自由”的“学术文化”，“提高”“自由”的“学问”和“学问”的“自由”。

没有“学问”的“自由”是“空洞”的，没有“自由”的“学问”是“僵死”的。

在一切“学问”中，“哲学”是最不容易“产业化”的，其“利”其“弊”皆在于此。

数千年来，“哲学”确如“牛虻”，不断念这本“自由经”，“刺激”人们“自由”的“神经”，使“自由者”“勿忘我”。

2008年8月24日于北京，2009年4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