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现状
一 关于民族旅游的研究
“民族旅游”的概念最早是由史密斯（Valene L.Smith）在1977年提出来的，著名美国旅游人类学学者科恩（Eric Cohen）将民族旅游定义为，针对在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5]尽管也有观点认为民族旅游是泛指跨民族间的文化旅游形式，由于在国内民族旅游研究更广泛地应用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之中，故本书将民族旅游界定在我国非主体民族，即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层面上。而在描述上，为避免表述不清，产生混乱，本书仍会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称谓。
随着我国旅游业不断发展与成熟，人们旅游经验日益丰富，作为以“异域风情”或“异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成为我国居民最受欢迎的旅游形式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特指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业态的术语，“民族旅游”开始被国内学界所采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界就开始关注民族旅游的发展，审视着民族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文化问题。国内著名旅游人类学专家周大鸣先生认为，民族旅游是指旅游者前往少数民族（或族群）的居住地区体验当地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旅游形式。[6]民族旅游是一种具有强烈文化差异性、空间异域化属性的旅游形式，是自然风光旅游与人文风情旅游的结合体，主要满足旅游者对他民族独特民俗风情猎奇及其所在地域奇异自然风光追逐的心理需求。“异域风情”或“异族文化”是民族旅游这种旅游形式的核心吸引力所在，地域文化差异化是吸引外来游客光顾的主要因素。在我国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造就了其山高谷深的优美自然风光以及鲜为人知的奇特民俗风情，民族旅游因此得到长足发展。民族旅游开始在我国的旅游市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开展得如火如荼。例如，在滇蜀边界高原湖泊泸沽湖畔，摩梭社区以“走婚制”习俗与碧湖蓝天而著称，云南元阳哈尼族社区以“长街宴”习俗与哈尼生态梯田而闻名。
二 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
本书研究所涉及的文化认同概念，主要是指有着相同生活地域、共同语言、相同血缘关系以及相同文化渊源的民族集合体成员对本社会群体的认同感。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中，这种民族集合体通常被称作“族群”，他们的文化认同被称为“族群认同”。而在旅游学的研究中，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居民群体则更多地使用“东道主”的概念。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旅游情境的重要性，在后续章节中出现有关“旅游地族群的文化认同”问题时，本书将更多地使用“东道主文化认同”的概念。
族群认同的概念与学术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国内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学者与国际社会在研究民族文化问题上越来越频繁的交流，族群认同的概念和理论开始被大量使用，并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之中。
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7]族群认同则是指某族群社会成员对其族群归属的认知与感情依附。[8]也有观点认为，族群认同实质上即为族群边界（Ethnic Group Bounda-ries），其表现为我群对内维持族群凝聚力的自我认同。[9]费孝通先生把族群认同的发生看作是一种“人己之别”形成的过程，而梁启超先生则把它看作是“对他而自觉为我”的过程。族群认同对于维系族群内部结构稳定，成员之间关系和谐，乃至整个族群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可以增进族群社会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同时，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建构可以促进多民族共同繁荣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 关于民族旅游对东道主文化认同影响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给东道主社会带来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其中东道主文化认同问题是民族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通过文献梳理，主要从国外研究成果与国内研究成果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基于人类学的视角，很早就开始关注旅游对东道主文化认同的影响，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
1.民族旅游带动族群文化复兴，强化族群认同
国外学者很早在研究人类学中的旅游现象时就发现，民族旅游带动族群文化复兴，强化族群身份，增强族群认同。旅游对于族群边界的保持、转化、重建有重要影响，旅游诉求的重要目标就是族群认同（MacCannell,1984）。旅游业体现了东道主居民在旅游中的独特性作用，这强化了东道主居民的自我价值意识，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Valen.L.Smith,2002; Adams,1992）。旅游对当地社区重新认识自身起了催化作用，当地居民通过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或者带有异域风情的传统文化符号来留住过去，在不自觉中实现了族群文化认同（David Jamison,1999; David Cuillier、Susan Dente Ross,2007）。凡登堡（Vanden Berghe P.L.）认为，通过工艺品和民俗表演地促进，旅游能够间接地加强族群内部的认同。阿丹姆斯（Adams V.）也在研究尼泊尔旅游时指出尼泊尔夏尔巴人（Sherpa）对旅游的参与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
2.民族旅游弱化族群认同，消融族群边界
民族旅游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有利的，负面的影响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逐渐显现，在国外学者研究旅游对东道主社会文化影响时，更多地关注到了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弱化，以及对族群边界的消融。随着旅游业的介入，族群之间的接触频繁，从而引起族群边界的瓦解（Gamper,1981）。当地族群社区那些依赖于旅游产业的成员认同的重新表述，加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Jamison,1999）。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经营者对族群文化不恰当的描述以及非原真性的展演会使游客把族群文化看作是边缘的失去生命力的文化，瓦解族群认同（Gillespie,1988）。泰耶（TEYE V.）与杰米森（Jamison D.）在考察了肯尼亚马林迪（Malindi）海滨旅游地东道主社区内部的民族冲突后，认为旅游促进了东道主对族群认同的再认识，暗示了社区内族群间关系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了削弱。
（二）国内研究成果
随着族群认同的理论与方法进入旅游学界，对中国旅游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旅游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国内学者在学习与吸收西方国家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以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开展了大量有关我国旅游对少数民族地区东道主文化影响的研究，得出与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相类似的观点。
1.民族旅游强化族群身份，增强族群认同
目前，我国民族旅游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强化了少数民族社区的族群认同。如黄瑾在对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在旅游开发中，随着屯堡文化成为发展旅游的支柱产业，从旅游开发中看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族群认同重新被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被强化。（黄瑾，2012）旅游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为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传统文化借助旅游大潮的高涨和机遇，乘势恢复和重建，已被淡漠和遗忘的文化出现了新的复兴局面（杨慧，2003；吴其付，2009）。在与游客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唤起了族群成员对自身归属的认识，进而引起他们对自身身份表述的强烈关注，在当地族群的文化认同上有着重要价值（周星，1999；张波，2004）。民族旅游促进了族群文化的发展，增强了族群文化传承的动力，对复兴族群传统文化、重构民族精神等有着巨大的影响（白莲，1999；曹慧中，2006；路幸福、陆林，2007）。民族旅游的发展唤醒了族群成员的历史记忆，强化了族群身份，从而增强了族群认同（徐新建，2000；黄福东，2005；周大鸣，2014）。旅游对复兴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族群认同、重构民族精神等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东道主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0]旅游开发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诸多好处，比如为当地人民改善了生活条件，打破了封闭状态，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民族认同意识，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激发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造和创新。[11]
2.民族旅游消减民族性，弱化族群认同
实践表明，民族旅游的发展在为民族地区做出积极的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消极影响，使东道主原有的民族性大大褪色变味，还贬低、淹没甚至糟蹋了民族文化（周大鸣，2014）。伴随旅游而来的文化商品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引起族群成员的迷茫，导致传统失落，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弱化（王杰，2006）。在不同环境下、不同旅游开发强度的目的地社区，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民族旅游对当地的族群认同影响程度的不同，孙九霞教授把族群认同变迁分为三种类型，其中在以各类主题公园化的民俗村为典型的社区中，高强度、异接触的旅游作用分化了社区的族群认同。[12]
四 关于民族旅游中东道主文化认同建构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在认识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族群认同建构的思路与方法。一是学习与再现传统。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利用不同于传统渠道的新方式去再现传统，强化学习与理解传统文化知识，并将其运用在日常的旅游实践中，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族群文化认同（Medina,2003）。二是文化创新与发展。旅游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展示族群文化，引起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下实现创新与发展，民族文化得到复兴（Grunewald,2002）。三是政府的干预。政府作为旅游开发的规划者，文化意义上的商人，旅游引起了政府对地方文化越来越多的干预，为地方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向政府表述自己不满的新手段（Wood,1984）。
（二）国内研究成果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在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建构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族群文化的创新与转型。在民族旅游的进程中，族群会在吸纳外来文化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形成民族文化再造和创新，借以完成文化转型，建构起他们新的文化认同（吴其付，2011；曹慧中，2007）。二是舞台文化展演。传统文化往往成为通过“有意识的创造”生产出来的旅游产品，舞台化的存在方式使文化拥有者重新反思、建构自己的文化，从而为自己确定新的文化身份和认同标准（麻国庆，2000；海力波，2006）。三是地方性与现代性的融合。面对现代化、全球化时代到来的现实，族群也在接触和接受着新时代的文化，努力地进行自身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地方性的文化融合现代性，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王良范，2005）。四是社会评估工作。针对民族旅游的社会风险，开展社会评估工作是防控文化危机的有效途径。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认知、情感、态度、行为四个维度精确地把握旅游目的地族群认同及其程度（刘青梅，2010）。通过社会评估，对作为文化创造者与发明者的族群成员进行引导，激发文化自觉，建立文化自信，使他们能够掌握对自我文化的解释权和发言权（周大鸣，2014）。族群认同的建构具有特定的形成机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旦形成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民族旅游发展一旦对东道主文化认同造成破坏，其重建和修复必将是一个艰辛而复杂的过程。
五 对现有成果的评价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旅游学与人类学关于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已深入开展，这些研究对民族旅游中的族群认同变化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与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认识到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产生了极其复杂多变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结合对旅游目的地东道主社会的田野调查，以及个案分析，以民族文化复兴与传承为切入点，探讨民族旅游发展对族群文化及族群认同的危害，总结出民族旅游发展对旅游目的地族群认同影响的必然性，并提出了族群认同变化的显著特征。
学术界对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问题的研究，有三个特点：
一是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影响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的影响，学术界的认识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刻，这些研究多以某个少数民族旅游社区为个案，探索旅游发展对民族文化及族群认同影响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理论支撑作用。
二是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危机原因的探究有待深入。有些学者在认识民族旅游对族群认同产生消极影响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在如何测定旅游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变化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没有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欠缺全面、系统的分析，本书将系统、全面地解析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危机的形成原因，这也是民族旅游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是关于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重构路径的研究仍不太系统。学术界在研究如何降低民族旅游带来的族群认同负面影响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族群认同建构的有益观点与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参考意义。但大多数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族群认同的建构，特别是针对民族旅游带给族群认同的长期负面影响背景下，族群认同变化的影响因子研究，以及族群认同的测定方法与理论依据的研究，都相对较少，研究还较为薄弱，只是在个别学术论文中有所体现。本书研究的重点则是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重构的整体性设计，将尝试着利用人类学、心理学及旅游学的理论，探讨族群认同变化的影响因子，建立影响模型，并结合田野调查的实践，探讨民族旅游中族群认同的重新建构。
[1]国家旅游局官方统计数据，http://www.cnta.gov.cn/。
[2]国家信息中心旅游规划研究中心统计数据，http://www.cnta.gov.cn/。
[3]云南旅游政务网，http://www.ynta.gov.cn/index.aspx。
[4]杨慧、凌文锋、段平：《“驻客”:“游客”“东道主”之间的类中介人群——丽江大研、束河、大理沙溪旅游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5]转引自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
[6]周大鸣：《人类学与民族旅游：中国的实践》,《旅游学刊》2014年第4期。
[7]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8]李泳集：《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转引自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9]杨慧：《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3年第1期。
[10]路幸福、陆林：《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1]曹慧中：《民族认同与民族旅游》,《民族论坛》2006年第2期。
[12]孙九霞：《旅游对目的地社区族群认同的影响——基于不同旅游作用的案例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