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古籍版本鉴定的基础
上面我们谈到，版本学各个方面规律的探索是根，古籍版本鉴定是果。这是不是说，古籍版本鉴定似乎纯属一种技术性的工作呢？当然不是。如果有着这样的理解而去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研究，那就会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而陷于无法解决的境地。因为古籍版本鉴定不能只满足于版本学规律的应用，而是同时还要在鉴定的具体过程中，对已探索到的规律性的认识加以检验，对某些认识的不足有所补充。也就是说，使已有的规律性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当然，也不能否认研究古籍版本鉴定是带有一定的技术性的，但更多的是带有高度的科学研究性。它要求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不但要掌握古籍版本鉴定的技术，而且要掌握丰富的文化典籍，如目录学、版刻史、学术史、历史等方面的学识。下面简略地谈谈这些方面的学识修养在古籍版本鉴定上的意义。较详细的要在附编《研究古籍版本目录学应具有的知识》中叙述。
首先从目录学方面谈起。大家知道，在我国目录学的历史发展上，有着功用相同而体制不同的三种形式[6]。其中“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的一类，是分类编目。对于从事古籍版本鉴定来说，它是应该具有的基础知识和修养。关于分类编目，自汉刘歆撰成《七略》以来，几经变化，到了唐代，确立了至今仍于古籍上应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如房玄龄等的《隋书经籍志》，就是按四部分类编撰的。四部又细分为经部十类，史部十二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三类，加道、佛二附类。至清编纂《四库全书》，子部有所增加，计四部四十四类。子类之下又有子目。这种编目，能使读者知其要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对于这样的书目，能使初学者得到学术门径的指导。其功用不仅对于学者可“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而有益于学术，就是对于古籍版本鉴定的研究，也同样是有益的。因为书目上按照义例、时代所列举的大量书名，恰恰反映了古籍流传刻印的发展。书目上常见的一些用语就是如此。像《六经》，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始见于《庄子·天运篇》，至汉有《六艺》《五经》之称。《汉书艺文志》称《六艺》，又因《乐》亡，将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其后，各代续有《七经》《九经》《十三经》等名称的出现。再有，史部的正史，就有《三史》[7]《前四史》《十三史》[8]《十七史》[9]等说法。又如子部有《六子全书》[10]《十子全书》[11]等。这些，不正是古籍流传与刻印的发展史吗？从事古籍版本鉴定，如果熟知大量书名，又了解其刻印源流；既知其义例类别，又知其著作年代，这样，在具体的鉴定上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这方面的学识修养，可以说已经熟知门径了。
其次，再谈谈版刻源流史的学识修养的重要性。如《九经》小字本的版刻，据知有北宋刻本、南宋刻本，明清之际有无锡秦镤翻刻本，其后又有翻秦本等见于著录。又如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历代汇刻行世的有明代南、北二监的《二十一史》，毛晋汲古阁的《十七史》[12]；再如《文选》，有唐李善等六臣注六十卷本，唐吕延济等五臣注三十卷本，都有宋刻本行世，其后又有翻刻宋本[13]。如果一个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研究的人，具有丰富的版刻源流的学识修养，在识别古今真赝上，自然会从这些丰富的版刻中得到启示，并结合实践经验，对版刻不同的古籍，做出正确的适当的鉴定。
还有，历史学的修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就“史讳”而言，谁都知道，这在鉴定版本上是很重要的一项根据。至于学术史的知识修养等，可参考附编。
总之，古籍版本鉴定，在版本学的研究上，不是单纯的技术性的研究，而是具有高度科学精神与丰富的学识修养的一项学术研究。何可简单视之哉！
[1] 《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古者史官既同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洇没，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又说：“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诏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
[2] 方厚枢《从目录学入手》一文说：“我国古籍数量浩如烟海。仅收入各种丛书的古书，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统计，就有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没有收入丛书的单刻本……清代以前的……，估计不会少于一万种。清朝一代的……，据……《贩书偶记》……，约有一万种；再加上小说，戏曲……，据估计，我国古书的总数约有七八万种之多。”（原载《光明日报》，转引自河北省文化局编《古旧图书业务知识》，1962年版，第380—384页）
李诗《谈谈我国古籍》一文说，我国古籍非常丰富……大致的估计，现存……约有七万种到八万种……我们已有的数据有下列的几个：
a.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种古籍……《中国丛书综录》……统计，其数字为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
b.未收入丛书中的单刻本……《贩书偶记》的记载……（清朝一代的）约有一万种；清代以前遗存的单刻本……估计也不会少于一万种。
c.“地方志”……，《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统计，是七千四百一十三种。
以上三大数据，就接近七万种，还有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唱本和佛经、家谱、金石拓本等没有统计在内。（见《文汇报》1961年11月1日、8月11日版）
[3] “古籍”是个笼统的名词，指书籍著作的时代划期而言。我们现在一般地将“五四”以前的著作划为“古籍”。（见《文汇报》李诗《谈谈我国古籍》）
李颖珊《古籍分类的研究》中说：“什么是古书？我国古籍，至为众多，应当分类的，固不在新旧上有所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古书分类，在事实上，不能不把新书旧书加以划分，以定范围。因此，我们暂时认定，所谓古书是指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前人们所著、所印写的书籍。为了扩大研究，推广用途，近代之人（包括外国汉学研究者）所著而包含的内容，均为古事古物（如考古史与金石甲骨文字等）和说古经、辨旧事的一类书籍，我们也不能不认为是与古书有关的著作，而以古书同等对待。至若古书重刊，古书新印，书虽出于近年，而内容全系古籍，那就不问他装订如何，不能不视为与古籍一样了。”（1958年7月在古籍训练班的讲话）
《古旧书业务知识》一书上说：“什么是旧书？所谓‘旧书’是为了区别于‘古书’而论的。我们一般习惯上把木刻本线装书称作‘古书’，把铅印本的平装或精装本称为‘旧书’。从时间上说，旧书的出现，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又不能完全按历史分期的办法，把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刊印的书籍都列入‘旧书’范围。因为这个时期我国固有的手工雕版印刷书籍还在广泛地使用。大体上把凡是用机械印刷的书籍，包括铅印、石印、影印、胶版等印行出来的书籍列为‘旧书’是可以说得通的。”（北京市图书发行印刷职工业校讲义，1964年7月）
[4] 《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按，意即善本）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5]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而藏者精于讐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6]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则其要义可得而言，属于第一类者，在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
[7] 南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引《江表传》所记孙权和吕蒙的谈话：“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8] 唐，吴武陵著有《十三史驳议》一书。
[9] 明薛应旂《宋元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10] 明顾春世德堂刊有大字本《六子全书》。（《老子》二卷，河上公章句。《庄子》十卷，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列子》八卷，晋张湛注。《荀子》二十卷，唐杨倞注。《扬子法言》十卷，宋司马光集注。《文中子》十卷，宋阮逸注）
[11] 清苏州书坊汇刻。
[12] 顾炎武《日知录》：“洪武初，悉收上国学。（按指元时的刻版）今南监《十七史》诸书，地理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据知南监《十七史》悉收元大德丙午（1306年）十路儒学合刻之《十七史》之有存板者，加以补缀而成。据著录可征者，知元刻史版有太平路之《两汉书》，池州路之《三国志》，瑞州路之《隋书》，信州路之《北史》，平江路之《唐书》，杭州路之《辽史》《金史》等。因之，南监之《二十一史》多存宋监和元各路儒学旧版，其中有宋版七，即《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为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井宪孟刊于四川的《眉山七史》版；有元版十，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唐书》和《五代史》。其《辽史》《金史》为翻元版者，《宋史》《元史》二书为明版。
[13] 《文选》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自隋曹宪以后，研究和注释《文选》成为一项专门学问。唐初，李善曾受学《文选》于曹宪，其所注《文选》可称集大成。历来有“淹贯古今”的评价。至开元六年（718年）工部侍郎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之注。世称《五臣注文选》，与李善注别行。《中国版刻图录》收有宋淳熙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刻本《李善撰文选注》，后有尤袤跋尾，故世亦称尤延之本。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顾广圻为胡克家校刻本即据此影刻。今传有中华书局印行胡氏翻刻之本。《中国版刻图录》还收有宋杭州开牋纸马铺锺家刻三十卷本《文选五臣注》残本。此书现存第二十九卷（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三十卷（藏北京图书馆）。《图录》另收《文选注》系合李善注与五臣注为一而合刻者，为宋绍兴明州刻，递修本，约刻于绍兴二十八九年（1158—1159年），明袁褧嘉趣堂仿宋裴氏刻六臣注本，胡刻李注《文选》。湖北崇文书局翻本、广州书局翻本，传世较多。