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作者陈文芝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陈文芝是我指导的硕博连读研究生，在我门下自硕士研究生读起，后转为博士研究生，历时5个春秋，如期完成学业并获博士学位。在其博士论文最终出版之际，作为曾经的导师，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与学问的长进，感到由衷的欣慰，自然有话要说。恰好国内学界有这样一种惯例，学生出书得请导师作序，这样就有了一种说话发感叹的机会，故而乐意为其作序。
说点什么呢?先从本书选题说起。
本书选题属于“新新贸易理论”范畴。“新新”之说听起来有些绕口，实际上属于贸易理论演化的第四个阶段——不，准确地说，是“第三个半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的天下。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到李嘉图、托伦斯比较优势理论，置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天下。基于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之“边际革命”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贸易经济学研究有两个重要线索:一个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新的诠释，说白了就是把老的理论置于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之下，引入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等新概念进行解释和推演，甚至把20世纪头二三十年代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打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另一个是以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产业)为假定的建模尝试与模型拓展。这顺应了上世纪中叶兴起的经济学数学化的大势，贸易经济学家遵循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型，把贸易分析发展成了一种“结构上的一般均衡”分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对要素禀赋理论四个定理(H-O定理、SS定理、雷布钦斯基定理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提炼、模型化处理和数学推导。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阶段。由保罗·克鲁格曼及其多位合作者辟出并予以拓展，将收益递增因素纳入贸易理论，先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并作了内生化处理。继而将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研究打通，展示了一种“有区域无国家”的分析意境。新贸易理论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当在其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出发，对垄断竞争市场产品多样性与贸易福利的刻画和处理，以及对于贸易福利内涵的拓展。“多样性等于增加的福利”，展示了经济学关于贸易福利的一种全新的刻画。接下来就是所谓“新新贸易理论”的形成。这个阶段最大的创新，在于贸易经济学家观察贸易世界的视角变化，从宏观、中观层面转向了微观层面。换言之即从国与国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包括寡头垄断情景——“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转向了一个个企业。新新贸易理论所倚重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企业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此前的贸易理论大多基于一个或明或暗的假定，企业是无差异的，进入国际贸易和进入国内行业一样。新新贸易理论基于如下的实证发现:出口企业和不出口的企业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生产率差异。
由于引入生产率异质性，同时触发了另一个问题的出新，即贸易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原本是贸易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间的一个交叉论题。在新新贸易理论视野下，企业生产率异质性成了进入出口行业的最重要的一道“门槛”，由此拓展了此前关于贸易与增长的视野，从贸易的各种“外溢”效应，拓展至微观企业直接的生产率或效率“竞赛”，且更容易进行内生化处理。就这个意义而言，新新贸易理论确有创新。
然而就贸易经济学创新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变革之间的联系来看，新新贸易理论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纵览贸易理论和庞大的经济学体系演化之间的联系便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所有分支突破性的创新都和主流经济学自身的革命性突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新古典贸易理论是由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边际革命”催生的，那么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则是和20世纪70年代发端的“收益递增革命”相呼应的，属于“收益递增革命”(克鲁格曼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收益递增革命本身有些波澜不惊的表象，但却引出了多个经济学分支的新理论，除了新贸易理论外，还有新增长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所有这些新理论，无一例外地都将此前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舍弃的收益递增因素重新找回。和此前的这些突破相比，新新贸易理论只是将贸易分析视野由宏观转向微观，而鲜有别的新意。进一步地看，作为新新贸易理论建模核心要素的企业异质性视点，也并非全新的。实际上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已经可以看到。克鲁格曼基于D-S模型拓展的垄断竞争模型，实际上已经考虑了企业异质性特点，只不过那里的企业异质性是指企业所产产品的差异而非生产率的差异。不仅如此，收益递增也是新新贸易理论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考虑到诸如此类的现实，比之此前贸易理论几次划时代的突破，新新贸易理论只是“新”了那么一点点，因此还不足以视为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充其量只能视为少半个阶段。就这个意义而言，称其为“第三个半阶段”，当更合适些。
新新贸易理论研究有个明显的偏重，这便是一改克鲁格曼之前经济学家们重理论模型轻实证的传统，从实证入手，让“事实说话”，由此掀起了一股基于“大数据”的计量热潮，而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大数据时代”的降临，则奠定了这种计量热潮的物质基础。有了互联网和名目繁多的数据库，有了各种各样的计量软件(Eviews、Stata、SPASS等等)，不独贸易经济学，实际上整个经济学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偏转”，由以前源自哲学沉思和形式逻辑的那种倚重个人感悟触发思想的传统，偏向证明某些猜想的数人合作实证，并以猜想导出某些定理，借以提出政策设想。这一偏转究竟在把经济学研究引向何方，尚有待时间的证明。
本书传承了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范式，引入中国情景和中国数据，进行了“中国化”的机理分析并予以规范的模型刻画，继而引入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总览全书，可以肯定的创新之处，除了作者自述而外，这里我想加上三点:其一是，与新新贸易研究者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出发审视出口及其后续“链条效应”的分析与实证程式不同，本书将贸易自由化作为“初始”变量，进而引出别的变量，而将生产率—出口企业淘汰效应作为因变量予以处理。这样不仅在思路上是个创新，而且更贴近中国贸易与增长的历史现实。最明显的中国现实是加入WTO效应。加入WTO无疑是最大的一次贸易自由化冲击，把这种效应纳入新新贸易分析与实证框架，对于后者是一种拓展。其二是，把两个界面的生产率打通并予以“对接”:一个是行业层面的生产率，另一个是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前已论及，新新贸易理论之新，主要体现在将分析重心由宏观转向微观企业层面，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仅有高效率企业才出口?本书将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层面打通，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实证命题，这便是一个行业的生产率变化是否能反映企业层面以生产率为转移的优胜劣汰结果?其三是，对于各种变量间“链条机理”的梳理提炼和模型刻画较为规范。而实证研究，则秉承了“学院派”经济学研究的常规范式。
当然，作为一本博士论文，不可能完美。大多数博士论文都系研究者第一本较大分量的作品，带有习作的某些不成熟痕迹，但就本书来看，此类问题瑕不掩瑜，不影响本书的参考价值。作为往昔的导师，我愿向学界同人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们推荐本书。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接触新新贸易理论，几乎是和这个理论的发端同时发生的。一般认为，新新贸易理论是马尔科·梅里兹辟出的，以其在《计量经济学》发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为标志，时在2003年。巧合的是，作者是在次年进入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随我读研的。那年我在美国NBER工作论文中看到安德鲁·伯纳德(A.Bernard)早两年发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有些企业出口?”(Why Some Firms Export? NBER working paper，8349，2001)，布置其去阅读，有意让其从企业层面切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难能可贵的是，陈文芝不仅如我所愿仔细读了那篇文章，而且扩展了阅读范围，研读了梅里兹新发的那篇文章，对新新贸易理论产生了兴趣。进而作了深入研究，选定了本书论题，且持之以恒地做了出来，断续坚持了十年之久。就这点而言，无论本书质量如何，能够把一个论题坚持下来，作者的执著本身就值得肯定与鼓励。要知，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缺的恰恰是对于学术的执著。
2013年5月16日写于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