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由“政治认同的逻辑”的书名所想起（代序）

方旭光所著的《政治认同的逻辑》马上就要正式出版了。这本书稿，是在他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从最初的博士论文成稿，到现今正式出版，整整经历了11个年头，成为一本姗姗来迟的著作。

方旭光的博士论文是于2006年完成并通过论文答辩的。这本著作反映了他当时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动机和主要想法。那时他无意对政治认同的所有理论和现实状况做覆盖式研究，所以也没有展示大量的实证研究资料，而是仅仅试图在政治认同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一定的探索，通过对政治认同的发生、过程、条件、变迁和价值的系统研究，形成包括政治认同的概念、内涵、机制、基础、影响因素、认同状态类型、政治认同变迁及政治认同的价值等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框架体系。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研究政治认同问题的学人可谓稀缺，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即便在政治学界，研究政治认同问题也属学术前沿，因此他的研究当时算是领先的，并且可能有一定的理论风险。由此，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正式发表就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总想对政治认同中一些主要关系拿捏得分寸妥帖，尽量做到无过无不及，总想对自己的主要论点不断完善再完善。我多次劝他，学术研究这个东西不可能一开始就做到完善的，黑格尔曾经表达过真理是一个大全，真理是一个体系，真理也是一个过程，因而把握真理也会是一个过程的思想。其中的意思其实很明白，那就是：真理在一开始不是尽善尽美的，也许它一开始仿佛就像一个青涩的果子，逐渐逐渐地，才长成红苹果，甚至长成金苹果。再进一步说，不成熟的理论总是与不成熟的实践相勾连，当某一方面的实践还没有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内在逻辑时，指望先验地抽象出某种成熟的理论，是不现实的。尽管我多次提醒他要赶早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方旭光还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和坚守，可能也有他自己的学术“底线”。于是，一年，一年、又一年，时间悄悄流逝了，直到前些日子，他才告诉我说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发表了，想要作为导师的我作一个简短的序。我感到有些突然。因为我一时不知道作序要写些什么，何况我自己这些年来对“政治认同”问题之研究状况缺乏必要的关注。我也没有能耐对他的研究提出更合适的学术建议。于是，我回复他说，作序的事可能一时半会儿搞不出来，我需要把这本书稿再好好看一遍，找找感觉，写点有新意至少有自己想法的东西，然后通过序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也跟他指出，这些年研究政治认同的研究文献一下子变得多起来了，尽管无法用“汗牛充栋”这类词来描绘目前研究成果之丰富的现状，但至少这方面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文献是运用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形成，改变了原先仅仅运用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状况，从而使人对研究文献的丰富性和实证性更感兴趣。由于本人精力不济，知识视域也比较狭隘，所以不大关注这些研究，由此也就无法总览这种研究大局了。但自己隐隐感觉，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及成效的视角看，对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政治认同来说，现今制约政治认同的变量极多，且不论其中的自变量，仅从它变量来看，就比原先要复杂得多。于是，十余年前研究政治认同和今天研究政治认同，可能在语境和语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需要考虑一些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东西之作用。加上现今处于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状况到处都是，社会的多元性现象也比比皆是，在这种条件下研究政治认同问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本书稿取名为“政治认同的逻辑”，按照作者自己对“政治认同”内涵的理解，他将政治认同纳入政治实践的范畴，认为政治认同不仅仅是心理层面或观念层面的东西，更是实践领域的东西，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形成同向性（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及相应政治行为的总和。这种将政治认同主要理解为政治行为的做法，有助于对其展开行为逻辑的解读。

这些年来，受到学术交流中概念感应的影响，学人对“行为逻辑”的研究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尽管人们对行为逻辑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一词语表征着不同的语义，但并不影响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在学术研究中，人们经常使用着“××逻辑”的概念，来指称隐含在事物内部的运作要求或人的活动之内在律令，如“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公安执法规范化的法理逻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等，它们都关涉对“逻辑”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问题。一般认为，逻辑可以看作思维的规律和规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观点和主张，以及这种观点和主张产生与形成的理路，还可以看作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和变化规则，看作人们待人处事的某些内在要求和工作规则。于是，所谓人的行为逻辑，主要指人的活动所体现出的某些规律，以及某种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比较稳定的联结样式，也常指人的行动的指导思想和理念，或者称为行为准则和行动命令等。行为逻辑应该属于人们常说的实践逻辑的领域，这里所指的实践逻辑，是指与人们的观念系统运作所不同的那些规律、规则和基本要求。

所谓政治认同的逻辑，应该是对政治认同这种行为的样态和比较稳定的表现方式之反映，也是对政治认同行为所暗含基本要求的某种表征，还是对政治认同行为发展前景的某种前瞻和预估。

人的行为逻辑可以区分为个体行为逻辑和群体行动逻辑，而对后者的行为逻辑又可界分成非正式群体行为逻辑和正式组织的行为逻辑，前者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所讨论的行动特征，而后者则包括人们普遍关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奥尔森解读的现象以及国内青年学者所研究的《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也就是说，政治认同的表现样态是丰富多样的。

政治认同在原先更多被理解为一种态度状态，这种态度不仅仅可以分为一致性态度与非一致性态度，而且自身又可以有等级差别，如态度的三层次、即依从、认同与内化。也就是说，认同尽管比依从要高级，但毕竟是比内化稍低一级的状况，因为它大量基础于直接的感性对象，或榜样感召，或魅力吸引，或偶像崇拜，等等，而内化的对象则可能超越了直接性，而是对间接的法规、准则、教义、公理等相对抽象物的内心遵从与信奉，是个人能够给自己确定正确的行为规则，即自己给自己“立法”。由此，我们必须注意政治认同的提升问题，这种提升既包括了“内化”的要求，更包括着“外化”的要求，即注意将一定的态度状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并取得预想的积极成效。因为态度毕竟是行为的准备状态而不是行为本身，因此将一定的态度转化为外在行为，是十分关键的，而这种转化或外化，应该是态度属性与行为属性的一致性表现，而不是非一致性表现（即有一定的态度，未必有相应的行为，甚至出现态度与行为的自相矛盾。长此以往，还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人格分裂状况）。

人们甚至有时还从态度确立的不同基础来研判政治认同的稳固性问题。这种基础可能包含着几种不同的情景，即政治认同可以确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也可以确立在一个价值之上，还可以确立在价值组合之上，更应该确立在价值体系之上，不同的基础影响着政治认同的稳固性和持久性。这种认识实际上也表征着政治认同发生发展的路径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认同可能最初发生于人们对某一事实的亲历和赞许，并由此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对相同属性的政治说辞与政治活动产生认同。然而必须看到，这种建立在某一事实基础上的政治认同仅仅是最初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稳固的，随时可能由于在很短的时间内遭遇另一相反的事实而发生倾覆。因为情况很明白，在变化极快的多元化社会形态中，人们甚至在一天中都可能经历许多大相径庭的事实，它们都可能属于“眼见”的东西，但未必是“真相”的东西。对此，列宁早就批评过在对待社会现象时“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来进行论证的做法，主张“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的探究真相之方法（《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他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有道理的，尽管作为任何一个个体来说，很难做到把握“事实的全部总和”，但尽可能多地了解大量的事实与数据，并由此把握事实后面的真相，应该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如今有不少学科的学术高手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后真相”现象的诸多表现和特征，它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仅仅建立在一个事实基础的政治认同是不可靠的。

于是人们就试图将政治认同建立在价值甚至价值组合基础之上。由于价值反映了无数同类事实跟人们的意义关系，并且价值具有间接性和内隐性等特征，所以建立在一定价值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就要稳固得多。一般看来，只要价值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建立在这些价值之上的政治认同也不会变化。但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价值和价值组合中某些核心价值（或主要价值关系）内涵发生了变化，一旦这个变化了的价值和其他价值发生对冲，那么建立其上的政治认同也会发生相应的动摇。

人们最为期盼的理想情景，就是将政治认同建立在一个价值观体系之上，这样的政治认同才可能十分稳固。这也是我们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之一。问题的核心是：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应该是一个科学、完整、自洽、包容的体系，人们对这种价值观体系之特征的认识也应该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曾经把政治系统看作是一个互动的系列，活动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输入和输出的复杂关系，而输入端又存在着“要求”和“支持”两种状况。他在分析“支持”的含义时，认为支持可以分为“隐形支持”和“显性支持”两种。“以行动来支持”叫作显性支持，“以一种态度或情绪来支持”叫作隐形支持。在此基础上，他又阐述了支持的对象（即政治共同体、典则、当局）、支持的领域、支持的量度等。他的这些思想无疑对我们研究政治认同问题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例如，我们可以将“支持的对象”看作政治认同的对象，那么政治认同就可以界分成以下三类，即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对典则的认同以及对当局的认同。不难看到，三类认同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特点，也可能遭遇不同的挑战或困境。

值得指出的是，方旭光的文稿形成之年份较早，因此有关参考文献、研究资料也基本上都具有那个时期的特征。在这次成书正式出版之际，他也没有大量增补最新的研究资料，从表面上看，资料似乎老了点。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能保持十多年前对政治认同研究状况的原样，从学术史研究的需要看，至少体现出学术研究阶段性成长历程中的某种历史印迹。这种历史印迹有助于他人开展发生学意义的学术思想排比梳理。

从方旭光当时研究政治认同的情况、特别是政治认同危机的表现看，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现在来看，他当年提到的许多政治认同危机现象，在今天时常可见。因此，就作者当时敢于直面问题，毫不回避的表现来看，这种理论勇气应该值得今天继续发扬！

杂乱无章地说上这些，权当作序吧。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邱柏生

2017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