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别样的基督教
一 上帝教是基督教吗？
既然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那么它的宗教（上帝教）到底是哪一种宗教？洪秀全是从阅读梁发《劝世良言》开始知道“真道”，并且跟从传教士罗孝全学习过三个多月。从起源上说，上帝教跟基督教关系紧密。那么，能不能说上帝教是基督教呢？
答案取决于我们怎么理解“基督教”。如果采取本质主义的方法，认为基督教有某些不变的要素ABC（如教义上的三一论、二性论、恩典论、天堂地狱说、末世论等，某些基本仪式，某些节日），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则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基督教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呈现出多样性，各宗各派之间的标准既有重叠又有分歧，要找到一把“公共尺子”不太容易。比如，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了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的教义，则在此之前的阿里乌派还算不算基督教？在此之后有诸多教派并不承认三位一体，或者对其解释与正统解释不合，它们还算不算基督教？现代自由派将耶稣视为人而不是神，它还算不算基督教？基要派偏执于某些教义和仪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许，用“家族相似”来理解“基督教”会更合适一些。人们可以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归入同一个“亚伯拉罕传统”，为什么就不能把新教各派、摩门教、上帝教、统一教等也归入同一个“基督教传统”？
（一）太平天国认同基督教，当时西方人的判断
太平军始终认同基督教新教，对于天主教也经由早期的将其视为偶像崇拜而转变为后期的承认其有宣教自由。《幼天王诏旨》称：“天爷天爹之真教乃天教，耶稣教、天主教均是也。”[1]看来和绝大多数基督教支派（包括异端派别）[2]一样，太平天国（上帝教）视自己为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的同时代人对上帝教是否为基督教却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上帝教是基督教，只不过有一些毛病；一些人认为是“半基督教”；一些人认为它根本不是基督教。
英国翻译官麦迪乐（亦译密迪乐）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对于“基督教”这个概念有自觉的反思。他在其《中国人及其革命》中说，“‘革命党的宗教是怎样的呢？他们是抑或不是基督教徒呢？’这些问题，常有人向我询问。我见得，如果我反问一句，立即能把这宗教问题烛照无遗：你意指哪一种基督教徒呢？……在以往一千八百年间，凡各国族之接受基督教者，其教道必受本土原有的基本信仰之影响而起变化无疑。”[3]
麦迪乐把上帝教称为“太平基督教”，认为它是新教在中国发展出的一个分支，跟西方某些现代派分支相似：“如果我必须将我个人对于太平基督教的观念发表出来，而征引欧洲的宗派以为例，则可比拟之于‘宣定博派’（Swedenborg）[4]的基督教。两者俱承认基督教圣经之权威，两者之了解圣经亦俱与其他基督教相异，而且两者俱附加一些新的品质。宣派教会现在英国有教友一万二千人，有否认基督赎罪牺牲、独以信得救及肉体复活等信条。他们坚信得救之法必须悔改，及遵依‘十诫’而实行爱人与信仰的生活，而凡人的‘灵体’于死后复兴，自是永远生活，或在天堂，或在地狱，要以其生前的生活（善恶）为断。于其中有许多是与天朝的信条相同的。所异者，宣派是改正宗的基督教而受现代物理科学的广博知识所变化（修正），而太平基督教则亦是改正宗的基督教而却受儒道所变化的。至于天朝的政治情况及与战争的关系，益令两者歧异愈甚，因此在实际上不能以比拟方式而表出正确的观念了。”[5]
曾经的太平军战士呤唎坚持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基督教运动”。他说：“基督教在中国三十年中，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国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而欧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导，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颠倒之甚者矣。”[6]对于上帝教异于基督教之处，呤唎引经据典为之辩护。关于多妻制——因为上帝教的教规是根据旧约制定的，亚伯拉罕不就有两妻吗？何况太平天国并未普遍推行多妻制，许多人深入理解基督教后抛弃了多妻制。“而且，无论文明如何憎恶多妻制，上帝何曾有过反对多妻制的命令？”[7]关于暴力行动——“他们是要从篡夺者鞑靼人手中光复其祖业。他们是为了拥护而不是压制基督教而战。他们更不是疯狂地热衷于流血行为。……基督教于10世纪通过刀剑传入丹麦，于13世纪传入普鲁士，并通过宗教战争在全欧洲树立了基督教。整个基督教一直都经常被迫用武力来维护自己。”[8]呤唎还指出，英国有“一位一体”教派（Unitarians），否认基督的神格，那英国人为何要远征中国攻打承认基督神格的天王呢？在他看来，天王之自称“天王”只如满洲皇帝一般表示尊位，让信徒相信他有神圣使命而已。他自称基督的“小弟”，只是表示一种“亲爱的和倚赖之情”，“无非是要其人民相信他与救主有亲切关系的地位——是为救主之忠诚的仆人与门徒而已”。[9]在最后这一点上，呤唎对上帝教的了解还是不足的。
丁韪良认为太平军是一群“半基督徒造反者”。[10]艾约瑟把太平天国称为“半基督教”。[11]
很多西方人反对上帝教，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当时在华天主教神父基本都是这么看的。英国翻译官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把上帝教斥之为“异端邪教”，并说“天主教皇如有权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12]。跟太平军有过接触的传教士大都认为上帝教虽然来源于基督教，但问题多多，最为他们反感的是天父、天兄下凡，天王是上帝次子耶稣之弟，天父、天兄都有婚配，东王是圣灵，最后一点尤其让他们觉得是亵渎上帝，大逆不道（这在1854年麦华陀一行与东王杨秀清就上帝教教义书信往来展开争论时，表现得最为充分）。[13]至于内战导致的一片荒芜，他们一方面哀叹，一方面却暗暗高兴，因为太平军所至之处，他们所深恶痛绝的儒释道“偶像”都被扫荡一空。在此废墟上岂不有利于栽培“正信”吗？传教士利用一切机会，想要校正上帝教教义中的“异端邪说”，将他们引向正道。如艾约瑟在《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中，就委婉地劝天王放弃神人同形同性论，以及自居基督的弟弟，结果被洪秀全加以反驳。[14]
还有一些传教士将上帝教理解为“泛基督教”的一员。传教士杨格非对“他们能被称为基督徒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们极端仇视偶像崇拜。首领视之为中国的一大祸源，决心将它的一切痕迹扫除出这个国家。……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既非寥寥，也不是无关紧要。这场运动最坏的特征之一便是东王、西王僭冒神的启示和异象。……一夫多妻制是这场运动的另一个污点。……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远不是没有错误。他们宣称上帝并非纯灵。首领坚持认为上帝是有形的。这是人类的思维因无力理解纯灵的观念而容易陷入的一种错误。有些天主教神父就曾经认为上帝是有肉体的。……关于基督的本性和三位一体的教义，首领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15]但是，“我坚信，他们是将中国从偶像崇拜的黑暗和奴役中解脱出来，并与外国传教士一道使其享有福音的光辉和自由的被选定的工具。假定叛军是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不是现今表面上的新教教徒，罗马教廷将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抛弃他们”[16]。最后一句话表明杨格非能够换一种眼光来看太平天国，对它比较宽容，大致还是把它算在广义的基督教范围之内。
（二）中国学者的看法
中国现代学者中，简又文早期认为，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神学的异端”，是“中国化的本色的畸形的基督教”。[17]后来他的观点趋向正面。在反驳濮友真的观点——上帝教虽借用了基督教不少成分，但因为它缺少仁爱、金诫、社会福音、上帝国（理想天国）、谦虚等“元素”，所以“仍然不是基督教”——时，简又文认为，从演化的观点看，上帝教已构成“太平基督教”，它是基督教“在中国演化而成的一流派”[18]，是它在中国本色化的结果。“太平基督教，就是西洋改正宗的基督教入中国后第一次试行中国化的大实验。其间，因人事上的经验与关系（洪、冯、杨等之遭遇），社会上宗教、学术研究、伦理、文化的背景，与当时实际上革命建国的需要等分子之交互作用，故而经演变进化的程序，而成为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系不受中西正统派的传教士之拘束而自由创造、自由发展。其内容外相，系承袭西士所传来之分子而溶（融）会中国固有的宗教、伦理、学术思想、社会习俗，而成为中西文化的折衷品。其后，复因种种需要与关系，而搀入不少特别怪异的成分焉。吾人既不能否认基督教自然演变进化之机能，也不能取销（消）中国信徒自由改造之天权，更不能抹煞当时确有变化之事实与成果，自不能不承认其为一特种特式的基督教。”[19]虽然太平基督教掺杂了不少中国文化的看似怪异的因素，但仍然可以放在广义的基督教范畴之内。他认为，太平基督教“虽未可比拟于罗马宗、希腊宗、或改正宗，但确是发源于基督教的一流派而自有其个性与特征的”[20]。太平基督教虽有种种的不足（如忽略仁爱），但它吸收的是基督教基要派超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的他世观、来世观及种种迷信，以及民间宗教的成分。“然而我们试观历史上各宗各派的基督教，又何尝无各种不满人意的成分耶？我们确知有些居然拜偶像的、有些尚多妻的、有些流为拜经教的、有些陷于乱叫乱唱的狂信的、有些侧重以神力行医等于魔术的、尚有其他种种怪怪奇奇的信念与行为者，不胜枚举了。然则何能独为太平基督教诟病而屏之于基督教门外呢？”[21]当代五旬节派、灵恩派、“南方基督教”的兴起，使简又文的这种观点显得颇有说服力。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处理上帝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时详细讨论。
段琦认为，太平天国从“基督教异端”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早期的拜上帝会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冯云山和洪秀全努力把它建成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的中国本色基督教会。但是随着洪秀全删注《旧约》、《新约》，加入《真约》，“它最终从原本可以成为本色基督教会的组织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异端，与基督教正式分道扬镳了”。[22]
这也是不少人的观点，他们一般认为上帝教已经摆脱基督教，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他们强调二者的差异。比如神学家徐如雷从上帝论、三一论、救赎论、天国观、圣经理解、仪式节日上指出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迥异之处，认为“尽管上帝教里有不少基督教语言，这些只能是构成新宗教的传统材料。上帝教还是上帝教，不是基督教”[23]。
当一个人谈论“异端”时，他就似乎站在了“正统”的立场上去判断。就普通读者来说，“基督教异端”也仍旧是“基督教的”，只不过它在某些方面出了“差错”，因此他们仍会把它算在广义的基督教之内。比如，阿里乌派算不算基督教宗派？阿里乌还算不算基督徒？景教算不算基督教？牛顿坚持神格一位论，他还算不算基督徒？
如果上帝教是一种独立的宗教，那么在世界宗教图谱中，它跟哪些宗教比较相似或接近呢？
夏春涛在详细考察上帝教历史和教义后认为：“上帝教的源头虽然来自西方基督教，但两者在宗教经典、宗教仪式、宗教节日等方面迥然不同，在教义上更是大相径庭。相比之下，上帝教与犹太教相对比较接近。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洪秀全是‘借用’外来宗教的话，那么，他所借用的实际上并不是基督教，而是犹太教。因此，上帝教并不等同于基督教，也不属于基督教某种变异的教派。就太平天国来说，他们虽然承认上帝教与基督教同宗同源，但一直奉自己的教义为正统，拒绝承认基督教的权威。针对西方人欲将上帝教纳入正统基督教轨道的企图，太平天国始终针锋相对，毫不妥协。”[24]
这样，在“上帝教与基督教关系”上，中国学者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第一，上帝教是基督教；第二，上帝教是基督教，但是异端；第三，上帝教不是基督教，它是一个接近于基督教的独立的宗教；第四，上帝教不是基督教，它是一个接近于犹太教的独立的宗教。
（三）接近于哪种异教？
如果上帝教已是一种独立的、脱离了基督教怀抱的宗教，那么它更像哪种宗教呢？许多传教士不约而同地指出，太平天国有类似于犹太教、伊斯兰教、摩门教、闵采尔派、再洗礼派等宗教派别之处。
1853年曾与文翰一起到过太平天国的船长费熙邦在其《中国印象记》中写道：“人们一直普遍过于相信叛军的行为极为残暴，认为他们像穆罕默德的信徒一样，用剑来传播宗教信仰……他们的道德法规明显地选自《旧约》，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或教规。”[25]法国耶稣会士葛必达神父于1853年随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过南京，他写道：“有人会对你说：洪秀全本人纵然不是一种新宗教的创始者，实际上也是它的领袖；他用剑与火来传播他的宗教……所有这一切难道看上去不正表明他和穆罕默德如出一辙吗？……但是，难道伊斯兰教不也有某些与基督教相似的特征吗？和穆罕默德一样，一个将宗教作为其抱负之基础的人，总是试图唤起人们的热情。洪秀全是否拥有数名妻子现在还不能肯定，何况《旧约》似乎允许他这么做……”[26]1854年5月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到过南京，他给国会的报告中说，太平天国领袖们“根据《圣经》中关于天启的叙述建立起一个宗教和政治的信仰体系，前者是异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后者是粗暴的专制政治”[27]。霍尔牧师1861年说：“无论天王当初一开始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只能把他看作一个与穆罕默德同一类型的骗子，一个极端的反基督者。”[28]丁韪良虽因偷渡失败而未能到达太平天国辖区，但他对太平天国相当了解。他说：“洪秀全的经历跟那位阿拉伯先知的经历是如此的相似，以致人们会怀疑他是在仿效穆罕默德。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对穆罕默德的历史一无所知。跟穆罕默德一样，洪秀全从基督教那儿得到了最初的冲动，并在其中加入了某些旧约中的犹太教成分；最后，又跟穆罕默德一样，将自己的教诲加以修饰，使之更符合臣民们的习惯。他认可抢劫和暴力，自己妻妾成群。”[29]丁认为上帝教混合了道教“扶乩”的成分。[30]他认为当时的外国人（洋枪队等）反对太平天国，支持清政府，结果，“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从他们手指缝中溜走了”。[31]这是指将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机会。卫三畏在评价太平天国内战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时说：“如果这个神秘的偶像崇拜反对者（指洪秀全）在思想观念上超出宗教狂热者，如闵采尔和宗教改革初期的再洗礼派之流（他们的路线及结局可以和洪相比），当他回顾对自己国家造成的后果时，可能会因自己的愚蠢而悲痛。”[32]
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之重视《旧约》、十诫和律令类似于犹太教，宣称上帝的启示未在《圣经》中终结，而是有新的启示（穆罕默德、摩门教）和新的经典上（可兰经、摩门经）类似于伊斯兰教和摩门教，在用剑和火传教上类似于伊斯兰教，在多妻制上类似于伊斯兰教、摩门教和再洗礼派，在使用暴力革命上类似于所有这些宗教（派）。
其实，单就基督教历史来看，太平天国的几乎所有特征（新启示、新经典、武力传教、多妻制、暴力革命等），都可以在它各种各样的派别中找到。麦迪乐、呤唎在为太平天国辩护时已指出多妻制、神学差异、暴力革命等在基督教历史上早有先例，不值得大惊小怪。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虽然耶稣本人是和平主义者，但后来基督教在掌握权力成为不少国家的国教后，也不乏用剑与火传教的事例。诚如莫尔特曼所说：“卡尔大帝在撒克森的宣教、奥图大帝在斯拉夫的宣教和德意志骑士团使波罗的海东岸人民‘悔改’，都是这种透过刀剑和洗礼的基督国度千禧年式扩张。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丁美洲的掠夺和宣教并不是唤起信仰的传福音行动，而是基督国度的扩张。屈服者得救，反抗者得死。……就连18和19世纪的宣教也不是纯粹的福音宣教，而是基督国度的宣教，因此与《圣经》一同传播‘基督教价值’，即欧美现代文化。基督教化和文明化经常携手出击。”[33]在华传教士指责太平军武力传教违背基督教教义，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另一种武力传教的一部分。现代政教分离制确实使18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教传教主要由志愿者（传教士差会和个人）承担，而不是像中古那样由国家武力发动，但实际上，在政教分离制下基督教扩张与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扩张之间有一种非常巧妙的配合，从整体上都是扩大了基督教和西方的利益。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武力扩张呢？实际上，传教士们在指责太平天国武力传教时，心底里是暗暗高兴的，他们认为，太平天国摧毁了他们所憎恶的“偶像”，是在为他们真正的传教扫清地盘。
这里顺便说一下再洗礼派，它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涌现的一个激进宗派，因受其他宗派迫害，而在欧洲到处流徙。1533—1535年，该派控制了明斯特城，他们确信世界末日已临，想在明斯特城建立“新耶路撒冷”，鼓励各地再洗礼派加入。其首领实行专制统治，声称从上帝那里得到新启示，实行《旧约》中的一夫多妻制，并自封“大卫王”。一年后兵败被杀。[34]
下面，我们将首先探讨上帝教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就是上帝教到底算中国民间宗教，还是算广义的“基督教”？如果它属于基督教传统，那么，它到底是哪种基督教？如果是异端，它到底跟哪种宗派或异端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