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一般性研究
追溯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古典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均在生产率外生的假设下探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贸易自由化只能带来水平增长效应，而不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新增长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关于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关系的研究，这些研究从规模经济、技术溢出等角度分析了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但是，这些研究均未考虑到企业异质性这一现实，因此本书将之归为一般性研究。本节将对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一般性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作一简单综述。
一 理论分析
引入企业异质性之前，一般性理论研究所揭示的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理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一些学者还从贸易自由化致使国际竞争加剧的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理。
Helpman＆Krugman (1985)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两个关键性假设来分析贸易模式和贸易的福利效应，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扩大促进生产率增长。Rivera＆Romer (1991a)通过建立两个不同类型的研发(R＆D)模型(分别为KD模型和LE模型)分析相似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国家间产品与知识的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能够促使研发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生产率增长。Rivera＆Romer (1991b)采用类似于消费理论的分析方法[2]，将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即一体化效应，integration effect)、冗余效应(redundancy effect)以及分配效应(allocation effect)。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会增加规模经济效应，并减少冗余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分配效应则具有两面性，既可以提高生产率水平，也可能会降低生产率水平。如果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则会促进一国生产率的增长;反之，则会降低一国的生产率水平。贸易对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冗余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影响是否大于分配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负向影响。
Grossman＆Helpman (1991) (G－H)首次将内生技术创新和转移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形成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贸易、创新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G－H小国模型中，小国的创新活动仅发生在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因而贸易与内生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如果贸易使得资源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R＆D部门时，那么贸易就会促进创新和增长。G－H大国模型则揭示，贸易能够促进国家间的知识溢出，并激发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减少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从而提高R＆D部门的总生产率。同时，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技术可以通过中间产品贸易进行扩散，如果一国的研发活动产生新的中间产品[3]并进行出口，就会促进进口国的生产率增长。中间产品贸易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能够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第二，专业化生产的中间产品进口会刺激进口国对这些产品的学习和模仿，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Coe等(1997)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贸易促进国家间生产率水平相互关联(即国际技术溢出)的四个途径:第一，国际贸易促使一国获得更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和资本设备，并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升进口国生产率;第二，国际贸易增进各国之间的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信息等方面交流和学习，这有利于各国国内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或产品组合的调整，从而提升各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三，国际贸易可以促进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并在国内生产中应用;第四，国际贸易可以提高一国在新技术开发或学习国外技术上的生产率，从而影响一国生产率水平。
Horn等(1995)从国际竞争加剧降低企业X－非效率(X－inefficient，指企业内部管理的松散)的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析的结论表明，贸易会导致企业管理努力供给(managerial effort supply)的增加，降低企业X－非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
二 实证研究
在代表性企业视野下，贸易自由化对代表性企业的效应可以自然推及行业以及国家、地区层面，因此，代表性企业视野下，关于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层面，既有针对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单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研究，既有关于贸易自由化能否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检验，也有关于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渠道的检验(主要是技术溢出渠道)。国内关于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借鉴国外研究的思路或模型，利用国家或地区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
(一) 国家层面的实证研究
Coe＆Helpman (1995)的研究可谓检验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溢出渠道的开山之作，他们提出了国外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即利用双边进口份额为权重对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进行加权，并利用22个国家(21OECD和以色列) 1970—1990年的数据，考察了一国国内的R＆D资本存量和国外的R＆D资本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是OECD国家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仅取决于本国的R＆D资本存量，还同贸易伙伴的R＆D资本存量有关，一国贸易开放度越高，国外R＆D资本存量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
Coe等(1997)基于Coe＆Helpman (1995)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在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中所获得的R＆D溢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利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工业化国家的R＆D资本存量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工业化国家的R＆D溢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
Keller (1998)对Coe＆Helpman (1995)关于国外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进行拓展，研究与贸易相关的技术溢出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他利用蒙特卡洛实验生成随机双边进口份额来代替实际双边进口份额，作为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权重，利用Coe＆Helpman (1995)的实证方程和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基于实际双边进口份额的国外R＆D资本存量，基于随机双边进口份额的国外R＆D资本存量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更大。因此，他对贸易模式在驱动国际R＆D溢出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并提出应基于包含同期与贸易不相关的国际技术溢出模型，检验贸易模式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
Falvey等(2002)在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时考虑了技术产品的性质(公共品还是私人物品)，并根据技术产品性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他们利用5个OECD国家(作为R＆D资本的溢出国)和52个发展中国家(作为R＆D溢出的接受国) 1970—1990年的贸易和国内生产数据检验了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国外R＆D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如果在技术接收国，技术是公共物品，则技术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同时，贸易水平对技术溢出的影响也较大。
Lumenga－Neso等(2005)考察了间接与贸易有关的R＆D溢出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他们认为，间接与贸易有关的R＆D溢出在不发生贸易的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这种间接的R＆D溢出提供了关于生产率增长的更好解释，因此，双边进口模式并不是影响与贸易有关的R＆D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 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除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外，一些研究利用一国内的跨部门(行业)数据检验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其中很多研究揭示了贸易壁垒下降通过进口竞争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理，如Hay (2001)和Ferreira＆Rossi (2001)针对巴西，Jonsson＆Subramanian (2000)针对南非以及Lee (1996)针对南非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行业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且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主要是通过加剧进口竞争实现的。Kim (2000)针对韩国制造业的研究则发现，贸易自由化促进韩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主要是通过进口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是实现的。Esfahani (1991)和Feenstra等(1997)则基于行业层面数据的考察发现，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进口中间投入促进生产率增长。
还有一些研究在Coe＆Helpman (1995)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行业层面的数据对贸易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溢出渠道进行检验。Keller (2000)利用8个OECD国家制造业数据以及制造业中机械产品(中间投入)的进口数据，对贸易模式与国际R＆D溢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国内R＆D存量对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外R＆D存量，只有当一国的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领先技术时，进口模式才会对生产率产生影响，与进口模式相关的技术流入差异能够解释各国生产率增长差异的20%。Keller (2002)利用14个OECD国家1970—1995年的行业层面数据分析距离对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D溢出的效果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Schiff＆Wang (2004)考察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国家参与南北贸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所获得的技术溢出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基于北方国家行业特有R＆D，南北贸易模式以及南方国家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了南北R＆D流动(North－South R＆D flows)模型，并考虑了教育和政府在拉丁美洲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教育和政府因素可以直接促进行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它们与南北R＆D溢出的相互作用也促进了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由此，他们认为考虑了贸易、教育以及政府改革的相互作用后，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三) 聚焦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聚焦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GDP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关系的检验，关于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经验检验较少。李文(1997)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非出口部门，从而得出了出口增长能够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结论。包群等(2003)将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为出口部门本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外溢两大类，来考察出口贸易如何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外溢促进生产率的提高。黄先海、石东楠(2005)对Coe－Helpman (1995)的进口技术溢出模型进行扩展，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模型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小于国内研发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李小平、朱钟棣(2006)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8—2003年的统计数据，考察了通过进口贸易渠道的R＆D溢出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经由进口贸易渠道的R＆D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孙辉煌(2008)利用中国制造行业的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影响TFP增长的三种不同的渠道。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国内行业的R＆D支出未能产生有效的激励效应，而贸易开放和R＆D支出对TFP增长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国内行业所形成的国际竞争没能对TFP增长率产生积极作用;技术溢出是贸易开放影响TFP增长的唯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